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老师的治学风格和特点1（第1页）
白寿彝老师的治学风格和特点[1]
一、关于时代感
白先生常说：史学工作者，既要有历史感，又要有时代感。历史感和时代感是一致的。什么是历史感？就是我们的思想工作，总应有一个古今一条线，不忘记历史，不割断历史的联系和发展。这一点很不容易做到。时代感呢？就更难做到了。他说的时代感，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要使我们的工作体现出时代的特点、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风貌和时代的要求；另一层意思是要使我们的工作推动时代的前进。他说过这样的话：一个史学工作者，既具有历史感，又具有时代感，就能起到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有一次，我请白先生跟我谈谈他几十年的治学道路，他说：“几十年来，既简单又曲折。简单，是一直都从事学术研究；曲折，是经历了社会的巨大变化。在这既简单又曲折的几十年中，有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想为国家、为民族多做点事情。特别是在50年代初，在党的领导下，更多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种思想就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自觉。”我认为：白先生的这种“想为国家、为民族多做点事情”的思想，正是一个历史学家伟大的责任感、使命感的表现。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恰是他的历史感和时代感的推动力。前者是内在的，主要体现在他的精神上；后者是显现的，主要反映在他的工作上。因为有了强烈的时代感，才出现了他在史学领域一系列的开拓工作和创新精神。
二、关于史学领域的开拓和创新
在史学研究中，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勇于提出新任务、新课程，发前人所未发，做前人所未做，这是白先生治学的风格，也是他的治学特点之一。1981年10月初，当我再一次建议白先生把他新中国成立后发表的一部分史学史研究论文编成一个集子时，他说：“我现在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去守旧，而是怎样去创新。”这一句很平常的话，却突出地反映了他的治学风格和特点。
（一）理论上的兴趣和勇气
白先生早年研究哲学，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对理论学习和研究有浓厚的兴趣，这在老年学者中是很突出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资本论》、《国家与革命》、《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都是他经常阅读和引用的。他在20世纪60年代培养史学史研究生时，第一课就是指导研究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同志关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理论”这一课题，用了整整两个月时间。我是当时的研究生之一，从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在老师的影响下，这些年来，在教学和研究中，在和学生交谈中，在向学生介绍治学方法时，我都十分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有很多优点值得学习；但是，他们中间，对理论有普遍忽视的倾向，这是应当改变的。白先生说：“现在有许多人学习和研究历史，材料薄弱，理论更不行。”
白先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理论的指导下，敢于提出新的见解，突出地反映了他的理论勇气。他于1981年在《史学史研究》上发表的4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中，第一篇谈的就是理论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古代史学家和思想家中，已有了某种程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不赞成用“历史唯心主义”把前者一笔勾销。他从慎到、韩非所说的“势”，论到范晔《后汉书》、柳宗元《封建论》、王夫之《读通鉴论》所说的“理”与“势”，证明中国古代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的存在。他指出：“研究这种萌芽的思想，对于史学遗产的理解，有重大的意义。这种萌芽的思想有这样悠久的历史，为什么不能发展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这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的问题。”这里，他不仅回答了一个新问题（中国古代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而且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这个萌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一个探索结束了，另一个探索又开始了。又如，他说：“这些年，我国史学者不大谈地理环境，主要是怕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实际上，这是由于对斯大林著作的误解。”他从马克思、恩格斯论到普列汉诺夫，又从司马迁讲到黑格尔，从理论上和历史上说明了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的关系。
（二）历史学科建设方面的创见
白先生治学，不拘泥于某一专题或某一方面，他的思路总是处在纵横驰骋、上下搏击的状态。
1961年，他受教育部委托，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材。当时，这门学科还处在草创时期。关于它的研究对象、范围、任务、规律等，都在探索之中。20世纪60年代的最初几年，他在理论上和具体研究上，做出了突出的成就。他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2]和他编著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影响，现在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60年代，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白先生曾经计划通过几年，编出教本、普及本和多卷本，以及一套参考资料，从而把这门学科真正建立起来。但“**”中断了他的上述计划。
70年代中期，白先生转而致力于中国通史的研究和编撰。造成这个转变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他对当时“四人帮”搞的“儒法斗争”的宣传不感兴趣（他曾因做了一个要对秦始皇一分为二的报告而被“四人帮”的爪牙们所白眼，又因以“交白卷”的行动抗议当时“四人帮”所鼓吹的“考”教授而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认为应当对国家和民族做一些真正有益的工作；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和历史学家的责任心。关于这一点，白先生曾经亲自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决心写中国通史，是思想上受了刺激所致。‘**’前夕，我同刘大年等同志出国访问，外国朋友跟我说：‘我们很愿意和中国友好，也很尊敬中国的悠久历史文化。但是新中国写的历史书太少了，我们讲中国史没有很好的书籍做依据……因此，很希望你们早日写出新的著作来。’当时，我们觉得外国朋友提的问题和建议很友好、很合理，也满口答应了人家要回来抓紧时间写。可是‘**’一开始，什么也干不成。十二年后，我随乌兰夫同志出国访问，这些外国朋友见到我，问我：‘你们的书写得怎样了？’问得我无以为对，只有说回去抓紧时间写。这件事，对我思想上的刺激很大。作为新中国的历史学家，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我们的担子太重了。因此，我下决心回国后，和史学界的同志们把通史的事抓起来。”
