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 武帝刘彻(第1页)
雄才大略:武帝刘彻
西汉景帝元年(前156年)七月七日早晨,景帝夫人王美人于猗兰殿生下了一个男孩,他就是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尽管他是景帝的第十个儿子,却得到景帝的格外关注。因为景帝认为这个孩子与众不同。景帝给他取名刘彘。他4岁时,被封为胶东王。由于他聪明过人,7岁时便能透彻地明白事理,于是景帝便给他改名为彻。后来原太子刘荣被废,他被立为储君。公元前141年,景帝崩,16岁的刘彻即位称帝,在位共54年。
武帝即位时,汉王朝经过高惠文景几代帝王的经营之后,出现了太平盛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武帝以雄才大略,从多方面着手治国理政,创建了不朽的业绩,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君主之一。
武帝即位后进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在思想领域抛弃“黄老之学”,选用儒生组阁。他下诏各地推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亲自策问以古今治道及天人关系问题。应对者有百余人。其中董仲舒三次上书应对,献“天人三策”,主张黜刑名,崇儒术,明教化,兴太学,令郡国尽心于求贤。董仲舒指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其所谓“大一统”,即损抑诸侯,一统于天子,并使四海“来臣”。他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他主张以儒家学说作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思想。武帝本人就崇尚儒学,这话正中下怀,便以董仲舒为江都相。
但是,时代的发展要求一种富于进取精神的学说,具有雄武好胜气质的武帝没有就此甘休。
建元三年(前138年),武帝招选天下文学贤良之士,把一批有才华的文人、学士集聚在身边,形成力量。如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终军等。两年后,窦太后病重,武帝下诏“置五经博士”,即在朝中设通晓《诗》《书》《易》《礼》《春秋》五部儒家经典的博士官,表示了对儒学的重视。
窦太后死后,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听从董仲舒之言,开始令郡国推荐孝、廉各一人。其后,又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京,武帝亲自策问,选用人才。元光五年(前130年),又征召吏民明世务、习儒术者到京。当时对策者上百人,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回答问题很有见地,受到武帝赏识,被破格拜为博士。后来,公孙弘擢居相位。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又为博士官置弟子50人,弟子依成绩高下出补官吏。通过这一系列的征召、察举,武帝不仅培养和提拔了大批人才,而且向世人表明,只有通晓儒家经典才能做官食禄。史称:“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武帝执政仅10多年,儒家就取代了道家的地位,成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反击匈奴的入侵,是武帝一生中的主要活动之一。即位之初,他就开始着手准备。居住在河西走廊的大月氏受匈奴单于的欺压,被迫西迁。武帝认为,可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他于建元三年(前138年),招募张骞,令他率百人使团出发,去西域联络大月氏。
大臣王恢力主抗击匈奴。建元元年(前140年),匈奴请求和亲,王恢即指出,匈奴反复背约,“不如勿许,兴兵击之”。但遭到多数大臣反对,武帝只得行和亲。两年之后,王恢又提出诱匈奴单于入塞,然后合兵歼灭,史称“马邑之谋”。武帝同意了。虽然此计因人泄密未能成功,但却拉开了武装反击匈奴战争的序幕。武帝为了方便用兵,于元光五年(前130年)发卒万人修雁门通道。次年,匈奴入上谷(今河北怀来西南),武帝果断派卫青、公孙敖、公孙贺、李广等四将军各率万骑出击。卫青军直捣龙城(匈奴单于祭天大会诸部处)。从此,武帝多次组织大军,打击匈奴入侵,获得胜利。
元朔二年(前127年)一仗,驱走匈奴白羊、楼烦王,收复黄河河套西北部地区。于此立朔方郡,并建城,修复秦代要塞,招募10万人迁居朔方。元狩二年(前121年)一仗,给匈奴以沉重打击,霍去病两次深入匈奴境内,斩将俘王。匈奴内部分裂,昆邪王(也作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四万投降汉朝。武帝大喜,封昆邪王为漯阴侯,同时将归降的匈奴人安置在陇西(今甘肃临洮)、北地(今甘肃庆阳西北)、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朔方(今内蒙伊盟西北)、云中(今内蒙托克托)等五郡,依其风俗,设五属国都尉管理;并在原休屠王和昆邪王所属之地设张掖、酒泉、敦煌、武威等郡。这一仗后,河西走廊至罗布泊一带无匈奴。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又派卫青、霍去病等痛击匈奴,匈奴被迫远遁漠北,此后再无力进行大肆骚扰了。汉王朝西部边境得到一段时间的安定。
