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102（第2页）

白寿彝先生致力于中国伊斯兰史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从那时起到40年代初，他发表了《中国回教史研究》（1936年）、《中世纪中国书中的回教记录》（1937年）、《回教文化研究之意义》（1939年）、《跋吴鉴》（1942）等论文。从这些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两个明显的研究意向及研究方法：一是关于中国文献有关伊斯兰史记载的摸索，二是关于伊斯兰史若干专题的考察。关于文献的摸索，《从怛逻斯战役说到伊斯兰教之最早的华文记录》（1936年）的长文是白先生的一篇力作。此文征引繁富，以中国文献为主，也涉及西人的有关记载，至今仍有参考的价值。[64]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于文献的摸索，绝不限于现成的各类图籍，而于有关碑记的搜求与阐释亦十分重视。关于专题的考察与研究，则涉及战争、贸易和文化，反映出白先生在伊斯兰史方面开阔的视野。1942年年底至1943年，白先生在六七年文献研究与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打算着手写一部中国伊斯兰教史。1942年年底，成书三章，但终因战乱时期，乡居缺书，以致明清时期无法落笔；又因辗转迁徙，已成三章，佚失其二。我们从仅存的一章规模来看[65]，白先生是试图写一部内容翔实的中国伊斯兰史，而以中西交通、政治和文化为叙述重点。可惜这一愿望终因条件限制而未能实现。次年，白寿彝先生撰成《中国回教小史》一文，发表于《边政公论》。1944年经过修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虽为“小史”，但却是中国伊斯兰教的一部通史，它从隋唐讲到“最近三十二年”。作者在“小史”的题记中讲到“中国回教史的研究，是一门很艰苦的学问”；同时讲到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应当具备语言、文学、宗教、历史、文献、实地考察等多方面的条件。这些看法，在今天仍然是有意义的。

白寿彝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所撰的几篇序跋，又提出了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如关于“伊斯兰的中国化和各宗教间的互相影响问题”[66]，希望“关于《古兰经》的研究工作能在我国有所展开”的问题[67]，关于“各地的伊斯兰教石刻能够都陆续汇集起来，编印、出版”的问题[68]，等等。白寿彝先生于1982年年初，把他自1936年以来有关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的成果编为一集，题名《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交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伊斯兰史存稿》作为作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具有探索与开拓的价值，就是在今天看来，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特色，仍然具有学术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不仅表现在伊斯兰教史的研究方面，也表现在一般的宗教史和回族史研究方面。

白寿彝先生的回族史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前期，而以50年代为第二个阶段，80年代为第三个阶段。在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史的同时，白寿彝先生为回族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和撰述上的准备。40年代前期，他写出了《回教先正事略》60卷，其中回族人物约占56卷，有传者175人，有附传者179人。这虽是一部未刊稿，但它却为他的回族史研究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50年代，白寿彝先生发表和出版了丰富的回族史研究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回回民族底新生》、《回民起义》资料集1—4册、《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等。白先生这一时期的回族史研究著作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对于回族历史的科学性认识，二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科学性认识。这两个特点都带有鲜明的时代气息。如在《回回民族底新生》一书中，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来看待历史上的回汉关系问题，以及汉族内部、回族内部的阶级分野问题。又如，在《回民起义》资料集的“题记”中，提出运用阶级观点对待历史资料，并提倡对历史资料采取“冷静”的“分析”的态度。

20世纪80年代，白寿彝先生在主持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同时，着手主持编撰4卷本《回族人物志》。全书编入历史人物400人左右，是回族史研究工作中第一部有系统的人物传记，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工作中第一部有系统的人物传记。《回族人物志》是白寿彝先生40年代前期所撰《回族先正事略》未刊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该书在体例上的创新，撰述上的严谨和所容纳的回族人物数量之多、方面之宽，是它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回族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个新的突破，而且还为一般的人物志的编写工作提供了经验。

从20世纪50年代起，白寿彝先生关于民族史的研究开始逐步突破回族史研究的范围，而涉及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他撰写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1951年）、《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1981年）等论文[69]，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国土疆域的划分与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是密切联系的论点，以及用发展的观点、全面看问题的观点来考察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主流问题的论点，等等，引起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白寿彝先生的看法是：关于民族关系史上的主流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可以看得开阔一点。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这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他从历史上各民族在社会生产、社会生活中的互相依存，从盛大皇朝的形成离不开少数民族的支持，从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三个方面论证了上述看法。

白寿彝先生常说，民族史的研究启发他进行中国通史的研究。他认为，只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有了比较正确的把握时，才能对民族史研究做出适当的科学的结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寿彝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上不断提出一些新的论点，这一方面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用以指导历史研究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致力于中国通史的教学与研究的结果。

下篇学风文风

学风和文风对于一个学人来说，是其学养和旨趣的反映，也是其对社会和公众关系之认识的反映，进而更是其对于国家、民族命运与前途所关心的程度的反映。这三个方面，从不同的含义上表明了学风和文风的重要性，即学人的修养、学人与社会及历史运动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学风和文风，浓缩了一个学人的学术面貌和精神境界。

