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子（第2页）
我称得上是酷爱音乐的，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唱，真要亮开嗓子放歌一曲，自信医院里没有几个人能比得过我。现在显然是跟不上趟了，成了该死的年纪不老的老正统。我真正欣赏的还是六十年代出版的《中外名歌200首》里的歌曲，对千部一腔的、做作的、歇斯底里的、沙哑粗嘎的、含混不清的纯港台、准港台和仿港台的所渭流行歌曲，只敢说能够忍受。决不会像听云南民歌《小河流水清悠悠》和青海的《花儿与少年》那样，两句一进耳就心醉神迷，通身的每个细胞都溶进了音符之中。那没有音乐的怪模怪样的吼叫，那缺少文化的搔首弄姿的低吟浅唱，怎么一下子取代了中国民歌和极丰富优美的各族民歌？中国有自己的通俗歌曲，这些一哄而起的时髦玩艺儿不能算是真正的艺术。音乐会上没音乐，艺术节上无艺术，文化活动少文化，一个文明大国和文化大国怎么可怜到如此地步！然而老百姓一哄而上，像赶大集一样追逐时髦。不管什么货色一律都水涨船高，你有再好的东西群众却不认账。你了解自己的同胞吗？你还敢说自己是中国人？也许是我自己真的落后了？跟不上这个时髦的社会了？
“哎，你又想什么了？”
“啊厖想歌星。”我对不住她，缺乏应有的礼貌和热情。更谈不上感激。她经得住近瞧吗？会不会也有一张男人脸？为什么她和钱瑛一样都是这么大胆，这么主动，如果像白星春那样自重一些，含蓄一些，也许更让我更动心，说不定我会主动追她……
小赵不怪，反而噗哧一声笑了：“校长当了还不到两个月，脸倒瘦得小了一圈儿。天天神不守舍，脑瓜不够用的。”“的确不够用的，一开课学校就走上了正规，必须保证教学。还有一大摊子医院的工作。”她关心着我的胖瘦，我有点得意，有点发热。其实对于中年男人来说瘦是一种精炼，未必是坏事。
“我不管那些。明天晚上开演前一刻钟我在和平剧院门口等你。不见不散，别忘了，啊！”
她不放心地、急切地、狠狠地盯了我一眼。这莫名其妙的、感情复杂的一眼似含有无尽的意味，不等我答应就匆匆走开了。好个“不见不散”。这约束力可不小。我真的要去赴她的约会吗？
她似乎很愿意让大家看见我堵住她而不是她把我堵在小道上谈个没完。但不想让人看见她给我的音乐票。可还是被有心人撞见了。钱瑛也去远征，好像无意间跟我走了个对面。她满脸狐疑，头发揪得贴紧脑皮在后面系成个黑炊帚，突出的略凹的大圆脸上男人的特征更明显了。我为她难过。
“小赵刚才跟你嘀咕什么了？是不是给你送戏票来了？”她声音不大，但很有力量。她在暗中监视我？还是监视小赵？
她们好像都有权力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别人跟我说什么与她何干？我对付这些女人的武器就是不吭声。不管她说什么，你只盯着，只听着，她自己讲来讲去就会感到没有味道了。这种漫不经心是对女人最大的残忍。你不伦说是说否，都容易造成两个女人之间的矛盾。
“她不是相中了你这个人，而是看上了你的名誉和地位。臭巴结！”小赵春不看得上我跟她有什么关系？她自己又是什么呢？
她看上了我什么？我本来也认为她似乎比小赵更适合我，现在不可能了。理由我将永远不会说出口。她有丈夫孩子，虽然她说不和谐。要拆散一个家庭也不那么容易。她为什么要吃着碗里看着盆里？并因此迁怒于想跟我要好的女人呢？女人间的敌意真是神秘莫测。我应该寻找机会采取最近的距离观察白星春和小赵，看她们的脸上是否也有男人的特征。果真如此一切麻烦都没有了。证明我的心理上有毛病。说来可笑，还是可怕？我身为医生，又是残疾人学校的校长，说不定自己也是残疾人，又如何救得了其他残疾青年？
我摆出的肉头阵很快取得胜利。钱瑛不再唠叨，被妒火烧得漆黑瓦亮的眼晴变得温柔了：“治国，你怎啦？”钱瑛近来对我的态度变化极大，在我面前不再百无顾及地胡数乱骂，不再跟别的男人嘻笑打逗。正经了，话少了。只有那时刻都在追踪我的目光永远是饥饿的。我有点怕她。进入这种状态的女人可以不顾一切，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即便不答理她她也不会放过你。闹不好会成为仇人，那又何必呢？又可怜，又可气。
