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到白寿彝1（第1页）
从梁启超到白寿彝[1]
——20世纪中国史学家的史学史情结
一、小引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历史，任何学科也都有自己的历史。中国史学作为一种学问、一种工作，或作为一门学科，当然也有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中国史学史。
一般说来，人们对于什么是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科技史等，都容易理解，而对于史学史却不免有点陌生之感。应当承认，各门学科的历史，都有其重要性，都应当受到重视。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这种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一些。这是因为：中国史学史是阐述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具体地说，它是探索中华文明进程之记载与撰述的历史。为了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人们要研读中国通史；为了认识中华文明进程是怎样被一代代史学家记载下来，又被一代代史学家撰写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表述生动的历史著作的，人们就要研读中国史学史。读一点中国史学史，必定会有益于人们加深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不断凝聚起一个深沉的情结：撰写中国史学史，探索中华文明进程之记载与撰述的历史面貌。为此，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获得了可喜的进展，给20世纪中国学术史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二、撰写中国史学史：梁启超提出的问题
“五四”前后，受西学的影响，许多新学科勃然兴起，各种专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1926—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做“补中国历史研究法”（也称“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讲演，后经门人记录、整理，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名出版。梁启超在此书的绪论中说道：
本演讲全部组织，可以分为“总论”、“分论”两部。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其宗旨在使有研究历史兴味的人，对于各种专史知道应该研究并且知道如何研究。旧作所述，极为简单，不过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而已。此次讲演，较为详细，偏重研究专史如何下手，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做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此次讲演，既然注重专史，所以又可叫做《各种专史研究法》。[2]
梁启超是从通史和专史的关系来说明研究的重要性的，这同他早年提出研究、撰写通史的主张有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近代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越来越明确地提出了专史研究的迫切性，这是“五四”前后学术史上的一个特点。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论“专史的做法”，包括五种专史，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等。梁启超所说的“文物的专史”又包含以下这些内容：经济专史、政治专史、文化专史。而“文化专史”又包括语言史、文字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其中，“学术思想史”则又包含道术史、史学史、社会科学史、自然科学史。在梁启超看来，“史学史”是属于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否合理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史学史”作为文化专史的一个方面被正式提出来了。[3]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一门专史是否被明确地提出来，对于这个专史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其一，相关的研究可以据此形成共同的出发点和发展目标；其二，这一研究在邻近的专史中才可能找到并确定自己的位置，从而丰富专史的门类，促进学术史的发展。“史学史”这一观念的提出，不仅把中国史学上久已存在的史学史意识推进到更加自觉的境界，而且使它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史的属性，从而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梁启超在讲到研究“文物的专史”的重要性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说：
无论何种学问，要想对于该种学问有所贡献，都应该做历史的研究。写成历史以后，一方面可以使研究那种学问的人了解过去成绩如何，一方面可以使研究全部历史的人知道这种学问发达到何种程度。[4]
“史学史”研究的重要性，也可以从这段话中得到很好的说明。“史学史”作为一种专史被明确地提到学术史研究的日程上来的时候，其学术价值便有了比较恰当的定位。这一点，是很值得重视的。
三、艰难的探索历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两起两落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中国史学家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两度活跃，两度寥落，走过了艰难的探索历程。
在三四十年代，一些史学家起而回应梁启超提出的问题，着手研究中国史学史，并写出了近代以来最早的一批中国史学史论著。
中国有3000多年的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史籍之丰富性、多样性和连续性，为世界各国所仅见。一部中国史学史，从哪里写起，主要应当写些什么内容？这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梁启超在提出撰写“史学史”的问题时认为：“史学，若严格的分类，应是社会科学的一种。但在中国，史学的发达，比其他学问更利（厉）害，有如附庸蔚为大国，很有独立做史的资格。”梁启超这样说，足以表明中国史学的特殊分量以及他对史学的重视。中国史学史究竟研究什么，撰写什么？梁启超提出了初步的设想，认为：“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特别注意：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学的成立及发展；四、最近史学的趋势。”他关于“史学史的做法”，就是依照这四个方面展开讨论的。可以认为，这是梁启超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或研究对象的主要论点。他的这些认识，对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当时的一些史学家，大致循着这个思路进行研究，先后有一批论著面世。就讨论和撰写的内容来看，主要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史学史”究竟研究什么，撰写什么？一些通论性的文章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其中有朱谦之的《中国史学之阶段的发展》、何炳松的《中国史学史之发展》、周谷城的《中国史学之进化》、罗香林的《中国史学的过去与将来》、朱子方的《中国史学史之起源及演变》等文。