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思想（第1页）

民族史思想

略论白寿彝的民族史思想[1]

白寿彝先生（1909—2000年）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成为中国大陆最有学术影响的史学家之一，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

白寿彝的学术成就主要反映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史研究和中国通史编撰，以及有关历史学的理论研究等领域[2]。白寿彝是中国唯一一份史学史专业杂志《史学史研究》的创办者，并长期担任主编直至他逝世为止。这本学术杂志在促进学科建设、联系国内外同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这篇文章，拟着重探讨白寿彝在民族史思想方面的见识及其学术价值。

白寿彝在民族史研究方面的成就，受到了学术界尤其是民族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他们发表了许多有深度的研究论文[3]。本文在此基础上，着重就以下三个方面问题作一点粗浅的述评，以就教于各位同行。

一、论史学上撰写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的传统

中国历史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的，这在最早的传世文献如《尚书》、《诗经》中有突出的反映。在《春秋》、《左传》等书中，更有进一步的记述。自秦统一后，中国事实上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尽管在历史的进程中，民族间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却是一个基本的历史潮流。在这个历史潮流中，中国先贤们的民族观呈现出复杂的情况。面对这样的历史事实，白寿彝善于把握历史现象中的本质问题，进而揭示出历史的真相。如他对孔子的民族观，就提出了与传统看法不同的见解。他认为：“在思想上，由于民族区别的存在，就不免在民族关系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孔子被后世的经学家宣传为‘尊周室，攘夷狄’的圣人，好像孔子对于所谓‘夷狄’是很严厉的。其实，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很理智的。”他列举孔子的有关言论并作分析，以证明孔子在民族观上是“理智”的。如孔子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4]“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5]白寿彝对此做如下解释，并结合孔子的其他言论，做进一步发挥，他写道：“这在口气上对夷狄蛮貊，有点不以平等相看，但认为他们和诸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道德标准，是与一些持狭隘的民族观念的人大不相同的。孔子还认为，夷狄也有长处，有的地方比诸夏还好。他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6]对于‘夷狄’的一些落后的东西，孔子认为是可以改变的。有一次，他表示要到九夷去，有人说：‘那地方陋，怎么能住下去啊？’孔子答复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7]对于夷狄的干扰，孔子是反对的，所以他虽不大赞许管仲之为人，却推重管仲能联合诸侯，保卫诸夏的功绩，而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8]这种看法，无疑也是正确的。”[9]白寿彝对孔子民族观的认识，有几点是值得重视的。第一，他不赞成前人的传统看法，认为孔子在民族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理智”的。我理解这里说的“理智”，意即不偏激，能持冷静的态度。第二，他认为孔子的民族观中包含着朴素辩证的思想，即认为夷狄中落后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第三，认为孔子肯定管仲“攘夷狄”，是表明孔子不赞成夷狄对中原的干扰，反映了孔子对民族间复杂关系的全面认识。白寿彝对孔子民族观的分析，其基本的思想方法，是对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避免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评价。

