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学前教育（第1页）

第二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学前教育

1956年至1965年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期间，受到“左倾”思想的影响，学前教育的发展一波三折。

一、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思想泛滥。受之影响，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不切实际地提出：全国应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学龄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幼儿园的任务。根据这一指示，全国各地盲目开展“三天托儿化”“实行寄宿制、消灭三大差别”的办学活动，造成城乡幼儿园一哄而起，特别是农村幼儿园的过快增长。1958年，全国幼儿园数量比1957年增加了41倍多，1960年比1959年增加了47%。

表5-31957—1960年全国幼儿园发展情况统计

经过过快的发展后，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教育部则根据经济、师资等实际情况整顿学前教育事业，中国学前教育的发展放缓。1961年的全国幼儿园数比1960年下降了近12倍，主要是农村幼儿园的大量裁撤。1965年的全国幼儿园数和在园幼儿数虽然比1962年分别增加了9。5%和18%，但仅略高于1957年的数字。整顿期间，教育部还撤销学前教育处，学前教育失去了统一管理和领导的专职机构，显然不利于学前教育的科学发展。

二、学前教育师资的培养

1956年5月，教育部正式颁发了《幼儿师范学校教学计划》。《幼儿师范学校教学计划》规定：“幼儿师范学校得设汉语、文学及儿童文学、语言教学法、数学、物理、化学及矿物学、人体解剖生理学、达尔文主义基础、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历史、政治、幼儿心理、学前教育、幼儿卫生、认识自然教学法、钢琴、体育及教学法、音乐及教学法、美工及教学法、教育参观实习等科目。”同年6月，教育部又颁发初级幼儿师范学校教学计划的草案。同时，还在20世纪的整个60年代组织高等师范和幼儿师范的教师编写了教学计划中所规定的主要专业课的教材。

在创办幼儿师范学校方面，与幼儿园的设立类似，受“左倾”思想的冲击，也呈现出起伏状况。1960年，全国幼儿师范学校共有89所，在校学生69278人，学校数较1957年时增长近4倍，在校学生数增长近4倍。之后，政府部门对幼儿师范学校做出调整，学前教育师资的培养减速。1961年，幼儿师范学校减至35所，在校学生数减至25848人，1963年减至19所，在校学生数减至5575人。从1963年开始，国内培养幼儿园教师的基地由初级师范为主转为以中级幼儿师范学校为主，学前教育师资的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

表5-41957—1965年全国幼儿师范学校情况统计[2]

三、学前教育管理的加强

1956年11月，教育部颁发《关于组织幼儿教育义务视导员进行指导工作的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要求各地组织有经验的幼儿园园长和教师担任义务视导员，对幼儿园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并及时向教育行政部门汇报。该《办法》的推行对于提高幼儿园保教质量大有帮助。1956年11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幼儿园幼儿的作息制度和各项活动的规定》，指出各幼儿园应根据所在地区季节气候的变化及本园的具体情况拟订合理的作息时间表。并规定各班每天的睡眠、户外活动、早操及作业的时间和每周作业次数。还明确了幼儿园的各项活动。卫生部则规定了幼儿园卫生保健制度。通过这些规定，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幼儿园教养工作的科学管理。

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教育方针。根据这一教育方针，教育部明确了将采取结合幼儿特点实施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教育，加强对幼儿的集体教育和劳动教育。

20世纪60年代初，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指引下，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也采取一些管理措施保证了幼儿园的生活和教育。1962年，江苏常州市制定了《幼儿园工作条例》，上海市制定了《幼儿园工作条例30条》和《幼儿园品德教育提纲》等。

四、学前教育思想领域的错误批判

1956年后，中国学前教育界出现过一系列错误的批判活动，这些活动严重干扰了学前教育理论的研究。其中影响较大者有三次。

第一次为1958年对教育部委托北京师范大学草拟的《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初稿）》（以下简称《指南》）的批判。在这次批判中，《指南》被指为坚持“资产阶级方向”，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大白旗”。继而对《指南》定性为“篡改党的教育方针”“反动的儿童中心主义”“资产阶级情调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丑化劳动人民”等。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指南》吸取了苏联的《幼儿园教养员工作指南》的精神和老区的学前教育的实践经验，体现了《暂行规程》和《暂行纲要》的理念和要求，对指导幼儿园工作、提高保教质量起到很重要的作用。这场批判使当时中国的学前教育理论教学及实践工作中出现了大量的成人化、形式化的错误倾向，并延续到“文革”期间。

第二次为在反右派运动中对一批有真才实学、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在这次批判中，“左倾”论者把学前教育专家视为“白旗”，打入了“冷宫”。著名学前教育家陈鹤琴首当其冲，被强加上“文化买办”“冒牌学者”等一系列污蔑不实之词，备受攻击，最终被迫离开教育岗位。这位教育家伤心地说道：“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学前教育大厦中，难道我连一砖一瓦的作用都不能发挥？我是一个兵，我的岗位是教育战线，离开了自己的岗位，这个兵怎么当啊？”这次批判违背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广大教育学界人士的积极性严重受挫，幼儿研究的发展严重受挫。

第三次为1963年对“母爱教育”的批判。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这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1963年5月，宣传南京师范学院附属小学优秀老师斯霞开展“母爱教育”活动的两篇文章——《育苗人》和《斯霞和孩子》被否定，斯霞的“母爱教育”活动受到批判。同年10月，《人民教育》发表《我们必须和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划清界限》《从用“童心”爱“童心”说起》和《谁说教育战线无战事？》三篇文章，认为讲“母爱”“童心”是抹杀教育的阶级性，不要无产阶级方向，不要阶级教育。这场批判活动迅速蔓延到学前教育领域，对幼儿园教师热爱幼儿的基础性师德要求产生了干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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