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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

白寿彝先生和《史学概论》[1]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问世已经20年了，白先生辞世也有3年了。然而，白先生主持撰写《史学概论》时的情景，却历历在目，当时的一些事情、一些讨论，还是很值得回忆，甚至有把它们写出来的必要。这一方面是对白先生的纪念，另一方面或许也对人们进一步了解《史学概论》这本书，以至对历史学的理论建设有一点参考作用。

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酝酿于1981年，撰写于1982年，出版于1983年，1985年第2次印刷。全书22。5万字，包含白先生撰写的题记和一些同志参与撰写的10章内容：第一章叙论，讨论历史、史料、史学的区别与联系，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本书的编写大意；第二章历史观，论述社会生活和历史观点、历史观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学习唯物史观推进史学工作等内容；第三章历史文献，论述中国历史文献的积累、成就及其在史学工作中的地位；第四章和第五章论述史书的编著和史书的体例；第六章讨论历史文学问题；第七章阐述史学和其他学科的关系；第八章概述中国近代史学；第九章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第十章探讨中国史学当前的主要任务。

《史学概论》出版后的若干年间，在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评价。一种评价认为，它的史学史色彩比较突出，显得“保守”，甚至有些“陈旧”。另一种评价认为，近20多年来，有不少史学概论性质的专书出版，虽然各有特点，但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是最具有独特风格、最具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是真正同中国史学结合在一起的史学理论著作。学术界的评价见仁见智，这本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本《史学概论》的价值和命运究竟怎样，还是要由时间来做出判断的。

我在这篇短文里，只是想总结《史学概论》撰写的前前后后，白先生和参加撰写工作的同志所碰到的几个问题，也可以说是有关几种关系的问题。我以为，它们在今天都还是可以引起人们思考的。

一、历史唯物主义同史学概论的关系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史学界许多年，它本质上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历史学本身是否存在固有的理论关系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白先生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认识做了很坦诚的说明，他在题记中写道：

在50年代，同志们在一起谈天，提起史学概论来，都认为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写这么一本书；同时也认为，在高等学校历史系应该开设这门课程。至于这本书应该怎么写，这门课程应该讲些什么，大家一时想不出办法来。一年一年过去了。对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认真讨论过。后来，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了这门课程，主要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我并不认为这种讲法是对的。因为我觉得，如果只讲历史唯物主义，这门课就应该叫历史唯物主义，不应该叫史学概论。我为这个课程内容问题，多年来一直感到不安。[2]

这些话，在“**”前是不便讨论的，“**”中间更不可能来讨论这样的“学术问题”，只有在“**”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路线之下和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才可能提出和讨论这样的问题。这段话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和史学概论并不是一回事，它们之间有关系，但二者不能等同起来。如果要讲得更明确、更直白一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不能等同于也不能代替史学概论。其实，这个道理是极明显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对于各门学科来说，都具有指导的意义，但它不应代替各门学科自身固有的理论，经济学、哲学、文学、史学等都是如此。当然，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学的关系来得更直接一些，这就使人产生一种误解，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学本身的理论。在“**”前，如果有人对此提出异议，那就可能被看作是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学的指导作用。鉴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在“**”前讲授史学概论，就只能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即使像白寿彝先生这样极有造诣的学者也为之困惑并“感到不安”。

“**”后不久，白先生把这个问题明确地提出来，这在历史学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上都有突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其理论意义在于，史学工作者在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还应当探索和建设历史学自身的理论，这不仅能推动历史学得到新的发展，而且也给人们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可能。其实践意义在于，史学工作者在研究和教学中，不应把历史唯物主义视为教条，而是应当把它的基本原理同研究对象、教学内容结合起来，提出新的认识，从而推动科研和教学的发展。由此看来，白先生在题记中开篇所讲的这些话，不仅反映了时代和学术的变迁，也表现出了一位史学家在学理上寻求真知的艰苦历程。

