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突破九 超前思维突破未来的风险（第2页）
第一家麦当劳连锁店在法国巴黎开业，经过辛苦努力，麦当劳逐步被法国人所了解和认同，生意越来越红火，这极大地推动了法国连锁店的发展。
但由于让利过多，使公司在法国的连锁店获利太小，总部曾多次要求修改利润分配，但遭到拒绝。
此时的克罗克毫不客气地使用了他连锁店的经营哲学中的重要一点：有限控制。麦当劳公司以公司的名义向法庭起诉，状告巴黎的连锁店“不合卫生要求”，最终巴黎的14家连锁店不得不摘下了麦当劳的招牌。而公司则在巴黎及其他城市重开连锁店，利润分配水平也达到了公司要求的标准。
任何一家企业到海外发展时，与当地文化都有一个碰撞、摩擦、融合的过程，这对于公司的发展十分重要。麦当劳公司进军日本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麦当劳公司在进入日本时首先碰到的就是如何面对日本人所特有的观念问题。将麦当劳引入日本的日本人藤田在与麦当劳公司签约时，就坚持认为麦当劳必须日本化，必须是日本公司。之所以如此，按藤田的道理就是：“日本人有一种自卑感，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来自外国，文字来自中国，佛教从韩国传来，而战后从可口可乐到IBM都是美国的。而日本自己的民族文化已经所剩无几了。因此，我们不喜欢中国人，不喜欢韩国人，更不喜欢让我们吃了败仗的美国人。”
藤田认为麦当劳能够被日本人接受，但是前提条件是：至少使日本人从表面上看不出来是进口的美国货色。
1971年，麦当劳公司与藤田签订了协议，双方各出一半资金，组建日本公司，由藤田负责在日本的麦当劳连锁店的开发。
藤田干劲十足，决心以最快的速度让日本人知道有汉堡这样的好东西。他到处讲演，利用传媒界广为宣传。而他劝人接受汉堡包的理由也令人发笑，他经常振振有词地说：“日本人为什么长得矮了？皮肤为什么泛黄？因为过去的2000年，我们只吃米饭和鱼，如果日本人从此改吃汉堡包和马铃薯，一定会长高，会变成金发白肤的。”
1971年1月20日，日本第一家麦当劳开业了，第一天营业额达6000美元，创了麦当劳公司成立以来的连锁店首日营业额的最高纪录。在以后短短的18个月里，19座金黄色拱型“M”字招牌出现在日本的城市里。
从70年代的起步，到80年代的迅速发展，麦当劳公司凭借其锐不可当的攻击力，在世界上众多的国家纷纷登陆，所到之处无不引起空前的轰动。
1992年4月23日，是麦当劳公司历史上值得写一笔的日子，这一天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在最繁华的商业街道王府井大街南口的一家连锁店开业了，它标志着麦当劳公司进入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大陆市场。此后不久，麦当劳连锁店像落地的爆竹，在中国北京以及许多城市铺天盖地地爆炸开来。
如今的麦当劳已是名符其实的世界级快餐帝国。克罗克能够在50岁时，不折不挠，历尽艰难，建造起麦当劳王国，这充分显示其敏锐的判断力、顽强的毅力和超前的思维力。他那谦虚温和而又大方的形象永远为世人所爱戴。
3．超前的思维健康的发展
投身房产，击败“置地”，收购“青泥”，进军“九龙仓”，吞并“和记黄埔”，李嘉诚以他那长远的眼光，超前的思维书写着一笔笔辉煌。同时，他又多次到内地投资，兴办实业，捐助办学等，赢得了人们的赞誉，被称为“爱国企业家”。
李嘉诚并没有为塑胶业的飞速发展而盲目乐观，沾沾自喜。在冷静分析之后，超前的思维使他感到了一种危机感的存在，如果欧美的厂商都生产塑胶花，这样市场就会趋于饱和，竞争加剧；另外，随着人们消费观念的不断改变，鲜花必会受到人们的日益喜爱，而塑胶花会日渐落伍。他一方面抓住机遇，把销势正旺的塑料花全力以赴推向市场，另一方面开始考虑为下一步发展寻找新的切入点。
50年代的香港作为世界最大的自由港之一，具备世界上最先进的现代通讯网络，成为世界优良港口。它北靠我国内地广大疆域，面向南海，成为东方航运枢纽。香港占据了地理位置的优势。
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工业化发达国家已将重心移到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工业部门，这为香港发展轻纺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带来了好机会。而港英当局又实行繁荣经济的自由贸易，不征关税政策，容许自由进出口贸易、转口贸易，取消“禁止黄金出口条例”，废除不增发银行牌照法案，港元可以兑换任何国家、地区的货币，黄金进出口、汇兑不受限制等等措施，给香港插上了腾空的翅膀，从而出现了经济空前大繁荣的黄金时代。
这样一来，不仅港人纷纷办厂经商，外商也纷至沓来，形成了争先恐后的局面。然而十分矛盾的是，香港乃一弹丸之地，四五百万人已人满为患，如何还能容纳世界各地蜂拥而至的人？而且这种态势还在加剧。
