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学道路1（第2页）

从学科的性质和任务来说，史学史是史学对于自身历史的反省和对于未来的追求的学问。寿彝先生多年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是他在学术工作上能够不断步入新的境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20世纪40年代初，寿彝先生在云南大学讲授中国史学史，这是他接触中国史学史的开始。60年代初，教育部委托寿彝先生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本（古代部分），由此转入了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途径的探索。80年代，是他进入这一领域酝酿成果的时期。诚如他自己所说：“这四十多年，对于中国史学史的摸索，首先是暗中摸索，继而是在晨光稀微下，于曲折小径上徘徊，继而好像是看见了应该走上的大道。现在的问题是，还要看得更清楚些，要赶紧走上大道。”[27]

20世纪50年代以来，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大致是循着两个方向深入的。一是对中国史学史重大课题的研究，二是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意义和范围的研究。正是有了这两个方面的思想积累和成果积累，寿彝先生得以在80年代中期提出他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总体说明，并打算通过主编多卷本《中国史学史》以实现这一说明。

寿彝先生对于中国史学史上重大课题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是刘知幾的史学和马端临的史学，60年代是《史记》和《汉书》，80年代是近代史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通观作者对《史》、《汉》、刘、马的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十分注重考察时代与史学的关系。如作者在分析《史记》写作的历史背景时，极为详尽地阐述了自西周至秦汉数百年间的历史大变动，阐述了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全国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以及它们对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影响。第二个特点是注重对于学术流变的考察。作者论马端临的史学思想，首先从揭示马端临对杜佑、郑樵史学传统的发展入手，从而从一个方面把中唐至元初的史学连贯起来，并反映出一种发展的观点和动态地研究问题的方法。第三个特点是注重理论概括。如作者提出，史才论和直笔论是刘知幾“独断”之学在治学精神上的重要特点，又把“博采”和“善择”、“兼善”和“忘私”以及“探赜”的提出，视为刘知幾论“史识”的三个特点，等等。第四个特点是采用比较的方法。如《史记》、《汉书》比较，“六通”比较，等等。从《史》、《汉》、刘、马研究到《说六通》，从1964年写出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可以看出，寿彝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已经摆脱以往要籍介绍的模式，而具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发展的思路和理论的特色。而他在198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谈谈近代中国的史学》两篇文章，则是中国学术界较早地对近代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所做的初步总结，它们对推动这一领域的深入研究，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寿彝先生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另一个方面的内容，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意义和范围。这方面的代表作，20世纪60年代有《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80年代有《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四篇系列文章。《谈史学遗产》首先指出，研究史学遗产在于理解史学跟现实斗争的关系，探索史学发展的规律，并从史学已有成果中吸取思想资料。文章说：“我们要研究史学遗产，既不同于那些要把遗产一脚踢开的割断历史的简单的想法，也跟那些颂古非今的死抱着遗产不放的国粹主义者毫无共同的地方。我们主张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改造我们的遗产，使它为社会主义史学服务。我们要继承优良传统，同时更要敢于打破传统，创造出宏大深湛的新的史学规模。”接着，文章提到中国史学思想上和历史编撰学上的精华和糟粕，主张既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要对糟粕善于利用。文章还具体提出了史学遗产研究中的“七个花圃”。这篇文章实际上说的就是研究史学史的意义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是这篇文章的继续，它从“规律和成果”、“精华和糟粕”、“理论和资料”三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把问题提得更集中、更明确了。这两篇文章对于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起了启发思想的积极作用。80年代发表的“答客问”的一组文章，是从历史观点、历史文献、历史编撰、历史文学等方面，论述和发展了作者在20多年前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寿彝先生在80年代还发表了一些论著和讲话，重申了或新提出了很多值得重视的问题。一是强调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的研究和对于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的研究[28]；二是强调中国史学史研究应当真正成为包括对于中国各个民族的史学史的研究，中国史学家应当通过长期努力写出一部包含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世界史学史[29]；三是强调认真读书，认真研究史学名著，避免空疏学风，并列出27部史书作为重点研究的课题[30]。

