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学遗产（第2页）

（二）要有渊博的知识

作者认为：“近代科学分工分得细了，不能要求一个历史家懂得很多学科，但是也绝不能说一个历史家只有一点历史知识就行了。”博学是我国历史家的一个传统，而我们现在高等学校历史系的课程设置是不利于发扬这个传统的。作者指出：“现在，我们的高等学校历史系，主要课程还只是中外历史的‘八大块’，不要说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很缺乏，就是对于哲学、文学的接触也很少，甚而至于一个教师只能教一段历史，有的还只能教一章一节。我们是20世纪80年代的人，比起两千年前的历史家来，在知识渊博方面应该超过他们，不应该比起他们来还显得抱残守缺。”[41]目前，一些重点大学着手试行学分制，各系都增设了一部分选修课程，这对克服“抱残守缺”的现象无疑是会起积极的作用的。应当注意到的问题是，作者强调渊博，乃是在专精的基础上的渊博；离开了专精，也就不成其为渊博了。作者在1961年发表的《关于历史学习的几个问题》[42]，曾对此做了系统的说明，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三）要有全局的史识

作者主张：研究历史，“无论是通史、断代史或专门史，总须在特定的范围内有一个全局的看法”[43]。我认为，作者所说的“全局的看法”主要指：第一，是要从整体上看问题，既看到某一事物发生、发展和衰老的全过程，又看到这一事物与他事物之间的联系。第二，是要抓住历史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即带有全局性的或是影响深远的问题；一般性问题不是不要研究，而是不要反复纠缠、沉溺其中。在具体做法上，作者主张：“多提新问题，重要的是站得高，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所谓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一个是横着看，看在全国范围里起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再一个是纵着看，看上下几千年，看一件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怎样发展的，将来又如何，这样就有意义了。找这样的问题来研究，意义是很大的。”[44]他认为：“研究断代史是需要的，但是必须搞通史。不搞通史，你就不能理解这段历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占什么地位。……没有断代史的基础，不能写通史，这是不错的，但是没有通史基础，断代史也写不好。这两个是辩证的，互相联系的，同时都要并进的。”[45]这种关于断代史和通史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全局的看法”的一个例子。作者热切地希望：“史学工作者应该重视开阔自己的视野，把天地看得大一些。这首先是要站得高些，要有察往知来、承前启后的抱负。要善于发现重大问题，推动全国史学的前进。”[46]这应当是史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四）要有文学的素养

作者认为：较好的文学素养，是历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他说：“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仅就一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他对于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47]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写历史文章，写历史书，要写得让人家爱看，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48]“要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才能发生更大的效果。一般的读者反映，说我们的历史书写得干巴巴的，人家不爱看。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意见，改变我们的文风。尽管做起来很困难，但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49]这种强调史学工作者的文学修养的重要性，是作者一贯的看法。1961年，他在讲《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的时候，特别强调“语文的训练”[50]；他在谈《关于历史学习的几个问题》时，就“史与文的问题”做了详尽的阐述[51]。四年前，他在《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论述了“文史不分家”的传统[52]。现在，他又以专文讨论历史文学的问题。他建议：“我们历史系里，应该开设各种文学课程，任同学选读。这有助于改善我们的业务水平和写作水平。”[53]从历史传统，再联系到已故的几位史学大师在文学上的造诣，如郭老的文史兼通，翦老的如同行云流水一般的语言，以及范老的朴实无华、通俗易懂的文字，都使我们更加了解作者为什么多年来这样强调史学工作者的文学素养。

理论的修养、渊博的知识、全局的史识和文学的素养四个方面的提出，是作者对古代史学所谓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史家四长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今天我们要造就的通识之才的几个主要标准。关于培养这种通识之才的重要性，作者是在1978年讨论学风问题时系统地提出来的[54]。当然，这种通识之才绝不是在专长之才之外出现的，而是产生于专长之才之中；而这种通识之才的出现，又将促进专长之才在比较宽阔的范围内更好地发挥作用。应当看到，在史学上，这种通识之才的造就和出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刘知幾云：“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55]作者指出“我们今天的时代不是刘知幾的时代了……我们不只应该具备这三种，还应该拿新的标准来要求我们具备这三种长处”；“成就有高低，水平可以不一样，但是应该要求自己具备这三种长处。这三个条件不够，在工作上就会有缺陷”，同时，还“应该在新的高度上讲史德”[56]。作者的这些见解，都渗透在他的“答客问”之中，并在许多方面发展了、丰富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的四篇“答客问”，以论说理论问题开篇，引用和评论了180种左右书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而又采取问答体的形式，反映了作者本人也是努力在用德、学、识、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一种“身教”吧。鲁迅说得好：“必须跨过那站着的前人，比前人更加高大。”[57]我想，这也正是作者和老一辈学者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热切期望。

[1]原载《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2]白寿彝：《谈史学遗产》，《学步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

[3]这四篇文章是：《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谈历史文献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二》、《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分别载于《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2、3、4期。

[4]《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页。

[5]白寿彝：《学步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29、130、131页。

[6]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5页。

[7]白寿彝：《谈史学遗产》，《学步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33页。

[8]恩格斯：《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03页。

[9]白寿彝：《漫谈史学传统三事》，载《人民日报》，1961年8月12日。

[10]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1]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2]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3]白寿彝：《谈史学遗产》，《学步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31页。

[14]白寿彝：《谈史书的编撰——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三》，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3期。

[15]白寿彝：《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

[16]白寿彝：《谈史学遗产答客问》，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17]刘昫等：《旧唐书》卷一百二《刘子玄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173页。

[18]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二《博约中》，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61页。

[19]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0～81页。

[20]白寿彝：《漫谈史学传统三事》，载《人民日报》，1961年8月12日。

[21]白寿彝：《漫谈史学传统三事》，载《人民日报》，1961年8月12日。

[22]白寿彝：《学步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第138页。

[23]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

[24]白寿彝：《谈历史文学——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之四》，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

[25]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