周谷城的文章最具代表性，文章讨论了历史与史学的区别、起于实用的记录、道德文学与史书、由史书到史学、史学的独立发展、创造中的新史学。此文的宗旨在于揭示史学进化的历史过程，有开阔的视野和较强的逻辑性，对于中国史学史究竟研究什么，撰写什么，有重要参考价值。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怎样撰写中国史学史。这是一个理论认识问题，也是一个撰述实践问题，因而有一批专书面世，或写出了这方面的讲义，它们是：卫聚贤《中国史学史》（1933年）、蒙文通《中国史学史》（1938年）、魏应麒《中国史学史》（1941年）、王玉璋《中国史学概论》（1942年）、朱希祖《中国史学通论》（1943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1944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1945年）等。金著与顾著，可以视为当时中国史学史撰述的代表作。金著依据唐人刘知幾、清人章学诚提出的“义例”和梁启超提出的“条目”，对中国史学做了比较翔实的介绍。顾著着眼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中国史学，并对民国前后的史学做了比较，揭示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变化的脉络及其主要原因，强调了新史观、新史料、新方法的重要性。金著对中国史学在思想领域的发展用力不多，而顾著所及则只限于“近百年”中国史学，它们的共同点是对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所论甚少。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新史学”的评价。自从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后，“新史学”成为一股史学潮流，论者蜂起，各逞其说。周予同的《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941年）、齐思和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1949年），都是数万言的长文。前者着眼于源流的考察和派别的划分；后者则在评梁启超、胡适、何炳松的同时，论及“通史教本”和“社会史运动”，视野显得更为开阔。
综观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与撰述，似可得到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梁启超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之后的20年左右，涌现出了一批专论、综论、讲义、专著，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已被史学界所认同。
第二，这时期出现的一些著作，大多带有草创阶段的特点，即开创性与幼稚性并存。就幼稚性而言，它们对于时代与史学的关系和某一时代之史学的特点，以及史学的社会作用和史学发展的规律涉及甚少。
第三，这个时期的著作，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积极成果，如蒙文通之重视哲学与史学的关系、重视史学流派的考察；周谷城着意探索史学进化的历程；金毓黻在吸收古今史家论述之成果的基础上，力图把史学的源流、义例、发展及趋势撰为一书，并在书中提出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以及关于史官、史家、官史、私史、撰史、论史之区别的种种见解等，虽也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对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是有参考价值的；顾颉刚关于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的“当代中国史学”的考察，以及周、齐二文所论，更加紧密地把史学史的研究同现实的社会与史学结合起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值得珍惜的。
20世纪50年代，中国史学史研究显得寥落不振，究其原因，或许是人们运用唯物史观来阐明史学发展尚须有一个过程，而人们的注意力又多在运用唯物史观重新研究历史发展方面；再者便是“左”的思潮的出现，人们在评价以往史学之成就时，多有顾忌。
这种寥落不振的局面，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被广泛的讨论和热烈的争鸣完全改变了。其契机就是1961年全国高校文科教材会议的推动。这次会议把编纂中外史学史教材列为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的任务之一，从而唤起了人们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记忆和研究的热情。60年代初，北京、上海、广州、济南、西安等地史学工作者先后召开座谈会，就中国史学史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5]。根据当时报道者的统计，仅196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陈垣校长主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熊德基主持）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期间（在武汉，由学术讨论会秘书处主持），先后参与讨论中国古代史学史有关问题的学者有：方壮猷、王毓铨、尹达、白寿彝、刘盼遂、刘节、张德钧、张鸿翔、孙书城、孙毓棠、何兹全、周春元、郑天挺、郑鹤声、胡厚宣、侯外庐、柴德赓、贺昌群、姚薇元、韩儒林等[6]。而上海参加讨论的学者有：周谷城、耿淡如、周予同、吴泽、金兆梓、李平心、林举岱、王国秀、田汝康、郭圣铭等[7]。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参加这些讨论会的历史学者，可谓极一时之选。此种盛况，前所未有，确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讨论的问题，大多集中在史学史研究的内容、对象、任务、分期、研究的目的、教科书的撰写原则与方法等。这种活跃的局面以及在许多问题的思考上，都超过了三四十年代。
在活跃的、热烈的讨论中，研究者们在理论认识上更加深入了。如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史学史？人们从不同的方面回答这个问题，归结起来主要论点有：任何学科都有其继承性，中国史学源远流长，特点尤为突出，研究中国史学史对发展当今史学有重大的借鉴意义；通晓中国史学史，是每一个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养；重视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对深入研究中国文化史以及中国通史都有重要的启迪。白寿彝教授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1964年），更是进一步从理论和规律上阐明了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任务和途径。又如怎样总结史学遗产？白寿彝教授撰写的长篇论文《谈史学遗产》（1961年），深刻地阐述了有关问题。他认为，总结史学遗产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可以深刻地认识意识形态的作用，二是可以逐步摸索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三是可以把史学上人们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的研究内容。他还具体地提出了中国史学上的优秀遗产的诸多领域，用若干个“花圃”来比喻它们的存在与价值。正是此文的精辟论述，勾勒出中国史学遗产的风貌，使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