“你看，”我转移了她的视线，有几个孩子轰赶着一个黑糊糊脏稀稀的庞然大物，慢慢吞吞、东摇西摆地晃悠过来。我还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猪，简直就是一头象。脊背如同一块凹形铺板，小孩子可以躺在上面睡觉。下面吊挂着一个半瘪的大麻袋。麻袋上坠着两排灰污污的**，像倒挂着的几十个荞麦面的大窝头。身上沾着黑泥、泔水、烂菜叶、孩子屎，带着一股臭哄哄的腥风臊气。那张举世闻名的极富个性的长嘴还在到处瞎拱，不管地上有什么都要插上一嘴。任孩子们在它屁股后面大呼小叫，甚至把砖头瓦块投到它身上，也全不在乎，照旧慢条斯理地东伸一头西啃一嘴。毛长皮厚，何惧小疼小痒。即使真的被重重的石块打疼了，顶多也是摇晃几下尾巴，摆动长耳，做出要跑的样子，待孩子们哄然闪开，它的长嘴又向垃圾堆伸去。它的骨架很大，身上的肉不多，只有一个沉重的十分突出的囊膪。它永远都是这么懒，这么饿。似这样东一嘴西一嘴，何时才能撑圆那个大肚子？
钱瑛皱起那可爱的塌鼻子，想要跟我说点什么悄悄话的兴致全没了。一尘不染的、闪闪发光的银灰色高跟鞋把一双秀足包裹得比女主人的脸更娇媚可人（把一团药布塞进这样的鞋里，让男人看了也会激动），带着女性挑战般地**力，也在不自觉地往后退，本能地躲避着猪祖宗卷起的尘土和臊臭。她拉了一下我的衣袖：
“快回屋吧，这儿太脏了。”
我的兴致才刚来，看的正入迷：
“小钱，我跟那群孩子一样也在轰赶着一头猪祖宗，怎么赶也赶不动，赶不转。所不同的是孩子们是闹着玩儿，我却是认真的。因为这是我的工作。真可以急死你，累死你。而我的猪祖宗明明还活着就已经不怕开水烫了。”
“人家跟你说真格的，你尽打岔！”
钱瑛抡起眼晴斜瞪了我一眼，竟自进屋去了。我没有幽默感，平时也极少同人开玩笑，怎么会跟她打岔？
说真格的，我不会在本医院找对象。大家彼此太熟悉了，有几个可以考虑做候选人的姑娘，在背后都曾被别人的闲话扒光过衣服。我一想到某个姑娘背面的形象就一点情绪都没有了。何况我也决不会冒将来有可能做乌龟或准乌龟的风险。
我舍不得丢开那头猪祖宗。看看孩子们能不能摸准它特殊的习性，找到它生存的规律，从而把它赶得跑起来。我不急于回到办公室。不错，办公室里有人在等我，或为公，或为私。有的需要我出主意、拿办法、发号施令。有的只是想利用我一下，说穿了也不是利用我，而是利用我手里的权力。我动脑子，动感情，有时还动肝火，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布置下去的事情却往往碰上鬼打墙，推哪儿也推不动，到处都是半身不遂。我或者发疯，或者也得半身不遂。
下午五点钟一过，医院就开始退潮，到响下班铃的时候人也差不多快走光了。我正好可以清静一会儿，从里面把门锁好。或躺，或坐，或闭目养神。任大脑的血液在这一瞬间突然全流光，只剩下一团意识的空白。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去想，心里舒服的很。
“咯噔、咯噔！”有人推门，实际是撞门。明知门已上锁，还要不死心地重撞几下，门锁被碰得“噔噔”乱响。一下子把我从入定的空灵境界拉回到沉重噪杂的现实中。同事们进我的房如同回自己的屋，不懂得需要跟我打招呼，不认为先要征得我的同意，不会轻轻地敲门，上来就推门而进。进不来再敲，亚若重锤。带着一种不耐烦，不信任。似乎知道我藏在屋里故意不开门。此时我想开门也不能开了，心里紧张，愤怒而不安，只能屏声敛气。没理的倒有理，有理的反像作贼。待来者确信屋里没有人，不解气地朝门上踢了一脚，才
“嘟嘟”地离去。
是谁对我这么大火气？简直是带着一股仇恨。我当医生的时候不记得有人敢这么对我不尊重。更没见有人把对我的火气杀在门上。当院长以后我经验的多了，有人对我一无仇恨二无火气，也是这般打砸抢式的锤门法。他们认为到院长的办公室来是官差公干，用什么方式进去都无所谓。看来大家对当官的敬畏远不如对一个好医生的敬重来得真诚和自觉。我一想起自己在公司办公楼里敲不开门的窘迫，就一点火气都没有了。准都有权力占用我的时间，惟独我倒没有权力支配自己的时间。不论什么人、碰上了什么事情、在什么时间都可以找我，都是“官的”。