张骞出使西域途中,被匈奴所囚,前后历时13年才回到长安。他虽未完成联络使命,却获得大量有关西域的资料。在反击匈奴之战节节胜利时,武帝于元狩四年拜张骞为中郎将,令他再次出使西域,招乌孙回河西故地,以截断匈奴右臂。张骞到乌孙后,分遣副使去大宛(在今中亚东部)、康居(在今中亚北部)、月氏(在今阿姆河上中游)、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等国。四年后,张骞还朝。乌孙王不愿回故地,但派出数十人到汉朝答谢。汉与西域的交通自此揭开序幕。此后,武帝曾应允与乌孙王和亲,为求汗血马曾与大宛交战。不过,当时友好交往是主流,西域各国多奉使于汉,双方使臣往来不绝。
武帝反击匈奴,沟通中原与西域的联系,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东方的历史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好大喜功的武帝在反击匈奴入侵的同时,又积极处理汉王朝与东部、东北部、南部、西南部等地区的少数民族问题。
建元三年(前138年),居住在今浙江的少数民族东瓯受到另一民族闽越(今福建)的攻击,东瓯派人至长安求救。武帝听从严助之议,为显扬国威,使更多的小国归附,决定调兵援助。闽越闻讯撤兵。东瓯人请求内迁,武帝将其安置在江、淮间。
三年后,南方的南越遭闽越王攻击,武帝立刻派兵支援南越。闽越闻汉朝大军将至,内部瓦解,投降。从此,南方各部越人统于西汉朝廷。
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武帝采取了安抚政策。元光五年(前130年),武帝派唐蒙携大量粮食和财物去夜郎(在今贵州西部),赠送给夜郎侯和周围的小国,宣扬汉王朝的威德,使他们归附;他又派司马相如去邛(在今四川西昌)、笮(在今四川汉源)等部落,以同样的手段,使他们归附汉朝。这些民族归附后,武帝在那里设郡或都尉,进行管理;同时又派人修筑通道,加强了西南地区与中原的关系。以后,武帝还曾派使者深入西南夷地区,以图寻找身毒(今印度),沟通与西域的联系。
南越王免除闽越威胁后,想进一步向汉王朝靠拢,请求享有内地诸侯王的待遇,遵行汉朝法令。但国相吕嘉等人则反对完全内附。元鼎五年(前112年),吕嘉杀汉使和南越王赵兴、王太后,另立新王。武帝派兵10万,于次年灭南越,然后于其地置南海(今广州),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今广西贵县东),合浦(今广东合浦),交趾(今五岭以南),九真、日南(均在今越南境内),珠崖(今广东琼山东西),儋耳(今广东儋耳)等九郡。
武帝还陆续派兵征西羌,击东越,攻朝鲜。元封三年(前108年),朝鲜降汉,汉王朝以其地置乐浪(今朝鲜平壤)、临屯(今朝鲜咸境南道南)、玄菟(今辽宁清原)、真番(今朝鲜开城)等四郡。通过反击匈奴到朝鲜降汉,汉王朝的疆域不断扩大,成为一个东起朝鲜半岛东海岸,西至遥远的西域,北至阴山、大漠以北,南至今越南中部的大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汉初所封诸侯王,经景帝的“削藩”后,势力削弱,但仍是中央皇权的威胁。为加强中央集权,必须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
元朔二年(前127年),武帝采纳主父偃的献策,颁布“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以嫡长子继承王位外,“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每一诸侯王国都被分割成很多小侯国。“推恩令”的实行,是西汉诸侯王由盛至衰的转折点。
淮南王刘安是武帝的叔叔,不甘心受制于年轻的武帝。他串通衡山王刘赐及朝中部分大臣,阴谋夺取帝位。元狩元年(前122年),阴谋败露,刘安、刘赐自杀,受牵连被处死的列侯、官吏、豪强等达数万。武帝打击皇室内的反对势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此外,武帝还颁布《左官律》《附益法》等,防范诸侯王结党营私,制裁依附他们的豪强。依汉制,诸侯贡献黄金以助祭宗庙称酎金。武帝借口诸侯王交纳的酎金成色不好、斤两不足,将他们夺爵、除国。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一次就因酎金夺去106人的王、侯爵位。
汉初法制简略宽大,武帝即位后,违法乱制的人愈来愈多。元光五年(前130年),他任命张汤为御史大夫,与赵禹修定各种律令。这些法制中有一部分是针对地主阶级内部不法分子的,施行后对加强中央集权有积极意义。
选拔官吏,是武帝强化自己统治采取的又一措施。他多次下诏,把汉初的“察举”和“征召”两种授官形式作为制度固定下来,还规定各郡国必须每年举孝、廉各一人,否则,将对郡守以“不敬”论罪,以“不胜任”免职。他不仅下令征召,还派博士到各地去征召吏民中的人才。察举、征召制度的健全和实行,使一批来自社会各阶层的人才被吸收进统治机构中,成为武帝施政、治军、理财的依靠力量。
武帝即位后不久,豪强势力发展,危及社会安定。武帝一方面下令,将全国各地豪强300多万强行迁到长安以西的茂陵定居;一方面任用一批执法如山、不畏强暴的“酷吏”,严厉制裁豪强贵族的横行不法,以维护统治的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