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 大清印刷物专律（第2页）

八凡依民事诉讼被谤情形，该诉人不必证明因谤而受损害，但须证明是谤非谤，俾承审官可依是非轻重决案，或判予被谤人若干偿金。

九凡依民事诉讼被谤，而案经决定者，可以原案另依刑事诉讼，而业经决定者，不得再以原案依民事诉讼诉之。

十无论以民法或刑法控诉普通谤于问案衙门，可准被控诉者将被控诉之情形证明实在以为非谤。无论事涉官事，事涉私事，要之所陈之词，须静候问官以为适当与否，事关公益及应刊布与否。

十一依刑事诉讼控告被普通谤，而被告证明所控事件，并非有意挟嫌，甚或以原告并未因此损害为词，则问官可以被告所答之词为直。然此等案情，如依民事诉讼法，则被告所对之词，问官不得遽以为直；惟可因此等实在情形而减轻原告所要求之偿金。

十二凡以刑事诉讼控告普通谤讪，如控告之人系职官，且照定例，控告人有权可以审判此等案件者；又控告人之官阶较崇于问官，且有权可以命令之者，均须禀请本管之督抚办理。要而言之，控告人不得为问官，亦不得依官而向属官控告，如欲控告，必须向官阶较崇一级之官控告。即上控事件，亦依此类推。倘有官员擅违此制，被告可向京师印刷注册总局申诉。该总局即当据请商部会奏朝廷，察酌办理。

十三遇有讪谤情形，不论军民人等，均应尽国民义务，将讪谤情形向最近之地方官报告，或报告于本辖官长。无论何种讪谤，如报告于地方官长，各该官长即可权衡其事，将一干人逮捕，并将所有各该讪谤物件查封，一面即将办理情形申报于本省督抚。各该督抚，接到此等申报后，即行按照情形，查明实在；如果以为适当，即派干事员开堂，将一干人提讯。

十四凡讪谤事件审实惩办后，即将所有讪谤物件，按所犯轻重，或充公，或销毁，或发还，由问官临时定夺。

十五凡记载物件，如审实有讪谤情形，除按上文所载各条办理外，所有印刷人、资本人，或经理人等，即不得再以印刷及记载物件等为业。

十六凡犯讪谤事件审实后，即依本律办理，并不依他人所犯论罪。

十七凡违犯上文所解说各条而审实者，依左开科判：

甲、凡科普通谤案，罚锾不得过银一千元，监禁期不得过二年，或罚锾监禁两科之。

乙、凡科讪谤案，罚锾不得过五千元，监禁期不得过十年，或罚锾监禁两科之。

十八凡再犯案件，即以初犯所科加倍科之。

十九凡各种记载物件之经理印刷人，如曾经审实犯有讪谤案一次，普通谤案二次，或合伙诬诈案者，则各该人等所营业之记载物件，大清邮政局可不为邮递，或另由定案地方之督抚审酌办理。凡记载物件之经理人、资本人、印刷人等，凡隶我法权而犯讪谤者，则获著作人或分送人审讯讯办后，大清邮政局将此等记载物件不为邮递。

第五章教唆

凡他人之著作，或出版印刷，或录入记载物件内，因而公布于世，致酿成非法之事者，不论所酿成之事为犯公法为犯私法，各该著作人俱依临犯不在场之从犯论。如此等著作尚未酿成犯法之事，即将著作人依所犯未遂之从犯论。

第六章时限

一凡一切文书图画，或系书写，或系印刷，或用汉文，或用其他各文字，而发行或销售于皇朝一统版图者，在律即有治理之权。

二本律奏奉朱批后，由京师印刷注册总局颁行，满六个月之后，即切实施行。

本文节选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张静庐辑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312—319页。

【导读】

出版法律是出版业发展到近代一定阶段的产物。清代以前，书刊被视为普通“商品”之一种，无专门法律。晚清政府一度沿袭《大清律例·盗贼目》中对“妄布邪言”“妖书妖言”的宽泛规定，造成许多量刑过严（甚至残忍）的制裁案件，给外国列强以指责口实。另一方面，从出版业方面而言，欲摆脱“动辄得咎”处境，须有成文《出版法》来明确出版者的权利和责任：“与其漫无限制，益生厉阶，何如勒以章程，咸纳轨物。”