经济繁荣，人满为患，势必会导致房地产业热，寸土寸金，投资房地产，必定会大有作为。富有远见卓识的李嘉诚，经过周密分析，大胆作出了他一生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至关重要的抉择，从而为使他成为超级巨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江”实业进入地产业的第一笔投资还是在1958年。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二战”后的第一次经济危机，香港也未幸免，香港的房地产业也进入萧条期，地价猛跌70％，许多房地产公司纷纷倒闭。李嘉诚看准时机，以极低的价格购进了几块地皮。他特别看中香港北角，并在那里兴建了一座十二层高的工业大厦。这座工业大厦不仅解决了“长江”的厂房问题，而且还空出很大一部分，他高价租给了别人。隔了两年，李嘉诚又在柴湾建了第二幢工业大厦。超前的思维使李嘉诚虽看准了房地产的乐观前景，但仍采取谨慎入市、稳健发展的方针，他没有走预售楼花的捷径，而是将之作为出租物业。不可否认，卖楼花能加速楼宇销售，加快资金回收，弥补地产商资金不足。但是这种做法使房地产商与银行形成了不可分离的关系，过分地依赖银行就不一定是一件好事。香港最大的地产商——英资“置地公司”的做法，即把重点放在收租物业上，令他十分赞赏。
所以李嘉诚不管资金再紧，宁可少建或不建，也不卖楼宇加速建房速度，也尽量不向银行作抵押贷款。他兴建收租物业，资金回笼慢，却有稳定的租金收入，物业增值，随时间的推移，越能显示出来。这从港府公布的统计数据可明显看到，在1959年港府拍卖市区土地平均价：工业用地每平方米104．85元；商厦、写字楼、娱乐场等非工业用地1668．44元；住宅用地164．75元。而到1980年，这三类拍卖地价分别狂升为29549．03元、124379．05元、13728．30元，升幅分别为280．8倍、73．5倍和82．2倍。地升楼贵，李嘉诚“坐享其利”。他拥有大批物业、储备的大量土地，使他成为香港最大的地主。
思维超前的李嘉诚不愧是一位精明的投资家，他绝不干冒险、投机的生意，他在物业上的保守做法自有他明智的理由，这可从银行挤兑风潮中看出。1961年6月，潮籍银行家廖宝珊的“廖创兴银行”因大量购置物业，而引发存户挤兑风潮，令廖宝珊脑溢血猝死。1965年1月，“明德银号”因参与房地产投机，使其没有流动资金，故而挤兑破产，这一风潮又导致“广东信托商业银行”轰然倒闭，使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陷于危机之中。而在这次危机中，“长江”的损失，与同业相比微乎其微，并在低潮中稳步拓展。
1966年，大陆开展了“**”，这场长达十年的动乱也使香港经济受到了损失。特别是红卫兵火烧北京“英国代办处”的事件，引起了香港各界人士的忧心忡忡，甚至很多人担心中国会不惜一切代价用武力收复香港。于是许多思维滞后的商人纷纷低价出售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工厂、商号、住宅、酒楼等，携款迁居国外。
李嘉诚也一直密切地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但他认为跑到国外并非明智之举，大陆的动乱只是暂时的现象，大陆也决不会对香港动武。于是，超前的思维使他大胆作出了惊人的举措，人弃我取，趁低吸纳，带领“长江”实业大量购进便宜的地皮，他坚信好的时光一定会到来。到1969年，最大的地产危机过去了，大规模移民潮虽渐息，而移居海外的业主，仍急于把未脱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他把塑胶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通过各种途径捕捉售房卖地的信息。他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同时又利用地产低潮、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不少亲朋好友，都为李嘉诚的“世纪冒险行动”捏着一把汗，有些地产商，也正等着看李嘉诚的笑话，看“长江”实业栽跟头。