三年前（1978年），当白先生对我说这番话时，我很快地联想到太史公司马迁的一段名言：“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殡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3]我不是要把白先生类比古人和古代“圣贤”，但我觉得白先生之受“刺激”而编撰通史，确也是“发愤之所为作”。
通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计划写一部200万字的中国通史。大约进行了两年的时间，写出了大部分初稿，考虑到这部初稿没有什么新的特点，就暂时放下了。在这之前，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的《中国通史纲要》的编写工作，却显示出某些新特点。所以第二阶段是抓《中国通史纲要》的编写。这部《中国通史纲要》[4]，是写给外国人阅读的（外文出版社出版了日、英、德、法等版本）。但正如白先生在该书“题记”中写的：“我们在努力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特点。”因此，这本书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例如，它的叙论，较详细地论述了地理、人口、年代，从而向人们展示了中国历史演进的这个舞台的一般情况。又如，这本书的历史分期、材料选择、语言运用，都有自己的特点[5]。
在撰写《中国通史纲要》的同时，白先生逐渐感到必须有一部用新观点、新体例编撰的《中国通史》巨著，才能反映我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反映我们祖先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史学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声望和影响的需要。于是，1978年年底，白先生提出编撰12卷本《中国通史》的设想和计划，并邀请一些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当白先生的设想提出后，史学界同行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许多老同志纷纷来信表示支持白先生的这一创举，如韩儒林、史念海、季镇淮等先生。这是编撰通史工作的第三个阶段。
这部多卷本《中国通史》，预计写12卷、近20册，约600万字，争取在5年内陆续出版。这部大书，不独在卷帙浩繁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创举，而且在编撰体例上也有重大革新。它的每一卷，都将包含“史料史学”、“重大事件”、“专题论述”、“人物评传”四个部分，全书还有表、图、索引等附卷。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这部书的导论就占了1卷，共提出中国历史上的12个方面346个问题，其中包含着许多新问题。这在我国通史编撰的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主编这样一部大书，困难是很多的。但白先生总是满怀信心地工作着。
为了把“**”期间中断的史学史研究工作继续下去，白先生在1979年恢复了《史学史资料》这个刊物，并于1981年改名为《史学史研究》。这个刊物此前刊登了史学史论文和资料约200万字，对联络史学史研究者和培养新生力量起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白先生又培养了7名史学史专业的研究生（1978—1981年）。除了进一步办好这个刊物外，在史学史方面，白先生当时还计划做三件事：
1。编一部三卷本的教材，计划两年内陆续出版。
2。几年内，编撰一部多卷本《中国史学史》。这项工作，白先生交给他的学生们去完成，他自己做指导和顾问。
3。和出版部门配合，编一套《中国史学名著选刊》，先搞50种，逐步充实到100种。
完成这三件事情，将对建立和发展史学史学科，做出一定的贡献。对于一位身兼二三十种社会工作的72岁高龄的学者来说，这些工作已是够多的了。但是为了使历史学科的建设更合理、更完善，1981年九、十月间，白先生又酝酿着一门新课程的建设问题，即有关史学概论这一课程的建设问题。当年10月中旬，他在参加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活动期间，应邀到武汉师院讲学。他在这次讲演中，提出：“有两门课很要紧，希望能在短时期内搞上去。一门是史学概论，一门是中国史学史。”他说：“讲中国史，讲世界史，这都是通史，史学概论比这更高一层，理论性更强，在一个系的课程里它是主要课程，要讲。你学习四年了，什么是史学不知道，知道点历史知识，不知什么是史学，还是不行。”“再一个课程是中国史学史，……这是历史系的基本建设，我看这样两个，一个是史学概论，一个是史学史，如果这两门课开不成，就是说历史系最要紧的东西没有拿出来。”
白先生已经组织了一个班子，着手编写《史学概论》教材。编写提纲已经讨论了第三稿，最近就将定稿，开始编写。全书约30万字，1982年6月份定稿。白先生计划在此书定稿之后，举办史学概论讲习班，为全国培养这方面的师资。
此外，白先生对历史文献学和历史编撰学的建设，也有很多可贵的设想[6]。
为了推动关于历史学科建设的讨论，白先生还打算在《史学史研究》上开展这个问题的讨论，足见他对于这个问题的重视。
（三）学术思想方面不断提出新问题和新看法
白先生曾多次对我说：“打倒‘四人帮’后，全国形势很好，学术界的形势也是空前的好。我好像感到史学工作开始有点味道了。因此，新的感受多了，新的问题也多了，觉得工作越来越有劲。”
是的，我作为他的学生，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自1977年以来，白先生的治学生涯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他的学术思想异常活跃，经常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新的观点和新的问题，所涉及的领域有史学史方面、通史方面、民族史方面、历史编纂学方面，以及史学传统和史家修养等方面。这些问题的提出，在各自的领域中或使人有一种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气概，或使人有一种茅塞顿开、豁然明朗的感觉，或使人产生反复玩味、探索、思考的兴趣。
1。在通史研究方面，他提出的少数民族地区封建化的程度，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划分阶段的主要尺度之一的论点，以及阐述封建社会性质的发展变化，仅仅研究农民的地位、斗争是不够的，还必须研究地主阶级的变化、发展，因为后者是封建生产关系的主导方面的论点，等等，多系前人所未发。
2。在史学史研究方面，他今年（1981年）发表的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把许多问题都深化了；而他这样系统、深入地讨论史学遗产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开创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