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和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1（第2页）

这些话，是在一次史学史座谈会上讲的，具有十分明确的针对性。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感到，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没有高标准不行，没有扎实的工作也不行；有了理想、有了高标准作为努力的方向，还要从实际出发，做扎扎实实的工作。这就是作者所说的战略战术的辩证思想。依我的理解，不论是好高骛远而无扎实工作，还是满足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而无远大理想，都是不可取的。白先生的精辟的学术见解和严谨的治学精神，非常和谐地统一在他的学术活动中，这是值得我们后学认真学习的。

白先生提出的第一个具体目标是：“要把中国史学史发展的轮廓在现有的研究水平上勾画出一个粗线条。尽管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问题，但对于这个问题都应该注意，求得一步一步的解决。”[15]显然，这个具体目标，是在于贯彻一个“通”字。中国史学史是一门专史，不同的研究者，或研究某一断代，或研究某一专题，都有助于推动研究的深入。但是，研究断代与专题，都应当掌握中国史学史发展的整个轮廓的“粗线条”。只有这样，断代研究也好，专题研究也好，才可能有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位，才可能得到合乎整体面貌的结论，从而达到研究者预期的目的，此其一。其二，掌握了整体轮廓的“粗线条”，才可能发现研究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甚至发现某些空白点，从而有助于研究者提出新的研究计划或研究课题，以推进全局的发展。正因为如此，白先生断言：“我们的工作，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没有得到进展，其他方面的进展都可能是很有限的。”[16]这话的分量很重，值得我们深思。

白先生提出的第二个具体目标是：“要研究史学史的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并应该广泛宣传，让群众了解。这关系到我们的史学发展的前途，也包含我们的史学史发展前途在内。”[17]这个具体目标的提出，可以说是切中史学界研究工作的积弊。多年来，不论是史学史研究者，还是一般的历史研究者，大多只关注自己所研究的那个领域，至于史学工作有什么科学意义和现实意义，似乎只是研究理论的人们的事情，与自身无关。显然，这是一个认识上和实践上的误区。而这个误区的存在，一方面削弱了史学、史学史得到社会公众理解与关注的力度，另一方面也阻滞了史学在理论上不断开拓前进的步伐。正如白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如果我们的工作不为群众所理解，当然在发展上就困难大，所起的效果也小。我们除了做大量的具体工作以外，还要宣传历史工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锁在抽屉里，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要影响大家，要在思想上武装大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18]白先生在15年前说的这些话，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和迫切的任务。

白先生提出的第三个具体目标，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这就是，“写文章，写书，还要接受逻辑的训练”。什么是“接受逻辑的训练”？白先生结合实际做了这样的分析：

自从我们接触了辩证法以后，觉得逻辑不算什么，不大注意。这反映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上，普遍的毛病是遇到一个个别的事例，就下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是犯了一个逻辑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到处都是。写文章不严格，喜欢说过头话，夸大，认为这带劲儿。[19]

这里指出的犯“逻辑错误”和“说过头话”，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存在，“到处都是”，而且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有继续蔓延之势。以个别代替一般的做法，几乎成了时髦；夸大本人研究所得，无视学术史上前人的积累和今人的研究进展，轻言“创新”与“开拓”，不也“到处都是”吗！这是一个学术修养问题，说重了，这是一个学风问题。近20年来，中国史学有了很大的进展，涌现出许多优秀人才和优秀成果，成绩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冷静地、理智地看到，史学工作者的素养的提高和学风建设的迫切，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我们重温白先生在多年前所讲的这番话，犹如是针对目前史学界的现状所讲的一样，实在值得我们深思。白先生在讲话中也指出了努力的方向，他说：“历史著作要求加强科学性，写作应该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有根据，不说废话，不夸大，要确切、简练、生动；当然，吸引人的科学著作不一定都生动，只要讲得有道理，能接受，一样地影响大。”[20]可见，对于“科学著作”的理解，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认为，有根据、有道理、要确切、读者能接受，这当是白先生所要强调的几个重要因素。今天的史学工作者，自然也包括笔者在内，不妨结合这几个方面来看看自己的论著，做一番自我审视、自我评价，或多或少，总是会得到一点启示的，其目的还是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

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问题，还有不少精辟论述，不限于本文所提到的这些论断。但是，我认为这里所举出的是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白先生不只是对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提出一些见解和构想，而且他身体力行，在许多研究成果上都蕴含着他为学科建设所做出的实际贡献，他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和《白寿彝史学论集》（上、下）中的许多论文，都证明了这一点。

笔者作为一个中国史学史研究者，作为白先生的学生，虽然在主观上尽力遵循老师所指示的方向去做，但总觉得进展不大，愧对先师。今年是白寿彝先生九十五诞辰，重温他的有关论述，写了这篇文章，一则表示对老师的纪念，再则也是对自己的鞭策。

[1]原载《回族研究》2004年第2期。

[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饮冰室合集》第十二册专集之九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53页。

[3]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7页。

[4]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8页。

[5]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8～599页。

[6]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9页。

[7]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99～600页。

[8]白寿彝：《读书会编者按》，载《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3期。

[9]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44页。

[10]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3页。

[11]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3页。

[12]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3页。

[13]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05页。

[14]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9页。

[15]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9页。

[16]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9页。

[17]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9页。

[18]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9～360页。

[19]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1页。

[20]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