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清代文字狱的始作俑者（第1页）
十一清代文字狱的始作俑者
在军事上多尔衮所向披靡，杀人如麻;在政治上，推行圈地、投充、逃人和剃发令等恶政，残暴压榨汉人;在文化上，他还开创了清代“文字狱”之风。文字狱，历朝历代均有之。只是有清一代，次数之多、株连之广、处罚之重，超过以往。清代文字狱，是从多尔衮起头的。迫害者是多尔衮，那么谁是第一个被迫害者?是个诗人，是个和尚，名叫函可。
函可，俗姓韩，名宗騋，广东博罗人。他是明代最后一位礼部尚书韩日缵的长子。早年寓居南京、北京两都。作为名门之后，他年轻时多才、好义、豪爽，原为江南名士，与天下名流巨儒切磋论交，“声名倾动一时，海内名人以不获交韩长公騋为耻”。其父病逝北京后，家道零落，深感世事无常，遂发遁入空门之念。他二十九岁时忧时伤世，经高人点拨，别母抛妻，赴江西庐山，拜空隐老人道独为师，皈依佛门，落发舟中，法名函可，法号剩人。“剩人”的意思是希望躲避世俗世界。其后，在广州城东黄华塘创“不是庵”，为静修之所，又名“黄华寺”。
函可虽已出家，然家事国事常系于心。顺治二年（1645）春，函可自广州来南京，印刷藏经。此时正值南明弘光政权灭亡，函可亲历清军暴行，目睹人民饱受战乱之苦，看到杀身成仁的明代遗臣，便将此重大事件记录为《再变记》。
清兵占领南京后，管控很严，禁止任何人随意出入，函可无奈找洪承畴帮忙。洪承畴考取明朝进士时，函可的父亲正是洪承畴的恩师，基于这层关系，洪承畴给了函可一块通行令牌。
洪承畴降清后，皇太极虽把他收录入镶黄旗汉军中，恩礼有加，但并未放松对他的防范，使其在家，不得任意出入。清廷也没有给洪承畴任何官职，只是经常向他咨询一些军政要务。比如，多尔衮在接到吴三桂的求援信，知道北京已经被李自成占领后，就请教洪承畴应该怎么办。多尔衮在这一点上知人善任，非常务实，懂得对付明军的事情唯有明军的老帅知己知彼。多尔衮虽然在心里轻蔑洪承畴这位手下败将，但他也敬重这位自从上战场以来遇到的最厉害的对手。洪承畴的建议和范文程是英雄所见略同，请以义军之师对待中原百姓，方可入主中原，多尔衮采纳了这个建议。不过，洪承畴策划绕过山海关，越长城抵达北京的计策，多尔衮没有采纳，他决心乘机踏破长期阻挡八旗铁骑的“天下第一关”。
清军入京后，多尔衮对洪承畴仍然十分器重，以其仕明时的原职衔任命他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佐理军务，授秘书院大学士，成为清朝首位汉人宰相。
多铎攻占南京，多尔衮强推“剃头令”，激起江南人民的拼死反抗。危难之中，多尔衮急忙派洪承畴取代多铎，任命他为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敕赐便宜行事，但“禁止机密”之事须与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参酌施行，这表明他还是不能对洪承畴完全信任。
函可带着四个徒弟，拿着洪承畴给的令牌，以为应该面子很大，畅通无阻。但是，在他出城时，仍然受到了清兵的仔细盘查。如果是在不重要的小地方，守城门的兵丁是汉人的话，洪承畴的令牌绝对好使。南京是明朝故都，南明国都，京畿重地，是非之地，清廷不放心让汉卒守城门，万一对反清人士给予通融呢?在旗人兵卒眼里，洪承畴算老几，不过是手下败将而已。旗人兵卒忠于职守，认真搜查，《再变记》书稿露了馅，而且还搜出了弘光帝给阮大铖的书信。清兵对函可严刑逼供，要他说出背后的主谋和同党，“疑有徒党，拷掠至数百，万楚交下，夹木再折，血淋没趾，无二语。绝而复苏者再”。
函可虽然是文士，但在大是大非面前，遇硬则强，铁骨铮铮，始终咬定是自己一人所为。清军以谋反大罪，把函可用铁链绕项脖三圈，押解到北京，意图打击给他令牌的洪承畴。
