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个历史学家的真诚嘱咐1（第1页）

读书，一个历史学家的真诚嘱咐[1]

——再谈白寿彝教授谈读书

新年伊始，我又想起了白寿彝教授谈读书的事。1982年，我写了一篇小文，叫作《白寿彝教授谈读书》，发表在《读书》杂志1982年第5期上面。这篇小文的内容，主要是写了白寿彝先生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及其有关的主张，如要举办小型读书会，要关心当代人的著作，要以真诚、宽厚的态度来评论当代人的著作，等等。记得当时一位编辑还约我到《读书》杂志编辑部，就白先生倡导举办读书会的问题做了一些交流。18年后，白先生在完成多卷本《中国通史》总主编的学术工作后，与世长辞。而现在，我写的那篇小文，也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了。此时，我之所以又要写“再谈白寿彝教授谈读书”的问题，一方面，是不能忘却他循循善诱地希望晚辈、后学认真读书的那种真诚的嘱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今年是这位史学家的百年诞辰，激起自己心中的缅怀之情。

一、读书和功力

1981年，白寿彝先生写了一篇短文《要认真读点书》。此文开篇，他做了这样的“自我反省”，他写道：

1980年11月，陈垣百年诞辰。12月，顾颉刚先生逝世。为了纪念这两位老先生，我读了他们的一些著作。这些著作使我深深地感动了的，是他们治学的功力，是他们认真读书的精神。在我们这一代，在治学的功力上，在读书的认真上，能赶上他们的，恐怕是不多了。就我和我同辈的一些朋友来说，我们很少认真读历史书，也很少认真读马列的书。多年以来，我们的研究成果不多，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原因，而读书不认真至少是一个很大的原因。[2]

这些话，不是谦辞，也不是为了说说好听，而是真诚的自省。当时白寿彝先生72岁，能做这样真诚的自省，在那时也并不多见。我们不妨把这些话看作是对所有史学工作者的期待和激励。白先生常说，他“70岁才开始做学问”，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真诚的态度。当今人们由于“竞争激烈”，已经没有“认真读点书”的工夫了。可是，“创造性”的东西似乎比当年要多得多，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认真读书和治学功力的关系，是人们都懂得的。治学功力，反映了一个学人的多方面修养，但多读书，善于读书，毕竟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白先生在这篇短文的结尾处写道：“只要能认真读书，读一本就会得到一本的益处。读书不难，认真读书也不难，最难的是要长期坚持下去。只要能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的史学工作是会逐渐改变面貌的。当然，读书不是治史的唯一大事。但在现在来说，这确实是第一件大事。”[3]20多年前，白先生把学人的读书说成是“第一件大事”，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十年“**”无法读书而说的。现在历史条件变化了，社会发展了，科学技术进步了，查寻资料的手段多了，也更快捷了，那么，学人的读书（这里指的是读纸本的书），又该是第几件大事呢？我不敢妄下结论，但是我想，“要认真读点书”，在今天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是“锻造”学人功力的基础。

二、关于“四史六通”和三十部名著

中国史书浩如烟海，一个人以毕生的精力，也只能阅读其中很有限的一部分。那么，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来说，究竟哪些书是最基本的呢？对这个“难题”，白先生作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无疑也有自己的见解，而他的见解也是在不断思考中逐渐形成的。

20世纪80年代初，白先生写了一篇《说六通》的文章，文章提出：“史学史工作者”应当以“四史六通”作为基本的读物。他写道：

“三通”是大家熟知的重要的史书。“三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我的意思认为，可以提出“六通”来，就是在“三通”以外，加上《资治通鉴》，再加上刘知幾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六通”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可合称为“四史六通”，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在50年代，我曾把这个意思跟同志们谈过，现在觉得这个看法还符合事实。但“三通”和《通鉴》卷数多，《史通》的典故多，《文史通义》的创见多而文字简奥。这六种书读起来很不容易，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对于史学史工作者来说，这样的功夫是少不了的。[4]

