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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行动的积极分子

释迦牟尼曾有一番颇具启示性的谈话，说世界上有四种马：第一种马是看到主人的鞭子就立刻飞奔出去的骏马；第二种马是看到了别的马被鞭打，就立刻快步奔跑的良马；第三种是要等到自己受了鞭笞才开始跑的凡马；第四种是非要受到严厉的鞭打才开始走的驽马。同样，世界上也有四种人：第一种是远远地看到别人陷入老病死的痛苦中就立刻心生警惕；第二种人是要等到老病死离自己不远时才会心生警惕；第三种人必须是自己的近亲陷入老病死的痛苦才知道警惕；第四种人是非要自己亲身感到了老病死的痛苦才知道悔不当初。

我们可以由这个比喻发挥一下，说遇到问题时，世界上有这样四种人：第一种是今天立即解决的人，第二种是等待明天解决的人，第三种是一味发愁今天明天都难以解决的人，第四种是问题已造成恶果再也难以解决的人。

英国J。M。巴利曾讲过一个关于她丈夫的有趣故事：我跟乔治结婚之前，早就知道他是个雄心勃勃的人。那时我们还没有订婚，他就把心底里的秘密告诉了我：他要写一本大部头著作，叫作《伦理学研究》。

“不过我还没有动手，”他习惯地说，“冬天一到我就动手，每天晚上坚持写。”

白天，乔治在一家公司供职当秘书。公司器重他，他只得把自己一天里最好的时间花在写信记账上。他说，等书出版了，他就出名了。

我说：“要是你能多些时间自己支配来写书就好了。”

“我倒不在乎忙。”他像一个永远压不垮的英雄那样轻松愉快地说，“你留意到吗？世界上大凡伟大的著作，几乎都是出自忙人的手笔。毫无疑问，一个人只要有写作天才，作品迟早是要问世的。”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熠熠发亮，语调充满**。这种**很快感染了我。

每次我们一见面，便谈些未来，或由他滔滔而论，我合掌倾听。不久，我们就订婚了。乔治可不是个一般的情人，他不会三天两头嚷嚷“好人儿”呀、“漂亮”呀这类词——他从不屑这些。我们单独待在一起时，他就把手伸给我，让我一边儿牵着，一边儿听他热切地描述他那本《伦理学研究》。

我们订婚不久，乔治好言好语，要同我结婚。

“我定不下神写书，除非结了婚。”他说。

他一心一意想定下神写书，所以我就依了他。

9月里的一天，我们结婚了。蜜月里我们一谈起写书，就更觉得甜蜜。整个蜜月我们形影不离。乔治太爱我了，他不忍心丢下我不管，自己去写书。

我把我这个体会告诉他，他笑眯眯的。我越说，他越乐。我想，他对我的这种感情，一定就叫作“体贴”。过完了蜜月，我们回到了蜃景村的可爱小家庭，真是快乐极了！

“你就要动手写书啦？”到家那天我问。

“正想着这事。”他说，“你知道，这事使我牵肠挂肚。不过，通盘考虑起来，还是下星期再说吧！”

“你千万不要因为我把它耽搁了。”我热切地说。

“我当然就是为了你呀！”

“可是，浪费时间不好。”

“不着急嘛！”他不耐烦地一挥手。

我吃惊地看着他，他解释说：“我的意思是先要把全书纲要通盘考虑好。”

那段时间，我们的小家庭常常有客人来访。我把乔治写书的事跟他们许多人都说了。可现在迟迟不见他动手，我渐渐有点后悔自己不会保守秘密。

眼睁睁一个星期过去，接着又一个星期过去。我急了，便要他吃完晚饭就到书房里去坐下。他磨磨蹭蹭，一脸乌云。我把墨水瓶注满，把稿纸摆好，把一支新蘸笔交到他手里。他接了，嘴上也没说一声“谢谢”。

两小时以后，我送去一杯茶。他静静地坐在火炉边，笔落在地上。

“你睡着了，乔治？”我问。

“睡着了？”他叫了起来，好像我是说他犯了罪，“我在构思！”

“你还没有动笔？”

“我正想动笔，你就进来了。喝了这杯茶我就动笔。”

“那么我不打搅你了，亲爱的。”9点整，我走进房间，只见他照旧坐着。“我希望你给我弄杯茶。”他说。“一小时前我就端给你了。”“哦，干吗不讲一声？”“唉，乔治，我讲过的。瞧，就在桌头，你没喝。”

“我想你没讲过——也可能我想得太专心，没留意你讲过。你要叫到我答应才对。”

“我叫了，你也答了。”

“唉，亲爱的，”他一脸苦相，“你听我说，我脑子乱糟糟的，从没这样过！今晚上的工作全泡汤了！”

第二天晚上，乔治说他写东西的心情一点儿也没有。我听了这话显得很失望，他一下子变得怒气冲冲：“我可不能没完没了老写、写、写！”

“可你压根儿还没写过一个字呢！”

“你挖苦我。”

“你过去一讲到写书，就好像写书很快乐。”

“难道我讲过写书不快乐？如果你读过一点儿文学史，你就会知道，就连最勤勉多产的作家，有时候也会一个字都写不出来。”

“毕竟，他们总会起个头吧！”“好，明天晚上我就起个头。”到了“明天”晚上，他又磨磨蹭蹭不想进书房。“我去把卧室的画挂好。”他说。“不，不，你还是去写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