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申（第3页）
民警脸红脖子粗，被逼得张口结舌。没人再管我这个当事人。我不知该溜走，还是该留下来……
一个老警察喝开围观者走到姑娘跟前，脸上挂着笑，慢条斯理：
“你不是问什么叫这货’吗？汽车跟汽车相撞叫大祸，自行车相撞为小祸，你躺在地上不起来妨碍交通，是险兆事故，就叫这祸！”
看热闹的人又倒向警察，哄那女郎：
“对，她就是这货！”
“这货！”
姑娘语塞。老警察却不放过她：
“懂了吗？”
“懂了。”
“懂了就好，你违犯交通规则，自行车先留下，回单位开证明。明天到交通队去取！”
姑娘灰灰地走了，群众还在哄笑：
“这货，真是自找倒霉！”
我开始同情那姑娘。真想把自己的自行车让给她，又怕再挨她的骂。她现在肚里的火气肯定比刚才还要大。
我重新加入人和车的大流。人骑车，车挤人。前面无路，发生碰撞，产生一条裂缝。裂缝就是路。大家又继续往前流动，于是裂缝弥合，大流阻塞，再发生新的碰撞。裂缝又出现，又可以前进。不断地碰撞和磨擦，前面总是有希望。大家日标不同，动机不一样，却挤在一块并朝着一个方向流动。东挤西挤，总会让你达到目的地。我看见卫生局的大楼了，双腿不再轻巧有力，自行车变得沉重了，我突然对自己的使命失去了信心。教育局不发文凭，如果残疾学生毕业后能得到卫生局颁发的行医执照，比文凭更有用。有了执照就有了饭碗，也不枉是“职业学校”。倘若卫生局也像教育局一样毫无同情心呢？刚才那个被称做“这货”的姑娘或者那个老警察若是我，一定能办得成。我习惯于被人求而不习惯于求人。而且大地震之后我讨厌走进任何一幢楼房。似乎因大难不死而得了恐楼症。
对痛苦最没有记性的就是人。动物在一个地方吃了亏都会迅速逃离那个地方，再遇到类似的不吉祥的标志也会远远绕开。大地震把建设了几百年的新旧楼房全撂倒了，包括儿座固若金汤的号称能抗八级地震的现代大厦。很快新的楼房又盖起来了，仍旧如堆积木，墙壁像残疾人的木拐那么单薄。也许还不如旧楼更结实。如今建造这些危险大楼的人有许多都是在当年的大地震中捡了一条命，再次为自己和自己的后人埋下祸根。我为此曾请教过郭颢。他的解释是中国老百姓讲究不起，对付着有个窝住就不错了。严重地相互欺骗造成恶性大循环。造汽车的胡弄开汽车的，开汽车的胡弄坐汽车的，坐汽车的又去胡弄造汽车的，造汽车的也得坐汽车。大家骗来骗去，最后谁也没得到便宜。有的建筑工人故意往烟筒眼儿里丢砖头塞鸡毛，带着一股怨恨。反正自己住不上这大楼，让那些有福分住这所楼的人都被煤气熏死或者有一天再天摇地晃时砸死吧！不一定是恶毒，只是一种普遍的不负责任和对无可奈何的生活的一种发泄。
倘若不是我决定办这个残疾人学校，自己对这个学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不会轻易走进这座卫生局大楼了。硬着头皮走进来也心存惕惧，总疑心那钢筋水泥浇注的大拐随时会砸下来！结果还是砸下来了，一木拐似的脸，木拐般的神情，连伸给我的手也像木头一样没有温度。楼里阴沉的手也没有温度，像木头做的假手。楼里阴沉沉，一切都是冰冷的，没有生命，不怕任何病毒侵染。不愧是卫生局。果真是个最干净最卫生的地方。这个最干净最卫生的大楼死沉死沉地压住我胸口。我越是急于想摆脱它，越找不着能解决我的问题的门口和神灵。串了一个屋又一个屋，问了一个人又一个人。我这个三流医院的院长只适合在简易平房里发号施令，要想做这样一幢楼房的主人就得当局长。
