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第1页）
第一节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生平及著作
颜之推（531—约595年），字介，汉族，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世居建康（今江苏南京），生于士族官僚家庭，东汉关内侯颜盛之后。中大通三年辛亥（531年）生于江陵（湖北江陵）。其父为梁湘东王萧绎的镇西府咨议参军颜勰。他博览群书，早传家业，处事勤敏，应对闲明，在南北胡汉各政权之下，历仕梁、北齐、北周和隋四朝，先后都受宠任。
一生“三为亡国之人”的颜之推经验、阅历丰富，深知南北朝政治、俗尚的弊病，洞悉南学北学的短长，并且提出自己的见解。正由于他“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晚年，本着“务先王之道，绍家业之业”的宗旨，不忘保持士族家庭的地位和传统，想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教训子孙，于是写成《颜氏家训》一书。
《颜氏家训》是颜之推的传世代表作，共七卷二十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颜氏家训》是颜之推为了用儒家思想教训子孙，以保持自己家庭的传统与地位，而写出的一部系统完整的家庭教育教科书。该书是他一生关于士大夫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颜氏家训》开后世“家训”之先河，历代学者大多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
颜之推博学多才，著作颇丰，除流传最广的《颜氏家训》外，还撰写了《文集》三十卷、《训俗文字略》一卷、《急就章注》一卷、《笔墨法》一卷、《证俗音字》五卷、《稽圣赋》三卷、《集灵记》二十卷、《还冤志》三卷。[1]
二、论早期教育作用
颜之推继承了孔子的人性论，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可以分为三个品级，即上智之人、下愚之人和中庸之人。他在《颜氏家训·教子》中提出：“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他认为上智之人不需要教育也能成才，下愚之人就算受教育也没有多大用处，只有中庸之人是教育的主体对象。他认为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教育中庸之人，使之完善德行，增长知识。
颜之推十分重视早期教育，他认为早期教育的教育效果最好。他在《颜氏家训·勉学》中提到：“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他认为，人在幼年时期心灵纯净，精神专注，不易受外界杂事干扰，记忆力强，学习效果好，学习收获大。而成年之后，思想逐渐变得复杂，难以专注，记忆力减退，学习效果大打折扣。他用自身的学习体验对早期教育的作用加以论证：“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颜氏家训·勉学》）
他从自身的经历中体悟到早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颜之推所处的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官学因为政局的动**时有时无、时兴时废，士族子弟的教育基本上都是依靠家庭教育。早期家庭教育实际上成了士族教育的基础和主要形式，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他认为如果家族重视子孙的早期教育，则子孙“守道崇德”，能成良才；反之如果忽视早期家庭教育，则容易习恶败德，惨遭“杀身之祸”。他以当时一些士大夫子弟举例说明：有些士大夫子弟只追求生活的安逸和舒适，不学无术，以致乱世时无法生存。“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颜氏家训·涉务》）而另外那些家教严格、子孙勤勉的，则因为有一技之长，在艰苦的环境中能适者生存，“养生保生”。他通过正反举例强调了早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序致》中说道：“禁童子之暴虐，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喻。”他指出，幼儿对父母、家人有着天然的信赖与亲近，家长对幼儿进行的教育，往往比“师友之诫”“尧舜之道”更有效，早期家庭教育的作用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无法替代的。
三、论儿童教育内容
颜之推生于南北朝时期，他对当时的士大夫教育和儿童教育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在书中提到：“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颜氏家训·勉学》）当时的士大夫多不学无术，崇尚空谈。在《颜氏家训·勉学》以及《颜氏家训·涉务》中都提到：“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于应世经务”。他总结说当时士大夫教育和家庭教育培养出的人可谓是“求诸事而无所得，施之世而无所用”（《颜氏家训·勉学》）。针对当时的教育弊端，颜之推提出要大力培养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为了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他认为家庭教育内容的总要求应该是“德艺同厚”，他的儿童教育的内容要求也是与此一脉相承的。
颜之推承袭了儒家以孝、悌、仁、义等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十分注意对子女道德的教育。他认为儿童教育应以儒家《五经》为基础，规范子孙的言行举止，强调进行忠、孝、仁、义、礼节教育。他在《颜氏家训·治家》《颜氏家训·教子》《颜氏家训·序致》中都有阐述：“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生子孩提，师保固明孝仁礼义，导习之矣”，“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他教育子女为实践仁义道德的准则，应不惜任何代价，乃至牺牲。他在《颜氏家训·养生》中就提到：“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干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此外，他还强调了立志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确立了高远的志向，才能不畏艰险，成就大业。他教育子孙以实行尧舜之道为志向，继承家业，注重培养气节，不以依附权贵、屈节求官为生活目标。
