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第1页）
第二节民国时期的学前教育
一、学前教育制度的演进
（一）蒙养园制度
1。壬子癸丑学制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著名的民主教育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1912年7月，教育部召开临时教育会议讨论教育政策和改革措施等重要问题，9月，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令》，称壬子学制。实施一年多之后，至1913年8月，又陆续颁布了各种学校令，对壬子学制有所补充和修改，于是综合形成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学制系统，即《壬子癸丑学制》，见下图3-2。
图3-2壬子癸丑学制系统
2。蒙养园制度的确立
按壬子癸丑学制的规定，学前教育机构的名称为蒙养园。这个学制将学堂改名为学校，蒙养院改为蒙养园。有关蒙养园的规定如下：“在下面有蒙养园，在上面有大学院，不计年限。”“女子师范学院于附属小学校外应设蒙养园，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于附属小学校外应设附属女子中学校，并设蒙养园。”[10]
从这些规定看，虽然作为“下面”的蒙养园被规定为学制体系中的教育机构，但是与所谓“上面”大学院（即现在的研究生院）一样，不占学制年限，并未单独成为学制系统中的一级，而属其他教育机构的附属部分。此时期的蒙养园主要附属在小学和女子师范学校内。这样看来，蒙养园虽然没有摆脱附属的地位，但已不再附设于育婴院和敬节堂内，而是纳入了真正的教育机构系列。总体上，学前教育地位已经显著提高。
（二）幼稚园制度
1。壬戌学制
1919年的五四运动将中国革命推向新民主主义阶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和美国教育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一次民主教育改革的浪潮。其中学制改革是这一系列教育改革的主要标志。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通过《学校系统草案》，11月1日，该制以“大总统令”的形式颁行，名为《学校系统改革令》。因1922年为农历壬戌年，故称《壬戌学制》；又因其是对《壬子癸丑学制》的全面更新，故当时亦称其为“新学制”。
该学制的主干学程为“6·6·4”，亦可具体表述为“4·2·3·3·4”。其升学序列和学习年限为：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初级中学（3年）→高级中学（3年）→大学（4年）。入学年龄定为实足6岁。《壬戌学制》的结构体系，详见图3-3。
图3-3壬戌学制系统
2。幼稚园制度确立
关于学前教育，《壬戌学制》规定：将蒙养园改称为幼稚园，既可单设，亦可附设；办理宗旨，依照“儿童本位”思想，侧重于“谋个性之发展”；教育对象，确定为3～6岁的男女儿童。初对保教内容无明确规定，1929年后，确定为《幼稚园课程标准》中规定的音乐、故事和儿歌、游戏、社会和自然、工作、静息、餐点七项。这就改变了以前学前教育机构在学制中一度没有明确规定的状况，确立了它在学制系统中作为国民教育第一阶段的地位。
新学制的颁布推动了中国学前教育进一步向前发展。如1922年12月在新学制颁布后不久，江西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及第一师范学校分别开设幼稚园。1923年5月，浙江省教育厅也要求各县自本年度起至少筹设一所幼稚园。1923年，陈鹤琴在南京创设了中国第一所实验幼稚园。此后，全国各省市的幼稚园都不断有所发展，并且向农村延伸。1927年，在陶行知的领导下，还先后在南京郊区燕子矶、晓庄、和平门、迈皋桥等地创办了中国第一批乡村学前教育机构。
二、学前教育的实施
（一）学前教育机构的发展
民国前期，可以信赖的学前教育统计资料极少，因而很难得到全国比较准确的学前教育机构的数据。但有几点可以明确：一是教会学前教育机构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国人自办的很少。1924年，南京第一女子师范进行不完全的全国调查，发现国人自办的学前教育机构仅34所；二是主要集中在城市，直到1927年，才出现第一所由陶行知创办的农村幼稚园；三是国人自办的学前教育机构据张克勤于20世纪30年代初对上海、南京等七市幼稚园概况之调查，当时私立幼稚园明显多于公立幼稚园（见表3-1）；四是出现了不少由知名人士创办的有较大影响的幼稚园。
表3-1七市幼稚园最近之概况比较表[11]
民国后期的教育统计资料已较为完备，有关民国后期幼稚园的总体发展概况，可从表3-2中得到一个连续的、较为可靠的印象。
表3-21929—1947年中国幼稚教育概况表[12]