运用同样的方法，白寿彝对古代“圣贤”的错误的民族观，也不讳言。如他论孟子的民族观，指出：“孟子在一次责备楚人陈良的弟子陈相时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10]孟子的话，不只是表示了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而且表示了他对其他民族的严重歧视。所谓‘南蛮鴃舌’简直就是骂人了。”[11]由此可以看出，孟子的民族观比之于孔子来说，显得十分狭隘，而且表示出对“夷狄”、“南蛮”的“严重歧视”。看来所谓“圣人”和“亚圣”在民族问题认识上的差异是非常突出的。正如白寿彝进一步指出的那样：“孔孟对民族关系的两种态度，实际上是民族关系史上两种观点上的根本分歧，到了秦汉以后就更为明显了。”[12]这一判断，显然也是从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观的存在而做出的。如司马迁、班固的民族思想就表现出明显的不同。而西晋江统著《徙戎论》，强调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对战国、秦汉、三国以来的民族关系作消极的评价[13]。当然，江统的主张并未得到统治集团的采纳。其后，又有唐太宗的比较开明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及其实施所带来的积极效果。而西夏、辽、宋、金、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纷争和进一步走向融合的时期，民族思想出现了更为复杂的情况。尽管如此，辽、金最高统治者还是认同中原文化和以炎黄为始祖。元朝扩大了大一统政治格局，并且修撰了宋、辽、金三朝正史，而清朝在民族政策的执行方面也有许多新的创造，并最终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版图。所有这些，都是同一定时代的民族观相关联的。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中国史学上存在着撰写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的传统。对此，白寿彝从历史发展进程的角度作了这样的概括，即“古老的传说和记录”；“多民族撰述的杰作”；“民族重新组合的历史记录”；“民族史撰述和地方志、纪事本末的发展”；“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倾向”。这既是一个历史的划分，同时也显示出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如关于“古老的传说和记录”，作者通过对《诗经》的有关篇章的举例，指出：“荆蛮、淮夷、氐羌，还有猃狁，都是殷周以外的重要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化系统。”他在引用《尚书·牧誓》后指出：“友邦冢君等是一类人，庸、蜀、羌、髳、微、卢、彭、濮是八个民族的名称，这些民族是又一类人。这可见，武王伐纣的队伍，是一支多民族的联军。”作者认为：“《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和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都是政治史性质的书，但记载了大量的民族史材料，这可以说是民族史撰述的正式开始。”同时指出这些文献中所记述的一些古代民族及当时活跃的许多民族，“经过春秋、战国长时期的历史陶冶，其中大量融合为汉族，也有不少成为秦汉以后的少数民族。”值得注意的是，白寿彝还明确地指出：《春秋》经传所记述的民族史料，因为它们是编年体史书，故还不能对民族做出比较集中的反映。而《国语》是按王国和侯国记述的“政治史资料”，其中《楚语》、《吴语》都是记述南方民族的史料，而《郑语》中也记述了史伯论南方民族的言论，都是很有民族史史料价值的内容[14]。又如，关于“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白寿彝着重评论《史记》、《汉书》、《后汉书》在这方面的贡献，他这样写道：“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的奠基人，他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都是有卓越成就的史书。它们在民族史方面也都有杰出的撰述。”[15]作者评论《史记》在这方面的成就，着墨最多。

第一，他从总体上评价《史记》所具有的民族史价值，写道：“《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这与先秦记载之局限于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秦汉的空前统一局面及其对外交通的发展，使当时人大开眼界，也使我们的历史家能写出这样包容广大的民族史。”[16]这一段话，不仅概括了《史记》在民族史上的重要贡献，而且也扼要地指出了《史记》之所以取得这一重大贡献的历史条件。

第二，他从民族的区域分布上评价了《史记》各个民族传记所记内容的历史价值，而以详细评价《匈奴列传》为其重点。作者评价《匈奴列传》，很宏观，也很细致。从纵向看，《匈奴列传》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从夏后氏少康之衰说起，直到冒顿称单于之前”的历史及其“与汉族先民的关系”；二是冒顿称单于，写出“匈奴最强盛的时期”；三是写老上单于即位直至天汉四年（公元前97年）。这是司马迁笔下匈奴历史的三个重要阶段。从细致方面来说，作者指出：《匈奴列传》“还写了在老上单于时，汉降人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刻其人众畜物’。这也是关系匈奴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记事。对于这一类好像细小但有历史意义的事，司马迁往往不轻易放过”。这几句话，反映了作者对民族史史料的重视和细致观察，并给予应有的评价。尤其重要的是，作者揭示出司马迁对汉匈关系的独到见解，指出：在老上单于在位时，“在这一时期，因汉降人对匈奴的教唆和汉家将相贪图战功，匈奴跟汉朝的关系复杂化了。列传在写这一时期的双方关系时，很有分寸，透露了作者对双方关系的独到见解”[17]。上面这两处评论，反映了作者对司马迁的民族观和民族关系的深刻的认识。