1901年清政府在内外交迫之际推行“新政改革”，政治上稍解言禁，文化上鼓励书局、报馆的创办。这些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促成了新思想新舆论传播手段的出现。在文化图书领域，出现了官场谴责小说、政治小说大行其道的局面；报刊界则以“苏报案”（1903）为代表，屡屡突破清廷的言论尺度。这些都促使清政府思考制定一部约束出版物（定期、不定期）的法律法规。1905年五大臣考察归国后，清廷经过了一年的准备，在借鉴西方尤其是日本出版法规的基础上，陆续出台了三个重要的出版法：《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报章应守规则》（1906）、《钦定报律》（1910），[2]以期加大对图书报刊的审查和监管力度。其中的《大清印刷物专律》是较具有开创性、雏形粗备的一部出版法。

该律分为“大纲”“印刷人等”“记载物件等”“毁谤”“教唆”“时限”六部分，前四部分比较重要的有：

1。“大纲”中规定了设立“印刷总局”，由其统管“一切印刷及新闻记载”的注册。而这里明确了该法律的实施对象——印刷（图书为主）、新闻记载（报刊）。该印刷总局隶属于商部、巡警部、学部。此种将出版印刷的管理置于警察之下的不尽合理的规定，竟然延续至民国，颇有碍于出版业的发展。

2。“印刷人等”规定：所有以印刷为业的人，需经当地巡警衙门注册登记；若后者予以驳斥不准，需呈报印刷总局并将驳斥理由公示。其次，印刷之物件之上，必须印明印刷人、印刷所地址。最后，所有印刷物件（不论文书、记载、图画）均需呈送巡警衙门备案。

3。“记载物件等”针对“定期、不定期出版之新闻丛录”（报刊）：从事这类印刷者应提前注册，并将所发行的记载物件，呈送巡警衙门和印刷总局。

4。“毁谤”规定了“普通毁谤”“讪谤”“诬诈”的所指及处罚规定。其中“讪谤”指那些“惑世诬民、令人有怨恨侮慢，或加暴行于皇帝或政府，或违背典章国制”——这些明显针对革命派报刊。但又明确了罚款不得过五千元，监禁不得过十年。

可见，该律例首重注册登记（非“特许”制亦非“审批”制），明确了禁止出版发行的印刷品范围；将所有印刷品列入管理，特别重视“报刊媒体”的监管——即便如此，它也没有规定“事先检查”，而以事后追惩为主；民事责任为主、刑事责任为辅（除了“诽谤”等较重的违法行为之外）。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出版法对晚清政府法律制定者的影响。

《大清印刷物专律》虽然含有明确的压制、控制舆论出版的意图，但是，比之于《大清报律》的随意比附、任意轻重，在禁止条文、量刑等方面增大了透明性、容易操作。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为中国近代出版业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有序的法律环境。

报刊业的蓬勃发展，促使清政府在1907年专门制定了《大清报律》（1911年1月改称《钦定报律》），增加“提前送审”和“记载不实的惩罚”这两个明显加强对新闻舆论钳制的规定。但是在图书出版这一领域，一直沿用1906年颁布的《大清印刷物专律》，直到1914年袁世凯北洋政府《出版法》出台。

应当指出，尽管晚清政府在出版法上竭尽全力，然而受当时国内外政治环境制约，身处矛盾和两难中的它，并不能在实践中充分、有效地贯彻上述法规。尤其是在上海，外国人“租界”的存在，为一批国人出版发行机构、书局、报馆提供了“庇护所”，使得清末的图书报刊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较为顺利。

（曹晶晶）

[1]锾（huán）：古代重量单位，亦是货币单位，标准不一。

[2]《著作权章程》（1910）则属于图书出版的另一大法律——著作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