总体上讲，由于“中华民国”时期战乱不断，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极为缓慢。学前教育机构的最多年份1946—1947年也仅为1301所，对于四万万人口的中国来说，其幼儿入园率之低可想而知。另外分析表3-2数据还可以发现几个方面信息：①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幼稚园的发展，大体呈稳步攀升态势。②抗日战争时期的幼稚园虽急剧减少，但此期所办理的保育院却收容了大量难童，并兼负起相应的学前教育职责。③抗日战争结束后，幼稚园恢复和发展速度相对较快。
（二）知名学前教育机构
1。南京高等师范附设幼稚园
该幼稚园实为南京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下设的幼稚园。南京高等师范于1917年增设附属小学。1919年陈鹤琴、廖世承留美归国后，南京高师便在学校附小增设幼稚园。园舍位于附小中的“杜威院”。办园指导思想是当时方兴未艾的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因此，该园重视幼儿的自发活动，尊重幼儿的兴趣，注重生活经验和直接知识的获取，尤其注意个性的培养和人格的养成。该园共有教职员工4人，招收幼儿为3～6岁，多半系教员子女。游戏运动器具和恩物等设备齐全。在教学中以生活为中心，无显分科目，以谈话、游戏、手工、音乐为主要活动。日活动见下表3-3。
表3-3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幼稚园日课表[13]
2。浙江大学教育系培育院
浙江大学，前身是1897年创建的求是书院，是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现代高等学府之一。1928年更名为国立浙江大学，并增设教育学系，1935年秋，时任教育系主任郑晓沧，主持创设了培育院，但实际由儿童心理学博士黄翼主持。教保人员由浙江大学教育系毕业生和在校学生担任。该院招收3岁（第二学期改为2。5岁）至4。5岁的幼儿入院，满5岁即出院。每半岁为一级段，每一级段学生仅4人。开院之初，为4个级段；第二学期，改为5个级段。学生总数为20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浙江大学内迁，培育院被迫停办。
浙江大学培育院是一所兼具实习性与实验性的学前教育设施，教保人员由浙江大学教育系毕业生和在校学生担任。作为实习性的学前教育设施，供《儿童心理学》《儿童训导与心理卫生》《儿童心理专题研究》等课程观察、研究、实习用。培育院强调幼儿生活自由、愉快、家庭化、游戏化，尽量给儿童以自由活动的机会，寓指导于不觉之中。培育院初为半日制，后过渡为全日制。其“组织活动”的类型有：①团体活动与个人活动；②领导活动与自由活动；③设计活动与随机活动；④文字教育与具体教育。在设计作业中，经常开展的组织活动还有节会、旅行、放风筝、养蚕、种豆、烹饪请客、做豆浆、写信等。
3。厦门集美幼稚园
厦门集美幼稚园为爱国华侨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校的一部分，成立于1919年2月。陈嘉庚（1874—1961年）是福建同安人，早年去新加坡习商，后来成为精明强干的实业家和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事业家。厦门集美幼稚园建有西班牙风格的葆真楼、养正楼、煦春楼、群乐室等专用屋宇，设备齐全；辟有体操场、游戏场、花圃、假山、水榭、小桥等活动场所，既美观又实用。1927年，集美幼稚师范创设后，改名为集美幼师附设幼稚园，以作为幼稚师范生的实习基地。
该园有明确的办园指导思想，即把幼稚教育当成立国之根本的基础，认为有了健康的儿童才能有健全的国民；教师为儿童的伴侣，幼稚教育是爱的教育；教育应以儿童为中心，建立在儿童需要与生活的经验上；幼稚园应成为“儿童的乐园”，幼稚教育是求孩子的解放与幸福；幼稚园教育有改造家庭教育的责任。这一办园思想充分体现了“五四”时期新教育的要求，既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又具当代的现实意义。
4。北京香山慈幼院
北京香山慈幼院于1919年10月正式成立，收受因水灾而遭难的孤儿、弃婴和附近的贫儿。主办者为熊希龄（1870—1937年），该院初属慈善性质。开办一年后，感到贫苦儿童中不乏天资聪颖者，于是决定开展教育工作。全院共分五个部分，其中第一校是婴儿教保院（出生至四岁）和幼稚园（五六岁），第三校是幼稚师范（即北平幼稚师范学校）。
北京香山慈幼院试验推行学校、家庭、社会“三合一”的教育体制，把学生分编为蒙养级、半工半读级、普通级、高材级和特殊级（为问题儿童而设）。至1924年上半年，全院学生骤增至1500余人，分设有蒙养园、小学、男子初中、女子师范、职教班和艺徒班等教育设施。在1923年和1929年，分别设立了香山慈幼院的蒙养园（后依制定名为幼稚园）和婴儿园。蒙养园收容4～6岁幼儿，3年毕业，学额为50名。实行寄宿制。师资均聘幼稚师范科或幼师生担任，引用欧美最新式保教方法，注重营养配方，强化律动体操，采用设计教学法，试验学生自治制。在训育方面，力求使儿童达到独立、互助、勤劳、俭朴的标准。婴儿园原则上收容1～3岁的婴儿，后拓展年龄为0～4岁，学额定为50人。入园后，分幼婴、中婴、大婴三类，分别制订营养配方和保教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