涉及洪承畴，吏部甚至建议将洪承畴革职查办，多尔衮却容许洪承畴说明情况。洪承畴如实写明自己与函可的父亲有师生之谊，函可是颇有文名的诗僧。洪承畴谨小慎微，及早留了个心眼儿: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微妙，因此，函可向他求助时，洪承畴并没有面见他，而是让属下问明何事，之后，洪承畴只开了个通行令牌。
多尔衮此时还需要倚仗洪承畴，以他的名声帮助清廷招抚江南各地官员，争取兵不血刃地统一江山。同时，多尔衮相信洪承畴所言俱是真，八九不离十。多尔衮对洪承畴的偏袒爱护，救了函可，多尔衮觉得如果杀掉这个有反骨的和尚，洪承畴会下不来台。
洪承畴忐忑不安，倘若摄政王动怒，自己掉脑袋也是有可能的，那样，还不如当年不降清了。但他也心存一丝希望，觉得大清需要他，多尔衮或许不会赶尽杀绝。
多尔衮想得更多:“如果杀了洪承畴，那将影响恶劣，别的汉官就不敢投降了。如果宽容赦免洪承畴，会影响其他一大片汉官，觉得归顺我大清还是挺好的。”
对于函可，虽然开恩，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判决将他及徒弟等四人发配到东北苦寒之地，流戍盛京，“奉旨焚修慈恩寺”，面佛思过。函可是身陷清朝文字狱的第一人。史上的那些“文字狱”案，受牵连的人员无数，唯独函可案是清代“文字狱”中“无人受牵连”的个案。
函可所著《再变记》当时便被销毁，所有书稿内容从没有得以流传，书中到底记录了多少明朝军民的悲壮故事和清兵的残酷杀戮，后人便无从知晓了。
函可到沈阳后，与后来流放来此地的文士们结成“冰天诗社”。这是沈阳历史上的第一个文学社团。函可的诗文和品行极高，使他获得了百姓极大的崇敬。每当他开坛讲法，听者如云。函可在辽东度过了十二个春秋，虽思念故国，却无法回归故里，含悲饮恨，于虚岁四十九岁圆寂。
在清代文字狱史上，函可是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文字之祸，自函可始!函可身后，文网高扬，在康、雍、乾三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每一个士人都是在自觉不自觉地交付自己的人格、思想和自由之后，才可能苟活于世。与他们比起来，早行的函可幸运得多。
函可殁后一百多年，清廷大兴文字狱，函可所著《千山诗集》被列入禁书目录，查缴焚毁，他住过的寺庙及骨灰所葬之塔，被尽行拆毁;连《盛京通志》中所载函可事迹也被逐一删除。这位清朝“文字狱”罪的第一个罹难者，再次遭受“文字狱”的迫害。
后来，摄政王多尔衮在洪承畴回京后，对其慰劳备至，宠信有加，一连数日召见垂询各省应兴应革之事，所有建议，无不采纳。洪承畴固然拦不住剃发令，但他也向清廷建议，主张汉化，统治集团也须“习汉文，晓汉语”，了解汉人礼俗，倡导儒家学说，逐渐消弭满汉之间的界限和裂痕。洪承畴参与清朝中央佐理机务，招抚江南，镇压屠杀了许多江南抗清义军，斩杀了拥护明王室的义士，但他也以个人力量最大限度地维护江南百姓。在劝降郑芝龙、得以顺利进军福建时，他被誉为“开清第一功”。洪承畴遭到抗清人士的一致唾骂。抗清人士谴责他无耻变节，连他的母亲和亲弟弟洪承畯也面责他不忠。当大西军余部李定国和孙可望归依南明永历政权，在云、贵、川出现了抗清新**，清廷派遣花甲之年的洪承畴前去救火，设伏击败孙可望，驱逐了李定国。之后，他上疏建议留吴三桂军驻守云南。随后，他以老迈回京，卒于府宅。
有人说，清朝文字狱在顺治四年（1647）缉拿函可之前还有序篇:顺治二年（1645），在清王朝举行的第一次乡试中，有河南中举者，将皇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写成了“王叔父”，主考官欧阳蒸、吕云藻因此被革职，交刑部议罪。
多尔衮开创的清代文字狱，被其后的当权者认真贯彻，一代代继承沿用。