白寿彝还从民族史的全局观念出发，指出了司马迁写《匈奴列传》的意义，他写道：“匈奴的活动，主要是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今蒙古国）境内。后来，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几个在全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民族也都在这里活动，使这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特别活跃的地方，因而《匈奴列传》也就越来越加强它在民族史文献上的重要地位。”[18]他的这一评价，是从更广泛、更深层的意义上揭示出《匈奴列传》所记内容与后世民族史及民族关系史的历史联系，在一定的意义上使人们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渊源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从而使人们对司马迁的民族观与民族史撰述之历史意义产生了深深的钦佩和崇高的敬意。

当然，人们的这种钦佩和敬意，还会因白寿彝的这一见解得以进一步地加深。白寿彝在概括《匈奴列传》所记汉、匈关系时，这样写道：“《匈奴列传》对于汉廷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委婉其词的。所以在列传的结尾，感慨于《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但以《平准书》和《匈奴列传》合观，可见作者对自己的真实思想还是不愿掩盖的。司马迁死后两千多年的悠久岁月中，在汉与匈奴的问题上，很少有人能像他这样看的。”[19]作者对司马迁在民族关系史上的卓识，一则反映了作者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治学方法，二则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出身的史学家的敏锐观察力，这或许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20]吧。总的看来，作者对《史记·匈奴列传》所做的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不论是在历史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都显示出其独到的见解。

作者对于《汉书》和《后汉书》在民族史方面的成就，也作了评价。白寿彝写道：“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继承《史记》，在民族史方面，对前史或续或补，对创兴的新史专立篇目。它们在资料上可说是收集得不少，而见识上要比司马迁差得多。”[21]作者强调《汉书》、《后汉书》是对《史记》的“继承”，这就越发显示出《史记》在民族史撰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当然，作者也肯定了《汉书》、《后汉书》的新贡献，即一是对《史记》的“或续或补”，二是专立新的篇目。对此，白寿彝做了十分具体的分析，认为《汉书》主要在资料和史事的续与补上，而《后汉书》除续与补外，还多立新的篇目，例如：“《后汉书》的民族史部分，收罗繁富，甚见功力。《西域传》、《南匈奴传》接续前史，记录了匈奴和西域在东汉时期的重大变化。《东夷传》、《南蛮西南夷传》好像是因袭旧规，而记载翔实，过于前史。西羌问题是东汉时期比较突出的民族问题，乌桓和鲜卑是这时期新兴的民族，而鲜卑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大有影响。《西羌传》和《乌桓鲜卑传》是《后汉书》新创的篇章。陈寿的《三国志》，一向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四史’，而陈书民族史部分很简略，仅有乌丸、鲜卑、东夷传，但也可与《后汉书》有关部分相参证。”[22]这一段评论，把《后汉书》在民族史撰述上的贡献写得十分明确，给人们以清晰的认识，其中尤其强调了“鲜卑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大有影响”，这从三国史、十六国史和北朝史看得十分清楚。这段评论中，还兼及对《三国志》的有关评论，其记述虽简略，亦可与《后汉书》“相参证”。[23]值得注意的是，白寿彝对《汉书》、《后汉书》在民族史撰述方面的评价，是把“资料”和“见识”分开来讨论的，认为它们在见识上“要比司马迁差得多”。对此，本文就不一一征引了。

综上，我们是否可以认为，白寿彝是以《史记》为重点，而《史记》中又以《匈奴列传》为重点，兼及《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从而写出了“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的基本面貌。

关于其他几个阶段的民族史撰述，白寿彝也都对它们的特点做了概括性评论。他论“民族重新组合的历史记录”，指出：“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民族重新组合的时期。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是民族重新组合的又一时期。关于这两个时期的历史记录，在数量上的丰富是远远超过前代的。”[24]

