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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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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经理极其家人悚然动容。他们还是好人,我心里感到温暖,好过多了。假死一次也值得。

“现在象汪大夫这样认真的医生不多了!”他夫人也不像是顺水人情随便说句奉承话。人心到底是肉长的。

高经理精神大长,威严中藏着亲热,亲近中透着居高临下的气势,寓关心爱护于批评之中:

“治国,你应该赶快结婚,这么大岁数没个女人怎么过日子?不要挑花了眼,不要把条件订得太高,差不离儿就行了!”

他越说越急切,恨不得立刻就给我办喜事,好像世上没有权力解决不了的问题。给身边的办公室主任下命令,“冠五,你那儿有合适的没有?”

周主任的眼神儿让我感到是在动物园里逗猴子:

“这好办,就看汪大夫喜欢什么样儿的了。”

我感到厌烦。最怕人们当众关心和议论我的私事,有些是真情实意的教训硬着头皮也不能不听。有些虚情假意的耍笑则难以忍受。我收拾好东西起身告辞。

“吃完中午饭再走。”经理夫人也许是真诚的。

“不,谢谢!”

“你不知道,治国从不在病人家里吃饭,怪毛病可多了。”经理给夫人解释,实际是调侃我。他怎么会知道,有本事的人都有自己的怪癖。何况经理家的饭是那么好吃的吗?

“看来我们当初选你当院长是做对了……”

我脑袋轰的一下——这就是他对我的感谢?也许高经理认为这是他给我的最好的报酬。我应该任劳任怨、服服贴贴地为他效力。当初提拔我当院长的时候有人就说过这样的闲话,说我靠给头头看病、对头头巴结的好才捞了这个油水不大麻烦不小的院长头衔儿:我当时真的为这话动了肝火,还想愤然辞职。可见这话揭到我的疼处了!后来只是因为我不想出自己的洋相、把自己搞得更尴尬,才没有干那种越描越黑的蠢事。自古医不叩门,我每次给头头看病不都是亲自上门?今天为给经理看病当场累晕过去,不是巴结又是什么?我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清高。当宣布我为院长的那一刹那,突然感到自己另一个层面上的意识苏醒了。院长的头衔、权势,对我不是全无**力。虽然只相当于科长,毕竟叫院长而不叫科长。虽然医院不正规、鱼龙混杂,有点像“联合国”,毕竟能指挥百八十人,而不是让一个蠢材骑到自己脖子上拉屎拉尿。这一点最重要,我占住院长的位子,那些不三不四、不地道的人就爬不上来,好人就少受点气。即使我什么事也不干,占住位子不整人就是了不起的德政!一个人在荣誉地位面前要永远做对立面是困难的,哪怕是像我这种自视甚高、在事业上又小有成就的人。当官这种事可遇不可求,既然送到你头上来了,又何必象傻瓜一样拒绝呢?我原来以为这是很严肃、很复杂、很神秘的事情。其实既简单又偶然,简单得像闹着玩,偶然得象瞎猫碰上个死耗子。人生不就是一连串的偶然吗?哪个偶然都有可能改变整个生命。

当官自然有它的乐趣,权杖如魔杖,让你心里有股莫名的**,难以集中精神干一件事或想一件事,无缘无故的亢奋和惶惑。你突发奇想说出的一句话,转眼就可能变成现实,权力的滋味多甜!仿佛领导一个让人头疼的医院,指挥许多散漫的经常被人求的人也像给病人开药方一样灵验。连大家看你的眼神跟以前都不一样了。以前决不会有这么多人注意你、观察你、品评你、妒嫉你、警惕你、讨好你、嘲讽你、甚至不知该怎样对待你。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往日的淡泊、恬静的情绪彻底破坏了。忙而不乱、目标专一的境界离我而去。周围的平和也不复存在。老是不安、不适应,这大概就是被那点狗屁大的权力给烧的!且老有一种岌岌可危的感觉。因此又常常提醒自己:追求权力是危险的,我肯定不是弄权的幸运儿,一个屁大的官位不仅会毁坏人的心性,说不定还会断送一帆风顺的业务前程。当今最有用又最美丽的头衔儿是“业务尖子”。专业无疑是一个知识分子生命的价值所在。舍此去换一个“科级”未必值得。

这是理智的考虑,而一个人的理智是有限的,是很容易被**的。被**之后更知道通过仕途我不可能达到辉煌,只能用它保护自己,保证自己的专业研究。只要社会把人分成等级,多一分权力就多一分自由和尊贵。它不只是标志着一个人令人敬畏的身份和地位,有时权力还直接代表他的业务水平。许多学术界的名人不都要挂个院长、副院长之类的头衔儿吗?