在强调“增益德行”的同时，颜之推也十分注重“俢以学艺”。特别是对于幼儿阶段的语言规范教育，他十分看重。他认为语言的学习应该成为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该帮助子女学习正确的语言。他在《颜氏家训·音辞》中曾如此阐述：“吾家儿女，虽在孩稚，便渐督正之；一言讹替，以为己罪矣。云为品物，未考书记者，不敢辄名，汝曹所知也。”
四、论儿童教育环境
颜之推继承了历代儒家学者关于“慎择友”的教育思想，十分重视让儿童置身于优良的社会交往的环境之中。他认为：“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重渍陶然，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颜氏家训·慕贤》）幼年时期人的心性尚未定型，好奇心和模仿性都很强，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因此，对教育环境的选择十分必要。“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室，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为矣。君子必慎交游焉。”（《颜氏家训·慕贤》）
影响教育的环境不仅包括社会环境，同样包括家庭环境。父母、长辈的行为风范对幼儿有非常大的影响，在家庭教育中，长辈不能只是说教，更重要的是以身作则，这有利于良好的家风的建立，而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家庭教育能否取得成功。他指出：“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颜氏家训·治家》）
颜之推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作用在幼年时期尤为突出。所以，他提出在儿童出生后，便应让明白孝仁礼义的人去引导他。待到幼儿可以“识人颜色，知人喜怒”的时候，就应该对其加以教诲，引导其行为，教导其有所为，有所不为。如此教育下去，到9岁以后，自可“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五、论儿童教育方法
颜之推主张及早施教。他继承了我国古代胎教理论，主张实行胎教。他在《颜氏家训·教子》中写道：“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声音滋味，以礼节之。”他认为要通过影响孕妇从而影响胎儿，孕妇的生理卫生、营养以及孕妇的道德行为都对胎儿有所影响。
颜之推认为要做好家庭儿童教育关键在于要处理好“爱”与“教”、“慈”与“严”的关系。他认为家庭教育应坚持爱教结合，颜之推主张父母对孩子从小就要严格要求，勤于教诲，不能溺爱和放任。他批评当时许多家庭的父母对子女一味宠溺、放纵的做法，在《颜氏家训·教子》中对当时的父母溺爱子女的错误的教育方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诃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挞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他指出，许多父母从小对孩子不加管束，只知一味满足孩子的要求，放任其行为，导致孩子不明是非，造成严重后果。同时，他指出父母对待子女也不能过于严厉，要“威严而有慈”，所谓“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惧而生孝”（《颜氏家训·教子》）。为了验证其观点，他在《颜氏家训》中进一步以历史事例举例说明了爱教结合、威严有慈的必要性。但是在他看来，为了严教，鞭挞也是一种必要的教育手段。他说：“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颜氏家训·治家》）他认为以体罚规训儿童，就好比以苦药治其病。他列举了大司马王僧辨的母亲魏老夫人数十年如一日严格教子成才的例子，“王大司马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在湓城时，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挞之，故能成其勋业。”（《颜氏家训·教子》）颜之推也强调家长必须正确地看待子女的优点和不足，若一味张扬其优点，遮掩或包庇其过错，则会失于教义，贻误其一生，甚至招致祸端。他在《颜氏家训·教子》中讲述了梁元帝时，一父亲只知一味溺爱孩子，以致儿子因言语有失，得罪权贵，以致惨死的例子，“梁元帝时，有一学士，聪敏有才，为父所宠，失于教义：一言之是，遍于行路，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揜藏文饰，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语不择，为周逖抽肠衅鼓云。”治家过于严苛，也非教子良方，“梁孝元世，有中书舍人，治家失度，而过严刻，妻妾遂共货刺客，伺醉而杀之。”（《颜氏家训·教子》）他要求父母教育子女应该严而不狎、爱而不简，宽猛相济，爱教结合。
颜之推还提出了均爱无偏的教育主张，即父母对待所有子女应一视同仁，平等爱护，给予同样的爱护与关注，均养均教。人们爱孩子，很少能做到平等对待，从古到今，这种弊病一直都很多。其实，聪明俊秀的孩子固然惹人喜爱，然而顽皮愚笨的孩子也应该加以怜悯。那种偏爱孩子的家长，即使出发点是爱孩子，却往往会给孩子招来祸殃。他在《颜氏家训》中说道：“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予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他依次举共叔、越王、刘表、袁绍的例子说明了父母偏爱偏宠，危害无穷。“共叔之死，母实为之。赵王之戮，父实使之。刘表之倾宗覆族，袁绍之地裂兵亡，可为龟明鉴也。”（《颜氏家训·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