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承诺（第1页）

父亲的承诺

5岁的罗斯呆呆地望着窗外院子里那棵果实累累的苹果树，明天父亲就要离开美国，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苹果树一直由父亲亲手照料，父亲走了以后，它会不会也感到寂寞呢？第二天一早，父亲抚摸着罗斯的脑袋，指着院子里的苹果树微笑着说：“等它结果的时候，爸爸就回来啦！”就这样，罗斯拉着妈妈的手，看着父亲的身影越走越远。

罗斯一直牢记着父亲临行前的话——苹果树结果的时候，就是父亲回来的时候。那是一棵老树，枝繁叶茂、树干粗壮，罗斯坚持给它浇水、除虫，一有时间就坐在树下，和它讲悄悄话，问它准备什么时候结果，父亲什么时候回来。

第一年的春天，那棵老树竟然迟迟不肯结果，于是一直到寒冬来临，罗斯也没有等到父亲。罗斯从秋天一直哭到冬天，直到春来来了，老树抽芽了，他才抖擞精神，又精心照料起老树来。然而，这一年，老树还是颗粒无收。

罗斯并没有放弃，一年又一年过去了，罗斯渐渐长大，老树再也没有结果，可是他对老树的期待却一点也没有减少。那年秋天的晚上，18岁的罗斯和妈妈谈了一夜，他第一次从妈妈的口中知道，父亲是一位著名雕塑家，他从法国来到美国，和妈妈相爱，可是他们一直没有结婚，因为父亲在法国已经有一位妻子。父亲离开美国，本来是要回国离婚，可是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母亲的话几乎使罗斯崩溃了，第二天一早，他冲出家门，砍倒了那棵老树。

就在罗斯还沉浸在失落中时，不幸的事发生了，他挚爱的母亲遭遇了车祸。罗斯无法忘怀母亲临死前注视着自己的眼神，他感到，那是母亲在自己脸上找寻着父亲的模样，没有见到那个令自己又爱又恨的男人，她死不瞑目。母亲的死使罗斯对父亲的爱彻底变成了恨，罗斯从报纸上找到了他那位大名鼎鼎的雕塑家父亲的最新消息——他将出席巴黎一个大型的艺术品展览会。罗斯萌生了一个恶毒的想法：我要在那个公众场合拆穿这个伪君子！

当罗斯踏进展览厅的时候，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似乎都紧张得缩紧了。可是当他看见父亲的时候，他的心情又平静了下来——父亲满面皱纹，老态龙钟，和自己记忆里的完全不同，简直就像那棵老苹果树。几乎就在同一刻，父亲也注意到了罗斯，他的神情由疑惑变得惊讶然后又明显激动起来，显然，他认出了罗斯——他们父子是那么相像！

“罗斯，好久不见了……”父亲熟悉的声音在罗斯耳畔响了起来，他听得出其中蕴涵的深沉和痛苦。就在这时，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人突然出现了，父亲吻了吻她的面颊。接着推着轮椅重新走进了展览厅。在其他宾客的谈论中，罗斯了解了一切，他能想象父亲当年由于不忍心发妻受残疾之苦，才在责任面前，舍弃了爱情。在自己和母亲面前，父亲是有过错的，可是在他的家人面前，他完美而且可靠，自己真的要打破这份宁静，让原本幸福的人也和自己一样坠入深渊吗？心情矛盾的罗斯偷偷溜出了展览会。

回到美国后，罗斯收到了一封巴黎的来信，是父亲的：“亲爱的罗斯，你母亲还好吗？那棵苹果树还好吗？由于某种原因，我无法给你应得的身份和遗产，但我会尽我所能补偿你。”难道我是为了这些才等了这么多年吗？罗斯自嘲地笑了，他在回信中写道：“苹果树早已只剩下树根，你走之后，它再也没有结出过果实……”

罗斯不愿守着树根伤心度日，他离开了家，在纽约艰难生活。时间过了很久，罗斯渐渐地以为自己可以彻底摆脱父亲的阴影了，可是有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惊人的消息——那位著名的雕塑家在一个深夜从危重病房悄悄溜走了，他只留下一张纸条，疯疯巅巅地说自己要去找一棵苹果树。没有人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去了哪里，只有罗斯心急火燎地赶回了自己出生的城市。

一下火车，他就听到人们纷纷议论——一个著名的雕塑家突然把自己关在本城郊区的一座小院里，直到临终前的那一刻。现在他的遗体就停在医院里，等待他的亲人从法国飞来安葬。

罗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站在医院门口没有勇气进去，只能跌跌撞撞地向家中走去。

在家门口，罗斯突然被一群莫名其妙的人拦住了，他们争先恐后地说愿意出一千万美金买下这个小院，只要罗斯肯卖，钱不成问题。罗斯笑了，谁会花一千万买个破院子，就算是艺术家住过的院子也不可能啊。

罗斯拨开人群，把自己独自一人锁在了院子里，当他把视线习惯性地投向老树的时候，他惊呆了——原来的树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精美的根雕，呈现着百果同篮的造型，惟妙惟肖。

这难道就是父亲逃离医院的原因吗？这难道就是他用生命最后的时光倾尽全力完成的作品吗？他不是在用刻刀，而是在用生命雕塑这件作品啊，那根雕上面凝结着他生命最后一刻每一次滞重的呼吸。罗斯知道父亲没有食言，他最终还是回到了这个小院，他使老树重结硕果。