任何一门学问，只有在它明确了自己的研究任务和范围，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摸清了自身发展的过程及其阶段性，认识了它跟其他学科的联系和区别，考察了它的研究史，提出了它当前的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时，才能真正形成一门学科，才能创造出本身的学科体系。寿彝先生在1984年12月写出了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的“叙篇”。在这篇长达10万字的“叙篇”里，作者指出了区别历史和历史记载两种概念的必要性，以及史学的任务和范围与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的不同；勾画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及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时代特色；概括了前人和今人有关史学史研究的思想成果；在回顾自己研究历程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史学史的方法和新的目标。

这些论述，是作者把自己40多年来思考的问题、发表的见解、积累的成果，经过归纳和提高，升华为理论的形式而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结构的提出，有两个方面的科学价值：从特殊的意义上来说，它是关于中国史学史专业建设上的重要成果；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它又是史学史这门学科的学科体系建设上的重要成果。我们深深感到，寿彝先生的这一重要成果的提出，是一个艰苦探索和创新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不断摸索、开拓、前进的步伐。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目前寿彝先生正在主持两个课题，一是列入国家教委“七五”期间教材规划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二是列入全国“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的多卷本《中国史学史》。前一个项目将在1989年完成。后一个项目已经出版了第一册[31]，全书6卷，预计1990年完成。对于后一个题目，寿彝先生提出的目标是：“这是一项基本建设工作。这项工作可能做得好些，别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一些。我试图把中国史学史划分为几个历史阶段，对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史学代表人物和代表作能做出比较明确的论述，但是要把他们放在整个历史时代的洪流中去观察他们，看他们所受当时社会的影响及他们对于当时社会的影响，并且还要观察他们对于前辈史学的继承关系，对后来的史学留下了什么遗产。”[32]寿彝先生亲自执笔的第一卷，正是按照这个要求写成的。从第一篇（即先秦史学）的规模来看，它已经超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只是从史学自身来说明其矛盾运动的构思和框架，而是把史学放到时代中去考察，从而使史学跟时代的关系更密切了。这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可以认为，多卷本《中国史学史》的编撰工作，将推动中国的史学史学科建设不仅在理论体系上而且在具体研究上确立起来。

从民族史研究到中国通史研究，再到中国史学史研究，这是一个不断开拓、创新的过程，也是各个领域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寿彝先生逐步滋长和发展了他研究历史和史学的通识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认为，通识与创新是寿彝先生史学思想中最鲜明的两个特点。

三、历史教育：对史学社会作用的新认识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是寿彝先生继《学步集》之后的又一本论文结集。作者把历史教育问题和史学遗产问题编成一个集子，反映出他对于史学工作所寄予的深意：历史教育是我们从事史学遗产研究的社会目的；换言之，愈是深入地研究史学遗产，愈是能使人们认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这是寿彝先生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甚至可以认为是核心的部分。

寿彝先生的历史教育思想萌生甚早。这可见于他50多年前在《中国交通史》中所写的最后一句话，即“这个时代已不是再容我们优游岁月的时候了”，显示出作者治史是为了警戒世人、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他的这个思想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运用，而不断地得以丰富和发展起来。

首先是对于传统史学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寿彝先生在阐述研究史学遗产的必要性时，首先就强调：“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更具体更深刻地理解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现实斗争中的战斗作用。”[33]根据这一思想，寿彝先生对史学遗产的研究，十分重视分析历史上史家所处的时代及其撰述的目的，分析每一重大史学现象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对社会的反作用，分析那些有重要价值的思想资料的提出及其现实意义，这些都是力图使史学史的研究富有历史教育的社会意义。