这是从总体上的评价，即指出数量上的丰富远远超过前代。而对于这两个时期关于民族史记录之丰富及其具有什么具体的特点，作者进而论道：“关于这两个时期的民族史，资料是相当多的，但真正说得上是民族历史撰述的并不多，系统地记述民族重新组合的书简直就没有了。至于记述民族重新组合中某一过程或某一过程的片断记载是不少的。在这两个时期，汉文撰述以外，用少数民族文字的有关撰述究竟还有些什么，这还需要进行长期的工作。”[25]这两个具体特点是：第一，系统记述多民族重新组合的著作极少见；第二，出现了少数民族文字撰述的有关文献，对此，尚需做进一步研究。按我的肤浅理解，白寿彝在这里说的“民族重新组合”，“组合”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汇，既包含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也包含了不同民族间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个时期之民族史的多种撰述形式作了概括，并给予充分的肯定。

白寿彝认为，“明清时期的民族史撰述跟地方志和纪事本末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26]，这一个特点，同史学上明清时期方志的大发展和清代以“方略”为主体的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大发展是一致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相互促进的。而关于“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倾向”，白寿彝指出：“鸦片战争前夜和战后百余年间，中国民族史撰述上出现了近代化倾向。”其具体表现是：“第一，它反映了各民族联合反清反封建压迫的历史。”“第二，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在这时期有了重大改变。”“第三，民族史在中国史中的地位受到重视。”第四，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近代形式的中国民族史出现。所谓近代形式，主要是指它基本上脱离了政治史的附属地位，而向一个有丰富内容、有自己体系的独立学科发展。梁启超倡之于前，王桐龄、吕思勉、林惠祥、吕振羽等相继编写于后”[27]。作者从民族史的撰述思想、撰述内容、历史地位和撰述形式等方面，概括地阐述了中国民族史撰述从古代史学的窠臼里走出来，这同中国近代历史的特点、中国近代史学的萌生、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文中提到的几位史学家，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史学中的民族史撰述的开拓者，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民族史的撰述开辟了新的道路。

白寿彝在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史撰述传统时，这样写道：“我们简单而扼要地回顾了新中国创立前，我国多民族历史撰述的一些情况。它们已形成了悠久的历史传统，留下了相当多的历史资料，运用了各种不同的撰述体裁，表达了不同的民族思想，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特点。这些宝贵的遗产为我们研究民族史，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编写上的借鉴。那些认为中国史书只记载汉族不记载少数民族的历史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28]我们知道，20世纪以来，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和撰述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方面的撰述出版甚多。但是，学术界对中国民族史的撰述史做总结性研究的论著尚不多见。白寿彝的上述研究与评论，从民族史思想、民族史资料、民族史撰述形式等几个方面的结合上，总结并评价了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民族史撰述成就及其特点，反映了他本人是自觉地从中国历史、中国民族史和中国史学史的结合上，对中国民族史撰述的成就和时代特点，做出了全面的、系统的和独到的评论，显示了他的学术风格和学术特点。

二、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是中国历史进程标志之一

在中国史学界，关于历史进程和社会分期，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古史分期问题，即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的分期问题，二是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29]。这两种分期，史学界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每一种看法都提出各自的理由和根据，这里不来讨论。

在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上，白寿彝提出了十分明确的、有独立见解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很难采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划分它的发展的阶段性，而应以能够贯穿始终的、综合的标准来考察其阶段划分的特点。因此，他认为：

光抓农民起义、农民战争，解决不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问题。不是说打仗了，才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有时是显著的，有时是潜伏的；有时是紧的，有时是松的；有时是高的，有时是低的。专讲农民战争是不够的。那应该怎么讲？讲社会发展规律。首先还要讲经济基础。不从经济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讲农民战争就有好多问题不好解释。讲农民战争的发展，也要从经济基础的发展上来讲。那么讲经济基础，讲什么呢？生产力、生产关系嘛。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很缓慢，抓这个，困难大。生产关系抓哪一个呢？要抓农民阶级，但首先要抓地主阶级。为什么？因为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封建社会变化，在地主阶级身上体现得清楚些，材料也多些。有了这个材料，再分析农民阶级、分析农民战争，就好办得多。在封建社会两三千年里面，阶级斗争有一定的量的变化，在不同的阶级里，显示着不同的情况。这一点可以帮助咱们对于封建社会发展线索，多知道一点。我个人的意思，就是先从这儿来分析：从地主阶级变化来分析；从农民战争的口号、行动来分析。还有一个，从民族关系上来分析。[30]

