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史学思想浅论1（第2页）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白寿彝先生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总的认识。
白寿彝先生学术研究领域广泛，在交通史、民族史、宗教史、史学史、中国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方面，多有建树。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重新认识和阐述中国通史教学体系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在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国家观、阶级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等，都有深刻的理解。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经过理论上的拨乱反正，白寿彝先生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理解上和运用上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这个时期，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见解。
例如，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分期问题。这是中国通史中的重大问题之一，史学界在认识上分歧很大。针对这种情况，白寿彝先生在1977年提出这样的观点：“讲社会发展规律，首先还要讲经济基础，讲什么呢？生产力、生产关系嘛。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很缓慢，抓这个，困难大。生产关系抓哪一个呢？要抓农民阶级，但是首先要抓地主阶级。为什么？因为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看封建社会变化，在地主阶级身上体现得清楚些。有了这个材料，再分析农民阶级、分析农民战争，就好办得多。……还有一个，从民族关系上来分析。”[16]显然，这个问题的提出，在学术上是带有突破性的进展，其根据则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学说和辩证法思想。后来，白寿彝先生把这个见解进一步展开，具体论点是：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和官绅地主是地主阶级演变的几个主要标志；据此，他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成长时期（秦汉）、发展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继续发展时期（五代宋元）和衰老时期（明清）。结合这一论述，他还同时考察了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考察了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国税与地租的分离、农民起义口号的演变、民族关系的密切、中外关系的发展等，形成了一个综合多种因素和标志的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理论。
又如，关于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及其与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问题。这是研究中国史学史和发展当今中国史学的一个关键问题。1983年，白寿彝先生在一次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明确地指出：
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基础上来进行工作。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17]
提出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第一，把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为研究中国史学确定了位置、明确了方向；第二，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同总结中国史学遗产联系起来，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点找到了具体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白寿彝先生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有几十年的积累。从20世纪60年代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白寿彝先生自己所从事的中国史学研究以及在他主持下的各项史学史研究，都恪守上述这一基本思想。
再如，关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问题，白寿彝先生在《中国通史》的《导论》中指出：
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的。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也曾经有过多次的分裂，但在分裂中还是有统一。我们经历过的统一，有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多民族内部的统一和多民族的统一，后者又包含区域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的民族的统一。[18]
这不仅指出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强调了这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从而避免对这个问题作形而上学的简单化的理解和说明；同时，充分表明了中华民族中的各个民族在推动祖国统一事业中都曾经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史学工作者尤其是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者曾有过激烈的争论。针对这些争论，白寿彝先生于1981年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指出：
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19]
面对激烈的学术争论，白寿彝先生高屋建瓴，透过纷繁复杂、矛盾错综的历史现象揭示出历史的本质，并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着眼，阐明了这一历史本质的意义和价值。这一认识对于如何看待现实的中国各民族的关系，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白寿彝先生的治史宗旨与创新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第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学研究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曾经出现过对唯物史观作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和运用，在“**”中唯物史观更遭到“四人帮”的严重歪曲，这是严重的教训。但这并不是唯物史观本身的“过错”所造成的。相反，当人们经过“**”后的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并接触到大量涌入国门的西方史学的历史理论，冷静地来思考、学习、运用唯物史观时，更加确信了它的真理的价值。在这方面，白寿彝先生是始终不渝的、坚定的信仰者和实践者，他在人生的最后20多年中在历史研究的诸多领域所取得的许多重大成就，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个阶段所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都证明了唯物史观对于指导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第二点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充分吸收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这是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需要，也是发展当前史学的需要。白寿彝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首先，他十分重视历史资料的多方面功能。他认为：“历史资料，第一，它是记载过去的事情，记载过去的历史，同时，还是用于解释现在的资料。如果不懂得历史资料，我们无法解释现在，对当前的好多问题解释不了。”“第二，历史资料不只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同时还是好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他进而认为，这些资料，既是学术史资料，又是学术资料，“我们可以把它们叫作历史资料的二重性”[20]。显然，对于历史资料作这样的理解和运用，必然使历史著作不仅反映着中国历史的内容和特点，而且还带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思想传统，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次，他十分重视中国史书的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及其在当今历史撰述上的借鉴意义。他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和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都是对中国史书多种体裁的综合运用和新的创造，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普遍的关注与好评。最后，他十分重视中国史学注重文字表述的优良传统，即历史著作之文字表述的审美要求。他的论著，尤其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论著，大多写得深入浅出，使人读来容易理解，而又深受启迪。至于说到他对同族的深厚感情，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感情，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深厚感情，都充溢在他的论著之中，是阅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