但1970年以来，香港百业复兴，转口贸易带动经济的普遍增长，地产业也跟着转旺，而盘下了许多地产的“长江”则身价倍增。有人说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只有李嘉诚自己清楚他的惊人之举是否含有赌博成分。不管怎么说，他是这场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但绝非投机家，这是由他富有远见卓识带来的好处。在70年代初，李嘉诚掌管下的“长江”公司拥有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的租金收入为390万港元。在1972年，李嘉诚又带领着“长江”公司先后买下37块地皮，并兴建了大楼。他以8500万港元买进占地86．4万平方英尺的北角半山风景区“赛西湖”地面，兴建了10座各高达24层的高级住宅，并将其余空地建成娱乐、休息的度假村。另外，他还与“新鸿基”、“亨隆”、“周大福”等集团联合，买下湾仔海旁的“高士打道”、“英美烟草”公司地皮，兴建了“伊丽莎白大厦”和“洛克大厦”。他又与“南丰集团”联合，买下太古山谷第一号地盘等。这样，致使“长江”公司在1976年，已拥有房屋面积达638万平方英尺。
1976年10月，“四人帮”跨台，“**”结束。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使经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香港经济的进步。这一切都使得以前迁居国外的港商纷纷回来投资办厂，而且许多外商也不断进驻香港，兴办各式各样的企业，并且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向大陆投资办厂，兴办企业，从而使得香港的房地产如日中天，价格狂涨。到80年代末期，地价已涨到20倍之多。这个时候，“长江”实业所拥有的房屋面积达1500万平方英尺，从而与香港政府、“置地公司”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1971年6月，“长江”实业专门成立“长江地产有限公司”，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发展房地产业。也就在这第一次公司的高层会议上，李嘉诚踌躇满志地提出：要以“置地公司”为奋斗目标，不仅要学习“置地”的成功经验，还要超过“置地”的规模。李嘉诚的超前的思维远大的理想却招来了股东们的嘲弄和公司管理人员的怀疑，其中有一位站起来质疑：“与‘置地’等地产公司相比，‘长江’还只能算小型公司，如何竞争得过这个地产巨无霸呢？”
“能！”李嘉诚充满自信地回答：“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公司，都是由小到大，从弱到强。赫赫大名的遮打爵士由英国初来香港，只是个默默无闻的贫寒之士，他靠勤勉、精明和机遇，发达成巨富，创九仓（九龙仓）建置地、办港灯（香港电灯公司）。我们做任何事，都应有一番雄心大志，立下远大目标，才有压力和动力。”顿了顿，他接着又说，“当然，目前‘长江’的实力，远不可与‘置地’同日而语，‘置地’的基地在中区，中区的物业已发展到了极限，寸金难得寸土，而寸土尺金。‘长江’的资金储备，自然还不敢到中区去拓展，但我们可以去发展前景大、地价处在较低水平的市区边缘和新兴市镇去拓展，待资金雄厚了，再与‘置地’正面交锋。”
事实证明，李嘉诚的抉择是正确的。作为“东方明珠”的香港，可谓寸土寸金，李嘉诚能够以超前的思维能去综合分析，看准时机，买进卖出，以超人之举奠定了他雄厚的基础。
4．成功是永远领先“半步”
刘永好的思维智慧在于他领先别人的不是一步，也不是同步或滞后，而是半步，不急不躁，不疲不蹋，恰到好处。其实这正是思维超前的一种智慧，这是一个竞争异常残酷的社会，如果你过分超前，势必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而只有适度超前才是最可取的方式，既不会引来别人的侧目或攻击，又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走在了别人前面。杰出人士的成功通常都是因为灵活地用了这一点。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中国区总裁柯尔先生在回答中国的MBA学生的问题时，曾告诫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是知识，但更重要的是要学到“智慧”，商人的智慧。因为，知识允许有一些不合时宜之处，但智慧却足以使知识的任何一点不合时宜得到最恰当的调整。
杰出人士刘永好能够将“希望”和“新希望”经营得如此成功，正是体现着他商人的智慧。他一向稳健的风格和超前的思维能力注定他不会是一位盲目的昙花一现的狂热企业家。他成功的秘诀及智慧所在就是：永远领先半步的超前思维。既不过分超前，引来旁人的侧目，成为先驱的实验品，也不可滞后，迟疑不决，反应迟钝，而是要“适度超前”。
新希望集团现在取得的辉煌，再一次确证了刘永好的“超前”思维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这个“超前”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尺度，对于他意味着“适度超前快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