总算碰到了愿意管事的人。他怪模怪样地打量我，森森黄板牙，挂着烟丝、饭渣。厚嘴唇兜不住过多的口水，湿漉漉肮脏而又结实。我总感到那张嘴是个巨大的陷阱。“你这事好办，求到我算你找对门了！”他相貌可怖，办事倒痛快。几乎没有认真看我的介绍信，就拉开抽屉拿出了卫生局的公章，我长出一口气。那象征权力的木头疙瘩却停在了空中：“我听说你们的校舍太不像样子了。你这样的大夫教出来的学生错不了，但学校总要像个学校的样子。这样吧，我找儿个人给你们整修一下，你出两万块钱的劳务费。”
我吓了一跳：
“我们是办残疾人学校，不是开宾馆，用不着太讲究。我们自己已经把办学用的房子打扫干净，也做了必要的修饰和美化，我看可以了。”
“你们干这个不行，我手底下有个私人承包的小装修队，绝对靠得住。”
我明白了，他利用职权给包工队揽活。包工队当然也不会亏待他。这个残疾人学校是我脑袋一热的产物，至于为什么我突然对残疾人的事热情高涨，连我自已也不清楚。也许因为我的医术是残疾人教的，我有义务再把它还给残疾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分钱的经费，我原想这个学校也花不了多少钱，讲课基本上靠自己，学生在本医院临床实习，还有什么地方花钱呢？原来花钱的地方很多，我都没想到。还没有干什么事情先不得不考虑钱的问题，我替自己叫屈。幸好碰上了痛快人，直来直去地要钱，让我心里明白，长了见识。刚才那些绕弯子拒不接待我的人也许是因为无利可图。他们以为我是借残疾人发财吗？看他的样子是认真的，两万元从他粘糊糊的嘴里吐出来就像是两元、二十元那样轻巧。连他咧嘴一笑都让我感到碰上了一头食肉动物。也许平军是对的，你办一件事情是为了赚钱，光明正大，大家都能理解，别人想来分一杯羹也是正常的，你也应该理解。像我这样不是为了赚钱而办学，出于真心和善意，反而无人理解，别人分不到羹就以为我想吃独份儿的。
“怎么样？两万元不算多。到工商局买一个营业执照差不多就是这个价几。想不到你们医生要想赚钱也很有一套。”我实实在在的愚钝，在他眼里好像是故意装傻充愣，根毛不想拔。
这是**裸的交易。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接受这笔交易。花两万元替我的几十个学生（先招收两个班，我估计至少会有八十人）每人买张行医执照，还是合算的。先不想去哪里能搞到这两万元，也不必跟他多费口舌再解释什么或进行一番我并不擅长的讨价还价。两万元没有，两千元照样也没有。反正都是没有，为什么不痛痛快快地答应呢？眼下我最需要的是卫生局的大印，让他们承认我的学校，承认我的这几个教员的医术。我真希望他立刻躺倒，我一针就能让他变成哑巴或半身瘫痪，让他尝尝当一个残废人的滋味。看他还用什么办法把自己的阔嘴涂得油腻腻的。知识分子无能，只能在心里发狠，给自已的精神上出气，事情真轮到头上又会手软。
我也算没有白跑这一趟。有损失，损失的是金钱，金钱算什么！重要的是有收获，而且是重大收获，卫生局同意了我们的教学内容，学生毕业后可得到行医证明。但我的感觉可不像刚才那么美妙了。手里没有一笔数日可观的任由自已支配的钞票，我这个院长兼校长就一钱不值。我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包打天下。如今办什么事都离不开钱，我好像刚开了点窍。既然办学校就要像个学校的样子，学生要开好几门课，还要请不少老师。请本院的医生讲课虽然好说话，也要付给一定的报酬。现在白使唤人或搞义务劳动是不可能了。还要到医学院请个正南巴北的懂得教学的老师，做我们的顾问兼任解剖学的课程。不知又会给我开出一个什么价码？试试看吧。