寿彝先生从对史学史的研究中所阐发的历史教育思想，在他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得到了更加完整的理论上的表述和实际上的运用。他在本书的“叙篇”中讲到史学的社会影响时，深沉地写道：“好多年来，经常有人问：学历史有什么用处。我们研究史学的社会影响，可以说，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先从个人说起，史学的用处可以开阔视野，增益智慧。从工作上说，可以从总结历史经验中得到借鉴。从更为远大的地方说，史学可以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更好地认识现在，观察未来，为人们指引一个理想的历史前途。”[34]这是从个人的思想文化修养说到个人的社会实践，再从单个人的意识和实践说到人的群体的意识和实践，历史知识都在影响着人们，都在默默地发挥着它的巨大的作用。作者认为，那种把讲历史仅仅看作是了解过去，仅仅是为了弄清历史真相的看法，是不全面的。作者还指出：“在具体的历史实践（按：即社会实践）中，联系历史知识而做出政治上的重大决策，历代都有其例。”[35]这是从丰富的历史知识中提炼出来的很有分量的结论。

这些年来，寿彝先生反复强调历史教育的重要作用，为此，他撰写文章，发表演讲，接受采访，其意则在于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作为史学家，他尤其希望史学工作者以此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他在《中国史学史》中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史学工作者出其所学，为社会服务，这是我们的天职，不容推托。我们从历史上研究史学的社会影响，一要研究历代史学家如何看待这个问题，二要研究史学在实践中具体的社会效果。这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科学工作，也是一件有很大意义的教育工作。相当多的史学工作者忽视这一点，我们应做好拾遗补阙的工作。”[36]这部著作关于历史知识和社会实践的关系的论述，跟作者以往在这个问题上所发表的文章、讲演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除了理论的阐述外，作者在第一篇里以专章总结了先秦时期人们在“历史知识的运用”方面的认识和经验。在具体论述先秦时期人们对历史知识的运用时，作者概括了三个问题：一是“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二是“疏通知远”，三是直笔、参验、解蔽。作者在对上述三个问题的论述上，融会了先秦的历史文献，贯穿了对先秦历史进程的评价，这不仅为史学史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而且也证明了作者提出的这个看法是应当受到广泛的重视的，即：“历史知识是人类知识的一个宝库，特别是政治家、教育家和思想家都离不开它。”[37]寿彝先生指出，秦汉以下的史学在这方面还有更丰富的内容。可以相信，这将是多卷本《中国史学史》在撰述思想上的一个显著特点。

1983年2月，寿彝先生在一次史学理论座谈会上指出：史学要回答现实提出的一些迫切问题，这应当是没有疑义的，而且早已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我国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是回答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现实所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如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性质、前途问题，亦即中国的历史命运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问答，他们是交了卷的，成绩是巨大的。现在，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处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新的历史时期，现实生活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重大的、迫切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回答了没有呢？还没有。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用历史学家的严肃的态度来思考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回答这些问题。

举例来说，我感到有两个问题是要我们思考、研究和回答的。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群众教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任务是什么？它对我们建设四个现代化有什么作用？史学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跟上时代的发展，怎样把历史感同时代感结合起来？这些问题在认识上不搞清楚，就会削弱史学的作用，史学工作者也不可能在四化建设中找到恰当的位置、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都跟“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问题有关。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和群众教育”问题，同样涉及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即涉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我们研究历史问题，写历史书，不只是给史学工作者看的，我们的广大读者是全国各族人民。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向全国各族人民提供正确的、丰富多彩的历史书，使他们通过学习历史看到自己的光荣责任，看到中华民族的前途，看到中国和世界的前途。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工作者也是教育工作者。[41]

