第一章哥哥你走西口晋商的发迹之路（第2页）

人合是指山西商人除了注重团体发展、注重与各地商人的和谐相处外，还注重与官府的交好，这些都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际环境。

晋商，尤其是山西票号，十分重视人和的作用，重视与各方面的和谐共处。山西商号之间是讲相与、讲帮靠、讲互济，而与官府的联系更为密切，当时山西著名的商号大多与清政府的要员来往甚密，以其为发展后台：如蔚盛长票号交好庆亲王，百川通票号交好张之洞，协同庆票号交好董福祥，志成信票号交好粤海关监督，三晋源票号交好岑春煊，门升昌票交好历任粤海关监督、庆亲王、伦贝子、振贝子和赵舒翘等。

结交政府官员，给晋商尤其是票号带来了巨大利益，使官商之间达到了共存共荣的程度。官员得到晋商财物上不遗余力的支持，使自己的仕途畅通无阻，平步青云；而晋商也因此声威大壮，并获得了大量低息或无息存款，赚取了巨额利润。就拿百川通票号来说，据史料记载，渠源浈投资30万两白银开办了票号，起步阶段每个帐期的分红也就是每股1万两左右的白银，后来存入了满清旗人的一笔存款，数额达3000万两白银，利息分文不要，在这之后生意越做越好，放款日益增多，利润大长，每股分红高达2．23万两，共计30股，这次分红利润达66万多两白银，百川通票号共开办59年，赚得利润近千万两白银。由此可见，官商相合之威力！

有了天时、地理、人合的相助，再加上晋商独特的经商头脑和勤奋的经商精神，很快的，晋商就开始“威震”全国。

3．特色制胜：商帮，团队，票号

显而易见，晋商之所以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不是因为“引车卖浆”或“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一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

晋商中取得成功的人非常之多，而且他们都是“比邻而居”，从这一点上看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并且他们还有着一种或几种通行天下的“利器”，那这些利器到底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晋商经营的三大特色法宝：商帮，团队，票号。

商帮

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群体力量的发挥。他们用传统的同乡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爷的方式，加强相互间的认识，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交往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晋商这种的群体精神，首先来源于家族间的团结和睦。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祁县乔映霞主持家政时，把其兄弟集中在一块，让练有武艺的九弟先把一双筷子折断，接着又让其一次折九双筷子，结果折不断，其意即在让众兄弟团结互助。

在家族亲缘关系的基础上，在长期异地奔迫的条件下晋商的地缘组织也逐渐发展起来。清朝乾隆末年，在典当业中已出现了所谓“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的说法。“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逐步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O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从而形成了一个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

团队

晋商将群体精神充分运用到商业经营的各个方面。他们的许多做法，即使现在看来仍具有非同寻常的借鉴价值。

晋商鼎盛时期在全国各地都有会馆设立，以地域同乡关系为纽带结成许多商帮，较为著名的有泽潞帮、临襄帮、太原帮、汾州帮等。在雄踞国内市场的同时，晋商又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他们东至日本，西抵俄国，形成了特色鲜明三大经营性商帮“票帮、驼帮、船帮”。这些不同的商帮，在帮内互相扶助，共同进退，颇似现代的流行的“战略同盟”、合作伙伴。

晋商还发明了著名的“联号制”，并创立了“股份制”的雏形。联号制是由一个大商号统一管理一些小商号，这样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就能充分发挥了企业集体效能。这已经具备了现代集团制母子公司的基本模式；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山西商人具有大商业才能，现代美国托拉斯式的跨国企业集团，在19世纪的中国就已经有了雏形……”。股份制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企业经营中充分发挥了员工的团队作用。

票号

百多年前，人们已经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山西票号的经营实力了。但这句话不只是夸耀票号的经营实力，它同时也说明了票号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便利。“万两白银”数量无疑是巨大的，即使按轻重算，也有近一吨之重。要带着这么多白银去往返各地实在是麻烦致极、危险致极，而用“一纸之符信遥传”这种汇兑方式代替现银往来，不仅安全方便，而且使原本流通滞慢的商业血脉瞬间通畅起来，而整个社会的财富也随着这种通畅得以迅速增长。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对票号的历史贡献，曾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到了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近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共450家分号，经营的数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的，山西票号由此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光绪仓皇逃往西逃。路过山西时，票号不仅完全支付了这个流亡政府的各种花销，而且还送给慈禧、光绪不小的旅费，其中仅“大德通”一家商号就拿出30万两银子。

1905年，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想要自己开办一家银行，以他这样的身份开设的银行，自然是想比别人开得更为规模浩大，更加的大把赚钱。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大批经验老到、能够独当一面的人来经营管理，袁世凯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商人。

那一年的六月三十日，天津《大公报》的一篇新闻中说，“袁宫保以银行为财政枢纽，而欲办银行必须培养人才。山西汇号一切办法尚与银行近似，拟招汇商学徒，在津设立银行专门学堂……已派董观察赴晋劝暮矣。”

票号经营的成功，连西方人也为之惊叹不已。当时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给本国的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经手，它的作用几乎与比英国银行还要大。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

4．四海为家，不拘于一隅

如今看来，晋商当初能勇敢的走出家门确实是非常有魄力和远见的。我们知道，进行商业活动的最基本前提就是有勇气走出家门，面向全社会甚至是全世界，投身于市场洪流之中。而这在当时，对于上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信奉土地就是立家之本、财富之源的传统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再加上历代王朝统治者大多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歧视、限制商人。道路的闭塞，旅途的艰辛，各地风土人情的千差万别都为传统的中国人出外经商设置了重重障碍。很多中国人因此固守乡土、老死故里，终生没有迈出自己的家乡。

山西商人最先冲破了地域的局限，开阔了视野，看到了缤纷多彩的外部世界：在他们的心中产生了敢于闯**四海的观念，“若问我祖来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这是一句流行于华北地区的民谣。在华北地区很多乡村居民的家谱、族谱中，把山西洪桐大槐树定为自己祖籍所在的数以百计。这种现象昭示世人：在很久以前，山西商人的脚步就开始迈出了家乡，走向邻近的省份乃至全国。

山西商人在飘泊中找到了商机，找到了兴旺发达之路，也找到了乐趣。

长年何曾在乡国，心性由来好为客。

只将心事寄江湖，利市何愁远行役。

烧钱酾酒晓祈风，逐侣悠悠西复东。

浮家泛宅无牵挂，姓名不系官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