文章中说到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四史”，俗称“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作，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故白先生的这篇文章重在讲述“六通”。而对于“六通”的特点，他根据自己的见解，一一做了概括性的阐述。他认为：“从《史通》全书而论，主要讲作史的体裁和体例。”“《史通》的‘通’，可以说主要是史书体例的‘通’，史书编写形式上的‘通’。”“杜佑《通典》是一部关于典制的通史巨著。……全书的结构很有逻辑性，这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体系的构成，和对社会结构的看法。这书内容的丰富，是隋唐史学的顶点。”“司马光说《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在史料的保存、史料的取舍和一些议论上，《通鉴》都有所贡献，但指导思想是‘资治’二字。”“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主要是关于历史文献方面的汇辑工作。郑樵很重视‘会通’。‘会通’的意义从《通志》看来，大概是包括两点，一点是讲类例，又一点是讲‘贯通’。他的《二十略》是得到好评的。”“《文献通考》是继《通典》之后更大规模的关于典章制度的通史。……马端临的兴趣在知识性方面，是在历代典章制度的了解方面。这跟《通典》要‘将施有政’是不同的。在书的体例上，《通考》基本上继承了《通典》，但在指导思想上这两部书走的不是一条路子。”“章学诚的书取名《文史通义》，表明他研究的对象不是史事，而是史文之义。这就是说，他通过史文的研究而达到知义的目的。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研究不在于历史的本身，而在于史学。从认识上说，他这部书比着《通典》等书，都要高一个层次。同《史通》可以说是在一个共同层次，而在这个层次中，《文史通义》比着《史通》，也还是要高一些的。”“章学诚重视别识心裁，重视通史，重视记注与撰述的区别，提出了关于方志和校雠的看法。对于这些问题，……还可以再系统地研究下去。”[5]白先生用深入浅出的文字，表述了“六通”的特点，同时还论及了它们之间存在的联系和区别。他的这些见解，卓然自得，本身就是一种“通识”的反映。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关于“四史六通”的认识，是数十年都在白先生脑海中盘旋的问题。到了80年代中期，白先生又对中国史学史研究者提出了阅读30部名著的建议。1987年9月，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举办的“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对进修班的教师做了这样一番谈话，他说：

最后，讲讲读书的问题，研究史学史要认真读书。老师在堂上讲书要听，要讨论，要体会，这是间接的读书。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自己认真读书、直接理解，光靠耳食不行。最近我们选了二十七部书，要求学习史学史的同志必须读。这二十七部书是：

《书》、《诗》、《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续汉书》的《志》、《五代史志》（即《隋书志》）；《通典》、《通志》、《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史通》、《文史通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读通鉴论》。此外，我又添上三部，凑成三十部。这三部是《论语》、《孟子》、《读史方舆纪要》。[6]

为了引导史学史研究者研读这些名著，80年代中期，白先生在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学术季刊上专门开辟了“读书会”的栏目，每期评介一部名著，收到很好的效果，亦可见白先生在引导后学认真读书方面的良苦用心。

这里，白先生强调了“要自己认真读书、直接理解，光靠耳食不行”。正因为如此，他所开列的这个书单子，是“要求学习史学史的同志必须读”。这是一个要求，也是一个前提。那么，面对这么多名著，怎么去读呢？白先生作为一位史学前辈，一位史学名家，确能理解晚辈、后进的甘苦，于是他提出了首先阅读《史记》、《史通》、《文史通义》的建议。他指出：《史记》“在史学上、思想上、文学上，都是站在当时社会第一线的，就现在来说，还是光辉的。……《史记》是历史著作中最早、最完整、最有影响的一部书，一直到现在还有影响。自它以后的历史著作中的许多问题、记载以及写作方法，都是从这部书来的”。就我的肤浅理解，这是指出《史记》是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史学的一把“钥匙”。他还指出：“《史通》主要讲历史著作体裁”，“《文史通义》讲道理讲得相当深”。[7]对于白先生的这些见解，史学史研究者可以把它们看作是引导自己走向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与方法宝库的路标。

三、“奉送一点小小的礼物”

这句话，是白寿彝先生在1984年6月，会见连云港教育学院干部班的全体学员时所发表的讲话的结束语。白先生讲话的主题是“学习历史与当好干部”，这是针对这些学员都是做领导工作、政治工作而讲的。这是白先生把倡导认真读书从史学领域推向社会的谈话之一。

在这篇简短的讲话中，白先生首先说到“学历史是干什么用的”这个老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他从人们应该认识历史发展规律讲起，他说：

学历史是干什么的？学历史就是让我们懂得历史发展的规律嘛！什么叫历史发展的规律呢？过去的社会发展，已经走过的必然的道路，这叫作历史发展的规律，科学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部分。目前，我们的国家，全世界人类要走什么路？这也是历史发展规律；我们将来，包含我们国家，包含全人类要走什么路？也是历史规律。……要从过去长期历史的发展看今天的现实，当然结合今天的现实，而且要结合过去的历史，现在的历史，展望未来的历史。这是我们学历史的最重要的一条。不懂这一条，学历史就不得要领了。[8]

白先生从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方面来说明历史发展规律，使人们听起来明白、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