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待史学遗产1（第1页）

怎样对待史学遗产[1]

怎样对待史学遗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史学研究中，有些史学工作者，特别是一些老年史学工作者，曾经做了不少整理史学遗产的具体工作。但是，把史学遗产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并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和概括，还很少有人做过。白寿彝同志在《史学史研究》季刊1981年1—4期上，连续发表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就史学遗产中几个重要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系统的见解。作者力主深入研究和继承这几个方面的遗产，认为这是提高我们史学研究水平所必不可少的。

一、关于历史观点方面的遗产

作者提出：“多年以来我们有个看法，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历史观点都是历史唯心论，好像是一无可取。”作者举例说：前些年，我们在中华书局搞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每一部史书在出版的时候，照例要写一篇出版说明。在出版说明里，差不多都要指出作者的思想是英雄史观，是以帝王将相为历史的创造者，是诬蔑农民起义和劳动人民，是历史唯心论。这就是说，其历史观点是不足取的。那么，为什么要出版这部书呢？出版说明的笔锋一转，接着就说这部书在史料上如何有价值。这种写法差不多成为出版说明的一般公式。作者认为：“按照这种写法，二十四史只能是二十四部史料书，再没有其他的价值了。但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二十四史，固然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历史资料，还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思想资料，留下了观察历史的方法，留下了写历史的方法，留下了许多专门知识。从历史观点来说，在二十四史里，在别的很多史书里，在不少有关史事论述的书里，都还是有进步的观点、正确的观点，可以供我们参考、吸取和发扬的。”[2]他从古代历史家和思想家对历史进程的认识，对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的认识，对社会经济条件的作用的认识，对得失成败的认识，论证了我国历史思想资料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其中，有的则“可以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研究这种萌芽的思想，对于史学遗产的理解有重大的意义”。

二、关于历史文献方面的遗产

白寿彝说：“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必须要研究历史文献。既然要研究文献，就需要建立历史文献学这门学科。历史文献学可以帮助我们搜集、分析并正确地运用历史文献。”[3]他认为“文献”这个词，是孔子最初提出来的。孔子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孔子修订《诗》、《书》，就是做的整理文献的工作。作者在概述我国文献学史后进一步提出：“历史文献学，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人给它规定个范围。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还是不久以前的事。我个人的意见，可以包含这样的几个内容：一、目录学，二、版本学，三、校勘学，四、辑佚学，五、辨伪学。”[4]当然，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还要借助于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等。作者强调：“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按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去做。如果把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跟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立起来，那是很不合适的。”[5]他认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但如果不懂马克思主义，他的成就是很有局限的。反过来说，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做简单的理解，不下功夫去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

三、关于历史编撰方面的遗产

作者从历史编撰的体裁、方法和要求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而以阐说编撰体裁最为突出。作者在列举历史编撰的几种主要体裁后指出：“纪传体是本纪、列传、世家、载记、书志、表和史论的综合。……纪传体把这些体裁综合起来，在每一部书里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所以它既是多种体裁的混合，又有自己特殊的规格，形成了一种新的体裁。”[6]即综合体。白寿彝说：“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体裁如果用于表达复杂的历史进程，显然是不够的，断代史和通史的撰写，都必须按照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体裁，同时又能把各种体裁互相配合，把全书内容融为一体。近些年，也许可以说近几百年，我们这个传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扬，因而我们的历史著作，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表达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就专门史来说，体裁的问题，比写通史要简单一些，但单一的形式还是不行的。”[7]他还主张借鉴传统的体裁写出新的编年史、地理书、地方志、家族史、学术史和文化史，加强史书中对于图的使用，建议创造一种“用大量的图来表述历史进程”的著作。他认为目前有关民族史和外国史的撰述，也可参照我国各种史书体裁灵活运用，写出各式各样的史书。在这方面，“还有待于发展，有待于大胆的创新”。[8]作者在谈到历史文学方面的遗产时，首先区分了“历史文学”的两种含义。一种含义，是指文学家用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如历史小说和历史剧，作者说，“这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历史文学”。另一种含义，是指历史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作者认为：这后一种历史文学，在我国史学上有优良的传统。特别是写人物、写语言、记战争、表世态，都有独到的地方。司马迁是这方面的典范。文章说：“《左传》、《国语》、《战国策》，都是大量地记录语言的书。《左传》所记各种辞令，不亢不卑，柔中有刚，是极好的。《国语》说理，指陈形势，战国游士纵横驰骋，又各有特色。这些，在后来的史书里都几乎难以看到。”[9]文章说：“《左传》、《史记》和《资治通鉴》，都是以写战争著名的。《左传》记各次的战役，都生动有致。”“《史记》写战争，仅《项羽本纪》一篇就有很多精彩的描写。”“《通鉴》写赤壁之战和淝水之战，都是有名的篇章。它写刘裕伐南燕，韦孝宽守玉璧，都写得很出色。它写李愬雪夜入蔡州……这写的是战争，但写出了一幅恬静的雪夜行军的画卷。”[10]此外，作者还对“文章烦简”、“于序事中寓论断”和“文中见史”等问题做了论述。作者于文末着重指出：“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了，仅就一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对于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11]

[1]原载《人民日报》，1982年1月29日。

[2]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3]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4]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5]白寿彝：《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6]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7]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8]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9]白寿彝：《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10]白寿彝：《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11]白寿彝：《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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