筋肉僵硬，关节酸疼，疲乏在全身成片地扩散，麻木在颅腔里呈条状分布。直想早点回家，不顾一切地大睡他一夜。正象我宁愿这样呆到死也不想动弹一样。我心里最清楚，一旦我有空闲，静下心来休息，我渴盼的清静便离我而去，思想陷于无边无际的自我烦扰之中。热闹场面过去了，残疾人学校的新闻价值所剩无几，人们对它的兴趣和新鲜感逐渐消失，只给我剩下一堆各种各样的非常具体的麻烦。
她好开心啊，笑得像个丑八怪——这是记者的感觉。是他把她逗笑的，他却一直在冷酷地品评她、估量她她从未对着镜子练过笑。不知为什么很自信。认为只要是从心里想笑，真诚地笑出来就很美，姑娘的笑没有不好看的。她控制不住自己，老是情不自禁地笑起来，记者长得很帅，脑子里尽是怪问题，说话就更俏皮，把人逗得笑破肚皮他还是那付冷面孔。这次他可是专为自己来的，她滔滔不绝地把心里的东西全告诉他了，连自己的日记也让他看了。让同学们眼馋吧。爱妒忌的刘莹临出屋的时候故意把门摔得很响。活该，气死你！她知道窗户外边一定还有人往屋里扒头探脑。让他们看吧，等到记者的文章登出来那才真正值得看哩！在开学典礼上她认识了这位记者，就经常给他写信，她的希望寄托在记者手里的那支笔上。任何医术都不可能再把她变成一个健康人，只有一条途径能够帮助她实现比一般健康人还要荣耀灿烂的人生——这就是出名！像张海迪那样。她比自己残废得还厉害，可收到了无计其数的求爱信，成千上万的健康英俊的小伙子，有些还是很有知识的，都拜倒在她那瘫痪的脚下。达到那一步需要自己刻苦努力，更需要报纸的宣传。她如果有那一天，可以优先考虑眼前这个年轻聪明的记者。
她又想笑。她终于有了笑的机会，能够畅快的笑，连续不断的笑。“哗啦”一声，窗上的玻璃碎了。一块脏糊糊的砖头飞进来落到刘莹的**。谁叫她来的早，挑了个靠近窗户的好床位。活该倒霉。记者飞快地冲出屋去，也许还会有第二块、第三块砖头飞进来。她也想跑出去，由于坐的时间太长，她越着急越站不起来。双拐似乎再也支撑不住已经变成了大包袱的生命。记者也太胆小自私了，只顾自己逃跑，竟不来扶她一把。
一个无与伦比的疯子在公用医院的门口搅起一阵龙卷风。他鼻青脸肿，两眼血红，嘴里骂着不堪入耳又不能不入耳的脏话。四五个小伙子在扭扯他，却不能制服他。他抓住什么就用什么当武器，砖头，土块，立在传达室门口的气管子，食堂买菜的竹筐，噼里啪啦，吱呀乱叫。他还有一条腿是瘸的，不知原来就瘸，还是发疯被打腐的。疯子痛快，发泄的痛快，嘴里三皇五帝、祖宗爷娘的骂得更是痛快淋漓。看热闹的人也痛快，无论男女老幼，无论听到疯子说出多么难听的话，都不忸怩脸红，更不责怪他。似乎一切都合情合理，如果疯子不这样大打大骂倒是怪事了。够刺激！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经常不断地疯一疯、闹一闹，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乐事。
传达室的人和以平军为首的医院里几个身体还算强壮的医生，坚决挡住了这股疯狂的龙卷风。理由是公用医院治不了疯子，叫他们去神经病院。疯子的家属则央求说，神经病院人满为患，没有内部关系人家不收。也怪这个瘸腿罗汉疯得不是时候，应该等他的家人在神经病院联系好床位以后再发疯。他们身后跟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吓得哭哭啼啼，不停地喊爸爸。显然是疯子的儿女。疯子继续大骂：“谁说我疯，我日他八辈儿祖奶奶！”家属又求平军：“能不能给他打一针，让他睡一觉，老实一会儿。这个样子怎么把他弄回去？”平军打发人去喊院长。对付吵吵闹闹的事也许只有汪治国还有办法，他上前帮着摁住疯子的脑袋：“这时候谁敢给他打针？他一挣劲针头断在里边怎么办？”
汪治国跟疯子一照面，立刻就觉得自己能够治他。却苦于不能检察他的脉和舌胎。他一眼看见疯子身后那两个满面泪痕的孩子，立刻有了主意。他把他们拉到自已的身边，给他们擦眼泪，叫他们不要怕。说明自己是这个医院的院长，能够治好他们父亲的病。叫平军给他们端来一杯水。两个孩子刚开始的时候拒绝他的好意，渐渐信任了他的慈祥和力量。孩子的叙述、大人们的补充，让汪治国知道这个精神病人最早是因房子问题生气而疯。两年前曾发作过，先后住院三次，花去近千元。这次也是因暴怒复发，一夜一夜的不合眼，想起来就胡乱往嘴里塞点东西，十几天了光吃不拉。阳旺火郁，上扰神明。当以清肝解郁，宣泄阳明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