周冠五直接把我送回家,摘牌停诊,天塌了也不再管,需要关上门好好调理一下自己。不是调养身体,身为医生知道眩晕是怎么一回事,它不等于昏厥。对此早有预感,却一直不想或不敢正视它。今天当着外人不得不说出自己眩晕的因由并不轻松,承认它无疑是给自己的精神狠狠一击。这就是说,这么多年研究出的子午流注针灸法和音乐如意按摩器等,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一它能救人,却要害己。这成果是我的骄傲,也是我的灾难。人家知道你有绝招,就都来找你,请你看病就希望你使用绝招。不拿绝招就得罪人,再说见死不救也非医德医责所能容。然而无节制地长时间地使用气功针灸和按摩必定会损伤自己。

这个道理我岂能不知?只是太想成功,太顾惜自已的声名,急于要光大子午流注和金、银针的神效,就不惜血本。如今则不得不关心自己的血肉之躯了。怎样少用针灸而又达到甚至超过针灸的疗效呢?只有求助于药石。医生嘛,就是那么几手,好医生每一手都能使得出神入化、奥妙无穷,效力无穷。既然按子午流注的规律针灸有奇效,按摩有奇效,服用中药也一定会效力不凡。只是中药太多,根据子午流注研究分类,工程量浩大。眼下分好了类也没有用,草药的品类极不完全,采药者只采那些能赚钱的药,虽有效而无利可图的草药奇缺!

一个人生活,常常连吃饭这种活着的头等大事也没有兴味,胡乱凑合几口就算一顿。身体不舒服、精神不愉快的时候尤其如此。身上懒懒的,往**一躺就不想再动弹。真想美美地睡一觉却又睡不着。心里浮躁烦乱,意识极其活跃,像笼子里的猴群,忽而流向东,忽而涌向西,乱抓一气,**一把。这种走头无路的感觉也许正是命运要发生转机的征兆。

惠英抱着女儿在墙上静静地看着我,她本来笑起来最好看,恬纯、迷人,我每天都看不够,一笑十醉。这张照片却笑得有点勉强,带点苦味儿。女儿张着小嘴,瞪着乌溜溜的圆眼睛,我好像闻到了她嘴里呼出的气息,那是人间最好闻的气味

突然,寂寞像风暴般袭来。我孤凄凄人无所属,心无所系,屋里空空****,一无所有。又一阵精血枯竭,头晕目眩。我原来住在三楼上,在一阵摇晃中醒来,睁开眼楼房不存在了。我躺在楼前的空地上,脑袋枕着一盆昙花。妻子和女儿离我有几米远,上半身压着一块四孔板。世界死了,周围没有一丝声息。我傻了!细细的雨丝落到我脸上,柔柔的,像女儿的小手在给我抓痒。流到嘴里是甜的,像露水一样清凉。天没有了,地也消失了,四周没有一样东西能遮挡我的视线。发生了什么事?我是梦是醒?世界为什么这么静、这么空空****?只有一个混混沌沌的、湿漉漉的、铅一样颜色铅一样沉重的立方体压住了我。

这就是天崩地陷!“惠英、惠英!”——我发出了一种连自己也感到毛骨悚然的声音。

惠英没有回答我,四孔板像水泥棺材一样死沉,我推不动,也掀不动,又怕弄疼了惠英母女。

待我跌跌撞撞地爬起来发出第一声求救的呼喊,受伤的世界才开始呻吟、嚎叫,连成一片。不像是从高级动物的嘴里发出的声音。

好端端一个城市,一瞬间就在地平线上消失了!屋顶变成了地皮,我的金银针全被埋在土里。什么时候让它们第二次出土呢?

大街上滚爬着无数不成形的人,少一只膀子的,掉了两条腿的,断了半截身子的。黑的血,白的脑浆,形成一股股浊流。未日一般的,恐惧充塞了整个宇宙。

我为什么没有死?