望着根雕，罗斯泪流满面，他知道这只根雕价值连城，可是他不会卖掉它，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那是老树最后的馈赠。罗斯的耳边又一次响起父亲的话：“等它结果的时候，爸爸就回来啦！”他仿佛看到，红红的苹果挂满老树枝头，父亲正在树下向自己敞开怀抱……

心底深处的不忍

父亲40岁时有了我，我40岁时没了父亲。父亲三年前患癌症，去年端午节的第二天逝世，天刚蒙蒙亮。也许父亲直到最后离开我们时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疾病夺去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和父亲之间最大的秘密。我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对得起老人家一世的诚信。我偷偷地把眼泪往肚里咽。

父亲的周年忌日快到了，我又想起这骨肉间惨痛的一幕。他的最后一面我没见着，哥哥说，父亲曾经特意叮嘱他，让他尽量设法，在他走的那一刻不要叫我在场。到底为了什么呀，父亲？多么残酷的一个谜啊！我非常难过。

阎纲先生的《我吻女儿的前额》《三十八朵荷花》感人至深，一次开会遇到阎纲先生，我问他：阎荷走的时候最后要没要见见她的女儿丝丝？他说没有，“她执意不见，生怕吓着孩子，也怕孩子难受。”

我的心猛一抽搐，继而释然——父亲拒不见我，撇下我走了，完全是有意的！

人在最后的时刻，纵然是死，也总得撑着一口气，见上一面自己最为牵挂的亲人，但却很少有人知道，爱到深处是不忍！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的历史，他的人生对我其实是一个谜。彼此深爱着的父女，直到生离死别，竟然煞费苦心、讳莫如深，决意将秘密埋人地下。1924年，父亲生于冀中平原一户殷实的农家，兄弟姐妹十人，父亲行三。他肤白眼大，身长貌美，常扮红白喜事中金童的角色。他15岁离开私塾进城当学徒，其实是参加革命。我只知道他从事地下工作，至于地下工作怎么神秘、怎么危险，以后怎么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牢牢拴住，最后又怎么平反昭雪说是冤假错案，风云变幻、一生荣辱，父亲也像做地下工作那样上瞒父母下瞒妻女。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相逢一笑泯恩仇”。他总是这样对付我的好奇。我想，他是不想把遭受精神摧残后的剧痛留给我。

父亲乐观幽默，待人接物细致周到，同事、朋友、邻居没有不喜欢他的。但全家人还是揶揄他一生有三大“失误”。一是为子女起名。1955年，姐姐出生，名“丽伟”，社会主义国家壮丽伟大；1958年，哥哥出生，名“跃伟”，欢呼大跃进的伟大；1963年，为我起名“卫宁”，保卫列宁主义。我对父亲说，你看看这三个名字，紧跟社会潮流，政治色彩浓厚，缺乏文化底蕴。父亲说，这正是我一辈子干革命的红色烙印。二是鼓动姐姐上山下乡。1974年，姐姐“中榜”，全市人民敲锣打鼓欢送她们，父亲对落泪的母亲连连说：“第一批光荣，第一批光荣！”尽管几年后知识青年大返城时姐姐又回到了我们身边，但她错过了太多的机会。三是不让哥哥考大学。哥哥高中毕业后进了工厂，父亲说他最满意的就是让儿女们当工人、农民，心里踏实，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父亲阻止哥哥报考，说工人有一技之长，不管搞什么运动都会有饭吃；不要当知识分子，不管什么运动来了都跑不了。1978年，幸亏母亲的支持、我的鼓动，哥哥瞒着父亲考上大学，进了一所部队院校，现在成了大校。

记忆追溯到久远。4岁那年，我随父母上街，不幸走失，父亲找到我后紧紧地把我抱住，不停地说：“幸亏宁宁穿了一件红衣裳！幸亏宁宁穿了一件红衣裳！”此刻的父亲，个高，体瘦，一头浓密的黑发，蓝裤白衣，急急促促，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激动。我恨父亲把我弄丢，就往他的领子上蹭眼泪，使劲地蹭，想把他的白领子蹭脏，但却不知不觉中却记住了父亲身上的气味！这一记就再也没有忘。父亲从那天起好像落下病根，只要见我出远门，必嘱我穿红衣裳。

父亲常自豪地对别人夸我5岁时第一次为他做的饭——一盒没煮熟的大馅饺子，厚厚的皮儿包着没剁烂没搁油的白菜渣子。那时国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政治年代，父亲被监督劳动，从卡车上往下卸水泥，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腰部受伤，住院治疗。病房里还住着其他两个病人。父亲分别给二人起了外号，头小腹大的叫鸭梨；头大腹小叫的大头。父亲挑出没馅的让我递给鸭梨，说肚子太大的人只配吃没肚子的：又挑出个头儿特小的让我送给大头，说头那么大只配吃个头小的。结果，饭盒里剩下的全成了有馅的，父亲不住地说：自豪啊自豪，你们看看我女儿包的饺子多好啊多匀实啊！仨人为一堆歪歪裂裂的饺子笑闹不休。父亲平反落实政策那年，两位病友来家聚会，异口同声地说还吃饺子，又提起当年我的“杰作”，哈哈笑个不停，说现在是真乐，当年是苦中作乐，多亏了父亲的玩笑，仨人熬过了难熬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