接近中午，天色仍不开朗，浑沌沌空气里带着一股土腥味，却并无风沙。太阳似有又无，清冷而凄苦，说有吧没有光芒，说没有吧又确实挂着一个浑圆的影子。愁容惨淡，仿佛得了黄疽病。我不也给自己找了一块病吗？医学院全是新房子，但没有一栋房子有精神，格调大不如前。从前那些式样不一的青砖楼房，虽是旧的、有的已经建成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但稳重优雅，组成一个错落有致的清静高深的高等学府。如今这一片新楼毫无出众之处，像普通居民区，像臃肿庞大的无所事事的行政机关。医学院的黄金时代过去了。找我看过病的一位副院长向我介绍了白星春。讲她是教解剖学、生理、病理最合适的人选，是医学院很受学生欢迎的讲师。绝顶聪明，其聪明甚至逼退了许多追求她的男人。可见女人不可太聪明，除非你想以男人为敌。她当初如果分配到医院里很可能会成为林巧稚式的人物。据说她至今还没有碰到一个比成功更有魅力的男人。很刻苦，自己写了不少文章也翻译了大量国外的东西。但有没有时间和兴趣到残疾人学校去兼课就很难说了，完全取决于她本人有没有兴趣和时间。听了副院长的介绍我估计残疾人对这样的人物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医学院也不可能动用行政命令强迫她给我的学生上课。我靠什么吸引她或动员她来给残疾学生讲授《解剖学》和《生理学》呢？
她的情况倒惹起了我的好奇心，成不成也要见她一下。今天我运气不错，不能辜负这运气。副院长派人把我领到白星春的教研室。她正要下班。眼前闪烁着一片白光。乳白色的滑雪帽，乳白色的拉毛围巾，古里古怪的我从未见过的但又不得不承认跟她的身材、容貌、肤色极其般配和谐的外衣——也许是羽绒的也许是纯毛的也许里面是裘皮的鬼知道是什么质量的。果然有点怪，这身衣服在全市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件。冬天里，白色格外醒目，白得令我晕眩，不敢正眼瞧她。她的脸却愈益向我逼近。有股时兴的傲劲。黑黑的两只眼晴连在一起，像一条窄长的乌云，偶有闪电从云中迸出。我本能地躲避着这闪电。一股奇香钻到我身上。我又想扑向闪电。这样的老师往讲台上一站会使整个教室飘满诱人的香水味道，学生们会怎样想？可以肯定学生们会喜欢她。只有这样的同行才配得上“白衣天使”的称号。我是知道自己身上永远都有股刺鼻的药味，这药味仿佛是与生俱有的，脱光了衣服，洗完了澡，也无法除去药味。妻子曾挖苦我从一出娘胎、在骨子里就带着药性。糟糕，我又想到了惠英。亡妻一出现再看白星春，光环退去，并不是美得天上难找，地上难寻的人物，她的嘴有点大，两颊太瘦。不像我第一眼看到她时感觉的那么漂亮，那么光彩逼人。
“您找我？”白星春眼晴闪亮，充满生气，没有让座，想三言五语就把汪治国打发走。
“我们想请您讲课。”
“对不起，我没有时间。”她清晰而骄傲地说。她甚至没有兴趣打问站在她面前的人是谁、请她去讲什么课。可见这类事情很多，她已经厌烦了，不愿浪费口舌。只是出于礼貌还站在那儿，因为汪治国没有走且又堵着门口她不好丢下客人拂袖而去。
美本身就是一种优势，它构成对别人的压迫。汪治国无法保持如常的镇定，感到窘迫智短。愈是窘迫愈看她美得独特、新得惊人。不甘心就这样被她一句话把自已堵回去。卫生局的大衙门都闯过来了，日星春也算是同行，看上去还是晚辈，干嘛要被她吓唬住。
“我们不会占您太多的时间，每周少则讲一次，多则讲两次。”
“每周都要讲一两次您还说占我的时间不多，那占多少才叫多呢？您好像有支配别人时间的权力！”她好厉害，语气里没有温度，更没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