关于史学工作的群众教育的形式问题，寿彝先生也提出了不少具体的主张，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他历来主张，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成果，不单是写出来给专业工作者阅读，而是写给全国各族人民群众阅读的。因此，他提倡历史撰述的艺术性表述方法，这就是他概括的中国史学的历史文学传统。表面看来，这只是史学成果的表述形式问题，其实是关系到史学工作者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为社会服务、为群众服务的问题，是关系到史学如何跟社会结合的问题。他提倡史学工作者也应当写通俗的历史读物，认为通俗并不等于肤浅，那种鄙视撰写通俗历史读物的想法和做法是不足取的。他高度评价历史学家吴晗生前在主持“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的编写、出版方面的工作，认为这是他对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贡献。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既是一本专著，也是一本“普通历史读物”。几年当中一再重印，还有多种外文版本的出版，影响之大，在同类著作中并不多见，也证明了寿彝先生主张的正确。与此相联系的，寿彝先生还提出这样的设想：通过史学家和艺术家的合作，创造出一种以图画表示历史进程的著作，让更多的人读得懂，并对历史有一种形象的认识。他还提出创办一种历史知识小报的设想，在广大的青少年中宣传正确的历史知识，以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和精神素质，丰富他们的历史智慧。

对于历史教学工作，寿彝先生是把它作为历史教育的一种主要形式看待的。1981年，他在中国教育学会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书面发言中指出：“历史教育和历史教学，这两个名词的含义不完全一样。历史教学，可以说，只是历史教育的一部分。历史教育，在历史教学以外，还可以有各种形式。但无论历史教学或其他的教育方式，都是为历史教育总目的服务的。离开了历史教育总的目的任务，历史教学的目的任务是无从谈起的。”[42]他的这个看法，一方面是从历史教育来看待历史教学的教育意义，另一方面是把历史教学纳入整个史学工作的一部分来看待。不论是对于史学工作还是对于教育工作来说，这样来看待历史教学工作的社会作用，是十分必要的。1988年5月，寿彝先生约请北京市部分中学历史课教师，就“历史教育与人才培养”问题进行座谈。他进一步指出：“历史教学同历史教育的关系十分密切：历史教学是历史教育的一种形式；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在现阶段还是一种比较重要或最重要的形式。”[43]作为史学界和教育界的前辈，寿彝先生的这些见解和做法，使许多中青年同志受到启发和鼓舞。

——讲清楚做人的道理，尤其是做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的道理。“人类的历史，不论讲多长的时代，总的是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讲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与人的关系。”

——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要用生动、丰富的史实，饱满的热情进行这种教育。”

——对于民族团结的教育有很大意义。“我们史学工作者在阐述历史的时候，要全面阐述民族关系。注意这方面的工作，这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对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重大的意义。”

——关于人类对自然进行斗争的教育。“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对自然进行斗争，掌握自然规律，同时不断地能够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为人类社会谋幸福的过程。人类离开自然条件是不能生存的。”“讲中国史，要进行这种教育。讲外国史，对比一下我们的情况，也要进行这种教育。”

——进行总结历史经验的教育。“这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讲的。中国的史学家，有一种古老的传统，就是讲历代的治乱兴衰。这是过去讲历史的很重要的问题。”“过去人讲这个，是为了供当时统治阶级参考、借鉴。但是研究这样的问题，注意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还应该做。今天我们这样做，为的是观察国家命运，一方面要从过去的历史上培养我们观察政治的能力，另一方面培养我们对政治的兴趣。”

——进行爱国主义、历史前途的教育。“一般来讲，历史是过去的事情，我们搞历史，基本上是搞过去。但搞过去，为的是了解过去。了解过去干什么呢？是为了解释现在。解释现在干什么呢？是为了观察未来。”“这样一个任务，历史工作者恐怕比旁的教育领域的担子还要重。”[44]寿彝先生的历史教育思想，是对李大钊有关论点的继承和发展，它从一个方面丰富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

[1]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本文系与龚书铎教授合作。

[2]白寿彝：《中国交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3]白寿彝：《中国交通史》附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2～213页。

[4]白寿彝：《中国回教小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

[5]白寿彝校集：《咸同滇变见闻录》，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

[7]白寿彝：《中国伊斯兰史纲要参考资料》，上海：文通书局，1948年。

[8]白寿彝：《回回民族底新生》，上海：东方书社，1951年。

[9]白寿彝编：《回民起义》资料集1～4册，上海：神州国光社，1952年。

[10]白寿彝：《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年。

[11]该刊创办于1961年6月，1981年更名为《史学史研究》（季刊），国内外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