不知道。我本应该死。不该死的都死了,我活着就是一种罪恶。对惠英的回忆不论多么美好,也不能代替真实的、身体温热的妻子。我想取下墙上的照片,换成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养在屋里。这几年认识了一些女人,有的也颇让我动心,每当要进一步发展关系时,就会在她脸上看见惠英的脸——被压在四孔板下那张破了相的脸,还有大地震发生的那天早晨的惨象。这是惠英站在我和别的女人中间搅合,她不同意我续弦或不喜欢我准备接受的那个女人。我只有大叫而逃——从一个又一个的女人身边逃开。

孤独像绳索,越缠越紧。这绳索的一端仍然抓在惠英的手里。再不可能有人代替她或让她松手。其实想开了这有什么呢?人从黑暗中爬出来,所谓人生一世就是借助世间的光明向最终的黑暗奔跑。惠英不过是提前到达了终点。她永远回到那坚固的干燥的黑暗中去了。人在黑暗中感到安全可靠,黑暗是一切生命的归宿。

她的骨灰盒是八十元买的,跟女儿在一起。应该给她买个最好的,有二百元一个的。当时我没有钱。死里逃生,一片混乱,没有把骨灰盒的事看得很重要。八十元的黑暗和二百元的黑暗会有所不同吗?我太算计,太对不住妻子。无论怎样辩解,都摆脱不了心里的阴影。婚后的头两年我们相互不适应,她一边做饭还得一边奶孩子,我只管看自已的书。她叫我帮忙做饭,我说:“我不吃还不行吗?”拿着书躲到外面去看,惠英气得把饭菜往地上一泼:“不吃就不做了!”我只好再走回来劝她:“别生气,二十年后我得成为一个专家。”现在我是专家了,没用二十年,可她还是等不及先走了。

是她命薄,还是我命苦?

肚子咕咕叫,想再吃点东西却又不想起来做饭。在外面有多少人尊敬我、羡慕我,可有谁知道我在一个人的时候过的是什么日子?人间的全部幸福、快乐、舒适对我来说就是墙上那两副大字。一副是中医学会王会长送的:

“金针济世”

另一副是政协主席皇甫老的墨宝:

“岐黄新绩”

我真能济世吗?邻居一个十三岁的姑娘左腿被压在四孔板下,头上还悬着半截水泥大梁,再有余震,必死无疑。她哭着喊着求父亲把她拉出去。父亲也哭着喊着要把女儿救出去。他既搬不动四孔板,也拔不断女儿的大腿。急疯了扒出一把锯木头的锯子。“闺女,你不怕疼吗?”“疼比死好!”父女俩都豁出去了,锯到一半姑娘就死了,没有等到下一次余震。

抗震棚里、大树荫下、飞机场跑道两边的草地上躺着一片片的伤员。让我感到整个宇宙都残废了。那不是世界的末日,是医生的末日。所有见过那场面的医生,终生都洗刷不掉心里的耻辱和愧疚。救死扶伤者,眼见死亡和伤残像烈火一样蔓延,却无能为力。许多人不是被当场震死的,而是被耽误死的,被抢救不得法害死的!每年到地震的纪念日,各种残废人都涌上街头,拥到还完整的保留着地震遗迹的地方,或发呆或默泣或叫骂或烧纸钱。城市立刻又残废了,如蚁穴般狭小拥挤。巨大的顶天立地的是几十万双各式各样的木拐。有的镶着铁头,有的镶着铜头,有的白森森,有的黑糊糊,在各条街道上行进——咚咚,咚咚!使整齐化一的楼群相形见绌,愈显得丑陋和低矮。木拐在空中跨来跨去,阴影缭乱。奇怪的是我看不清拄拐人的面孔。只瘸了一条腿的人踩着高跷,踩着鼓点,空中有乐器为他们伴奏。木腿比真实的腿更结实有力,走起来横扫路面,踢**一切。不幸的节日,不幸的威严,唯痛苦最强大。新建筑物被木拐砸得东倒西歪,城市在高跷的踢踏下变成一片废墟。每逢地震纪念日的那一天所有正常人都变成了残废。

我发誓要掌握起死回生之术。现在可以说有了一点门道。但很少有残废人找我看病。死了几十万,也会有几十万或十几万人落下了终生残废。他们现在怎样活着?我努力回忆在那个风沙之夜遇到的那一对父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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