我们从这一段话里，可以看出他对于封建社会历史分期问题的观点和方法。后来，白寿彝在《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31]和《中国通史纲要·叙论》[32]里，明确提出划分封建社会历史分期的标准是：（1）社会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主张从生产工具、生产技术、生产规模的发展，以及不同地区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重心的转移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等方面，说明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阶段性。（2）生产关系的相对变化。他着重阐述了作为封建生产关系主导方面的地主阶级的变化，认为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官绅地主分别是封建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中占主要地位的剥削阶级；与其相应的被剥削阶级则是编户农民、荫附农民、佃农，反映出农民阶级封建身份性印记逐渐淡化的发展过程。（3）阶级斗争的发展。在封建社会的前两个阶段，农民起义表现为争取人身生存权的斗争，后两个阶段则表现为争取财产权的斗争，这种不同的斗争要求，反映了农民封建性身份的逐渐松弛。（4）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在地域上逐步扩大的过程。把这个问题提到封建社会分期标准上来认识，一方面可以如实说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回答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5）中外关系的发展。隋唐以前，中国加强了同外域的联系。在对外关系上，隋唐宋元都居于主动的地位，明清时期出现逆转，显示了封建社会末世的腐败、保守和虚弱[33]。在这几条标准中，我们尤其要关注的是其中的第四条，因为在关于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上，像白寿彝这样提出问题的学者甚为罕见。

白寿彝对历史分期有一个总的认识。指出：“史学界对于中国历史分期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至今仍在继续。但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基本上是关于中原地区奴隶社会跟封建社会的分期问题。我们应当放开视野，努力在全国的范围内考察这个问题，不要局限于中原地区。封建社会历史很长，记载很多，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影响也很大。我们也应该重视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问题。近代史距离我们的时代近，跟今天现实关系密切，我们更应该重视近代史的分期。”他接着写道：“历史上，我国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不平衡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各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一个民族内部的发展也不平衡，我们应当从不平衡的状态上掌握一个历史时期的整体性。”[34]白寿彝在这里提出了两个突出的问题，一是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不要局限于中原地区，“应当放开视野”；二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发展不平衡，关于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应从整体上来把握这种不平衡状况。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白寿彝在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上，把少数民族地区或广大边区的社会发展，提到分期标准上来处置。

具体地说，白寿彝认为“我国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秦汉时期，在中原地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关于这时期的民族状况，他写道：“秦汉的统治范围，大大超越了前代，包括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围绕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有相当部分登上历史舞台，而匈奴、羌族特别活跃，有时还给中原皇朝以武力的威胁。但当时所有的少数民族，都还处在前封建社会阶段。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是经过有关部落和民族的融合而在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族的名称，也是跟这一个伟大朝代的名称相一致的。”[35]他明确指出，这个时期的社会分期所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中原地区”，但关于少数民族状况，他指出了三点：一是有的少数民族登上了历史舞台，二是所有少数民族都还处在“前封建社会阶段”，三是中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这几点，在民族发展史上十分重要，同时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也十分重要。

关于封建社会发展的第二个时期，白寿彝写道：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在这时期，发生了民族间的长期斗争，发生了民族的大规模流动和移居。本来在两汉时期就已开始内迁的匈奴人和羌氐人，现在他们深入内地，并且又有鲜卑人、突厥人、回纥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内迁。结果是无论在北方和南方，民族杂居的地区都扩大了。因而，汉族充实了自己，少数民族提高了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久而久之，内迁的少数民族，跟汉人很难区别。这就在新的民族关系的局面出现后，有了民族重新组合的出现，而促进了原来地区封建化过程。这是封建社会发展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36]

这一段论述，把民族状况同社会分期的关系阐述得更加清楚了。而民族状况的特点是：大规模的流动和移居，民族杂居地区进一步扩大，民族重新组合的出现，尤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原来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这样的视野，就把少数民族地区或民族杂居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同中原密切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进入中国历史进程的大潮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