三、突出的通识器局
中国史学传统上有两个方面很突出，一是贵通识之才，二是贵独断之学。白先生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使其具有时代特点和科学精神。
白先生称道史学上的通识之才，他在发掘和阐发这方面的思想遗产上，显示了深思与卓识。他论《史记》“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思想时指出：“《史记》重视历史变化，重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史记》要求以‘通古今之变’的态度去看历史，这是跟正宗儒学对立的又一个方面，是跟后者所倡言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相对立的，也就是以一种历史态度跟武断的非历史态度相对立的。”他十分重视《史记》的十表，认为：“《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白先生还深入分析了司马迁提出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原则。认为这是《史记》“提出来的‘通古今之变’的方法。总的来说，这八个字有要求考察诸历史现象、诸历史事件全部发展过程的意思。分开来说，‘原始察终’似注意于考察原委者较多，而‘见盛观衰’似注意于历史的转折者较多”。他进而举出许多篇章对此进行论证[21]。
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是最早以“通古今之变”为撰述宗旨的史家，他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郑樵、马端临、章学诚等人都是盛赞贯通古今作史宗旨的。除了古今的通以外，还有思想的通，《史通》、《文史通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白先生综合古代史家之“通”的底蕴，提出以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即世称“三通”为基础，加上《史通》、《资治通鉴》和《文史通义》合为“六通”，并撰《说六通》一文。他认为：“在‘三通’以外，加上《资治通鉴》，再加上刘知幾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六通’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可合称为‘四史六通’，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22]他的文章对“六通”分别做了分析和评论。
在教学中，白先生也力主“通”。早在1950年，他在《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一文中，就批评对于中国史学不能贯通讲授的做法，即“教到哪里算哪里，教到秦汉就结束了的有，教到南北朝结束了的有。即使勉勉强强地教到清末，也往往是到后来跑跑野马，并不是事先就有计划”。[23]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进中国通史教学的具体意见。30年后，他再次批评类似现象：“培养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在大学毕业多年以后，还难以胜任一门完整的课程。甚至于一个教师只能教一章一节的课程，一门课程好几个人合教。”他针对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两门“通史”的教学现状指出：“一门课程搞了四年，要经过好多位教师去讲授，这个‘通’字很难做到，可以说是‘通史’不‘通’。”他建议压缩通史的分量和课时，多开专门史、断代史、国别史。通史压缩了，就有可能讲得好，这要求教师“在轻重去取之间，在脉络贯通之间下功夫”，“教师要有点‘别识心裁’”[24]。白先生自己授课多年，教学经验丰富，他的这些见解都有很强的实践性，容易被人们理解和实施。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白先生的通识主要反映在历史研究中和历史撰述上。关于中国历史，白先生提出了一个总纲：《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1978年）[25]。这篇文章实际是提出了关于认识和撰写中国通史的一个框架，它涉及年代、社会历史分期及各个时期的特点，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1977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1984年）二文[26]，反映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总的认识。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在内容上差别很大，在表述上也风格各异，但在“通”字上下功夫，则是一致的。《中国通史纲要》是一部通俗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著作，全书仅30万字，为的是便于中外一般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此书的“通”突出地贯穿在它的体系和脉络方面。
《中国通史纲要》在体系上的特点，是对每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做综合的叙述。例如，它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同生产力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叙述，把思想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状况结合起来考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表象的多样性和内在的统一性体现了历史前进的辩证法则，而《中国通史纲要》的这一体系正是要向读者展示这个法则。
《中国通史纲要》在勾画历史轮廓时，是采用“粗线条”的手法。这是因为，唯有用“粗线条”，才能使轮廓清晰、醒目。《中国通史纲要》中的“远古的遗存”跟“古老的神话和传说”两章，概括了奴隶社会以前的全部历史。而关于奴隶社会，《中国通史纲要》径自从商代说起，对于夏朝是不是奴隶社会这个目前尚在研究、探索的问题，则不去深究。根据同样的道理，作者把东周初年和春秋战国作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而不勉强论证奴隶制究竟亡于何时，封建制究竟兴于何时。至于封建社会，作者明确提出了“成长”（秦汉时期）、“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继续发展”（五代宋元时期）和“衰老”（明清时期）四个发展阶段。从1840年至1949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五四运动”把它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中国通史纲要》勾画的这样一个中国历史轮廓，既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的独到见解，也易于给读者留下鲜明的印象。
多卷本《中国通史》在“通”的方面的要求是：作为通史，一方面，要求全书各卷之间脉络贯通，要求于阐述沿革流变之中体现“通”的精神，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要求每一卷阐述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诸因素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要求各卷阐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的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外社会历史比较研究。此外，在年代上，它始于远古，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也是它在“通”的方面不同于现有许多中国通史著作的地方。当然，由于该书部帙浩繁，参与撰写的作者人数很多，在对“通”的要求上和体例上各卷情况有所不同，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方面，白先生的通识同样有丰富的、广阔的展开。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两篇文章，是在具体研究方面和宏观把握方面对中国史学史做了“通”的概括[27]。他在1986年出版《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其中以大约10万字撰成的“叙篇”，就“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我的摸索和设想”等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叙篇”，是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部论纲，其理论上的见解、脉络上的连贯、学科建设上的构想，真正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地，是通识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白先生在治史上的通识，还反映在关于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宗教史、交通史、历史教育等领域的研究中。大家知道，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在某个领域中达到“通”的要求，很不容易；要达到通识的境界，就更不容易了。清代史家章学诚论史学上的“史部之通”时说道：
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28]
杜佑、裴潾是唐朝人，司马光、郑樵是宋朝人，章学诚把他们的著作看作是“史部之通”的“极盛”的表现，足见他对“通”的推许。这里，章学诚说得很概括。明清之际的史家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通”有比较具体的说明，可与章学诚所论互相发明。王夫之这样写道：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29]
章学诚论《资治通鉴》的“通”是在于“合纪传之互文”，主要是从史事上和体裁上说的；而王夫之的这一番议论，则是从内容上和思想上道出了《资治通鉴》之“通”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