顺治皇帝给人留下了“柔弱”的印象。其实，顺治狠起来比谁都不差，就像清算多尔衮，说翻脸就翻脸，想掘墓就掘墓、想鞭尸就鞭尸;他还亲手点燃了“文字狱”的导火索，引爆了文化浩劫。为了抵制文人的影响力，顺治下达了所有书籍必须由“词臣造订、礼臣校阅”的规定，否则，将禁止出版。顺治的本意是想恐吓警告那些文人，让他们安分守己。可此时偏偏又发生了“黄毓祺檄文案”:黄毓祺是江阴人，抗清义士，作了一篇**澎湃的《伐清檄文》，宣言“必不可扶之弱植”“必不可胜之雄师”“特击乎顺逆之人心，与盛衰之士气”等。永历政权正是利用这篇檄文招募了一大批有志之士，简直可比唐朝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黄毓祺四处奔走，联络抗清人士，屡败屡战，逃至泰州一寺庙，遭朋友出卖，被捕入狱，不肯屈服，死于南京狱中。清廷在对他“鞭尸”后，又“诛灭九族”。黄毓祺有妻徐氏、赵氏，共生四子三女，先是其子黄大湛、黄大淳、黄大洪“兄弟争死”，接着黄大湛妻周氏，宁死不当亡国奴，以自刎、投水、吞金、绝食等方式抗争，最后自缢身亡。这也是清朝严格意义上的第一场“文字狱”。
清朝定鼎北京之初，主要精力用于夺取江山，待到四海平定，便开始在思想上控制民心，于是“文字狱”连连发生，严酷得惨无人道。
最为著名、牵连最广的文字狱是“《明史》案”。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鑨，双目皆盲，出钱购买了明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其父庄允诚于顺治十七年冬（1660）将书刻成，即行刊书《明史辑略》。顺治十八年（1661）为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这时庄廷鑨、庄允诚已死，被掘墓刨棺，枭首碎骨，尸体被悬吊在杭州城北关城墙上，示众三个月，庄廷鑨弟庄廷钺被杀。所有列名参校、刻印买卖者均因此获罪，重辟七十余人，凌迟十八人，与《明史》有关的所有人员，无一例外地被处以极刑，连读者都无一幸免，下狱者达两千人，震动全国。然而，这并不是《明史》案的终结，康熙元年（1661）、康熙二年（1662）又接连发生过有人因私藏《明史》而被株连九族的事件。直到康熙三年（1663），《明史》案才逐渐销声匿迹。
雍正八年（1730）发生的“清风不识字”案流传最广。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之子，也是顾炎武之甥孙。雍正八年，徐骏在奏章里将“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将其革职。后又有人揭发他的诗集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必来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等句，被认为是存心诽谤大清朝。雍正以大不敬罪，判徐骏斩立决。
清代的“文字狱”，在规模和影响上，在惩处方式和受害者数量上，超出了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从精神思想上对人民进行麻痹、腐蚀，甚至毒害。在清朝中叶以后，“文字狱”的爆发，使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几乎陷于停滞，其重创难以弥补。纵观清朝“文字狱”史，“文字狱”在顺治朝兴起，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达于鼎盛。追根溯源，以“文字狱”迫害文人，真正始作俑者正是摄政王多尔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