写到这里，我认为有一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史学界普遍地用唯物史观来代替历史学自身的理论（事实上是取消了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到了八九十年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各样的历史学的理论，不论其是否具有一定的体系，大多显示出一个基本的倾向，那就是淡化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作用，有的甚至取消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作用。半个世纪当中，历史学在其理论方面出现这样巨大的反差，其合理性何在（如果确有这种合理性的话）？其可以探讨的问题何在（如果存在某种探讨的空间的话）？质而言之，在历史研究中，唯物史观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究竟应当居于什么样的位置？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历史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其进退得失之故，亦值得认真思考、认真总结。

二、史学遗产同史学概论的关系

这个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被人们忽略，直至现在，也未必引起人们应有的（姑且不说足够的）重视。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历史学的理论从何而来？白寿彝先生讲到《史学概论》的内容时这样写道：

去年[3]，因为《史学史研究》季刊的需要，我每一季度撰写一篇文章，交它发表，总题目是《谈史学遗产答客问》。在酝酿这四篇文章的过程中，我逐渐产生了写史学概论的思想。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我想在这本书里，提出一些问题，请同志们讨论。也希望它能成为教本，多少给同学们一些帮助。[4]

这段话提出了一个前提和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前提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国史学遗产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后所取得的成就，三是当前史学工作者的任务。显然，这是进一步说明了历史唯物主义同史学概论的关系，即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可能包含许多方面，而对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的论述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去分析，才可能真正把它们揭示出来，并使其得到合理的以至科学的解释。这段话的关键所在，是“中国史学遗产”同史学概论的关系[5]。其实，白先生关于史学遗产的思考和论述，还要由此上溯20年，即早在1961年他就发表了《谈史学遗产》的长篇论文[6]。白先生认为：史学遗产“是关系到怎样总结我国史学工作的经验教训，为推进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的问题”[7]。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史学遗产同史学概论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上面讲到，本书出版后，有些读者认为它的“史学史”色彩过于浓厚，有的读者甚至认为它过于“陈旧”，其主要“根据”即在于此。那么，历史学的理论究竟指什么，究竟应当写些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在史学史上，人们都知道班彪、班固对司马迁的评论及其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他们的评论都建立在对司马迁以前的史学之认识的基础上。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幾写出了名著《史通》，系统地提出历史学的一些理论问题；同时，《史通》中的《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六家》、《二体》、《杂述》等篇，主要都是对“史学史”的概括。[8]可见，刘知幾之所以能够提出史学的理论问题，也是从“史学遗产”中提出来的。意大利学者克罗齐的名作《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原名《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包含两个部分，第一编是“史学理论”，第二编是“史学史”。[9]看来这位西方学者，也是并不脱离史学史来讨论史学理论的。这其中的道理也极显然：因为有了史学的存在和发展，才可能产生理论问题，进而人们把这些理论问题概括出来，加以解说，再以其去指导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遗产是史学理论的源泉和土壤，离开了史学遗产来谈论史学理论，难免流于空论，或者说只能从理论到理论，失却了“源”，其“流”自然不长。

当然，史学理论的发展，也还要注意到另外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当代史学提出的问题，二是吸收外国史学的理论成果。但是，这两个方面，也只有建立在史学遗产同史学理论关系的基础上，才显得有根基、有朝气。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在吸收外国史学的理论成果方面，未曾着墨，是一个明显的缺陷。对此，白先生在题记中很恳切地指出：

这书本来也想论述一下国外的史学，因为所知太少，也就不写了。希望对国外史学有研究的同志，分别写出一些关于外国史学的专书。如果有条件，我们也希望在这本书里，逐渐得到这方面的充实。[10]

白先生说的“国外的史学”，也是指的“国外的史学”在理论上提出的问题。当然，古今中外的史学，其具体面貌自有很大的不同，其理论问题与表现形式也会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既是史学，其中必然也会有一些相同或相通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本史学概论缺少了“国外的史学”的有关问题，显然是不够全面的。

白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缺憾，受到史学界的关注。1989年，姜义华教授等编写的《史学导论》一书[11]，就注意到从中外史学的发展上提出问题，尽管这还只是初步的尝试，但却显示出史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正确的方向。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专论西方史学理论、苏联史学理论的专书出版，这对推动中外史学在理论研究上的互相启发、互相结合提供了一定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