白寿彝先生非常重视学风问题。他指出：“历史工作者的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风尚问题，是历史工作者如何严格要求自己的问题。”[70]他从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优良学风传统即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讲到毛泽东关于学风的论述，阐述了他的精辟见解。白寿彝先生也非常重视文风。他在1989年写过一篇短文，批评两种在文风上的偏向：“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功夫。其实，只要写成文字，就是要让人阅读的；能让更多的人阅读，不比只有少数读者好吗？第二，认为让更多的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于粗俗。其实，让更多人能阅读的作品倒是更须下功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者的多少，并无关系。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这不只是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也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71]他把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所得的如何表述，看得如此重要，分析、阐说得如此透彻、精辟，而且又是同强调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这样的问题同时提出来的，足见他对文风的关注已达到极高的境界。

白寿彝先生关于学风和文风问题，还有很多论述，如他撰写的《历史科学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与友人谈读书》、《要认真读点书》、《治学小议》、《谈历史文学》、《刘知幾论文风》、《写好少年儿童历史读物》、《绘画本序》、《史文烦简》，等等[72]。都有比较集中、深入的阐说。这里，我想着重指出的，是白寿彝先生在学风和文风上的身体力行，为后学树立了楷模。

白寿彝先生关于学风和文风的论述，给我们许多启发和教益；他本人在这方面的修养、造诣和所达到的境界，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白寿彝先生的治学道路、史学思想以及他个人的不断追求和时代特点的陶铸，使他锤炼成独特的优良学风和文风：既有对中国传统优良学风的继承，又有洋溢着时代气息的创造。白寿彝先生的学风，严谨、通识而勇于创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重视理论。白先生早年攻思想史，培养起对于理论的兴趣。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饱满的热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早在50年代初，白先生积极学习并运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不断改造旧的中国通史教学体系，取得突出成绩[73]；他关于回族史的论著、关于“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关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等文[74]，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60年代初，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索中国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先后发表了《谈史学遗产》、《关于中国史学研究任务的商榷》等文，对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80年代至90年代，是白先生在理论上登上新的高峰的时期。1980年，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的特点是科学性与通俗性相结合，它在中国历史分期方面，尤其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及其内部分期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1981年，白先生发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75]。以辩证的、发展的观点阐述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为认识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受到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关系研究者的关注。1983年，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出版，他在“题记”中概括了该书的宗旨：“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该书被史学界同行认为是同类著作中颇具特色的作品。1986年，白先生出版了他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该书“叙篇”就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发展史学史研究的设想等问题，做了全面而精辟的阐述，为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1989年，白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出版，本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的进程与特点，阐述了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白先生在“题记”中写道：“本卷只讲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历史做理论上的全面分析。一九八一年六月，我们在《史学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导论》的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十二个方面，三百四十六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但在短时期内不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现在这样的内容。”尽管如此，本书仍无愧是80年代历史理论研究的最突出的代表作之一，并愈来愈显示出它的重要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

强烈的使命感，是白先生治学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他的学风的精髓所在。白先生为了维护史学家的尊严和祖国历史的神圣性，为了让世界人民有一部中国史学家用科学观点撰写出来的中国通史，他以70高龄奋斗了20年，团结数百位同行，写出了多卷本《中国通史》，可谓不辱使命。通观一部《白寿彝史学论集》，论历史教育和史学功用的文章竟多达20篇，可见作者所思所想，始于斯，亦终于斯。白先生常说：“史学工作者应出其所学，为社会进步服务，为历史发展服务。”这可视为他的治史格言。

白寿彝先生的学风，还反映在他善读书和重师友之益两个方面。善读书，关键在于对“读”的理解。白先生引用古意，认为“读”不是一般的阅览和诵习，而有抽绎之意，即确有所得，犹如“采铜于山”那样[80]。白先生的善读书，我只举一例说明。前人历来有“三通”、“四通”、“五通”、“九通”、“十通”之说，且相沿已久。白先生另有思考，提出《通典》、《通志》、《文献通考》所谓“三通”之外，加上《资治通鉴》、《史通》和《文史通义》合为“六通”，认为：“这六种书读起来很不容易，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样的功夫是少不了的。”[81]他的《说六通》一文，可谓浓缩了他对这六种书的抽绎之意。白先生看重治学、交游中的师友之益，他在简要而深情地回忆了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的有关人和事之后写道：“古语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回忆多年以来师友之益，深感这两句话的深刻。如果我在学术上能提出一点新的东西，这同师友的帮助和教益是分不开的。”[82]对师友之益的理解和尊重，实在是有关良好学风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在中国有古老的传统，白先生继承、发扬了这个传统，我们作为晚辈、后学，也要继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

第一，尚平实。白先生撰文、著书，崇尚平实。他在总结《中国通史纲要》一书的表述要求时，概括为六个字：明白、准确、凝练。这是平实的三个层次：明白，是基础；准确，是关键；凝练，是提高。可见平实是表述上的一个很高的标准。20多年来，这部书屡屡重印，累计印数近百万册，这当然首先取决于本书的内容和论点，同时也跟它在表述上的平实分不开。

第二，有重点。白先生经常告诫我们，作文不要一个个问题“平摆”，要有重点；对于重点问题要多讲、多分析。他尤其不赞成有人罗列材料、炫耀“博赡”的做法，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文风；好的文风，是要在表述中强调那些最重要的材料，以便于深入理解有关的重要问题。白先生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在“叙篇”的第二、三两章论述中国史学史的分期，脉络清晰，言简意赅，从先秦到近代，把重点问题都讲到了。他为《中国通史纲要》所撰的“叙论”，其中以“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为题，概述了中国历史演进的过程及其分期，也可看作是这方面的范文。我们读白先生的论著，一篇论文，一部著作，重点都极鲜明，留下的印象自然也极深刻。

第三，戒浮词。白先生作文，力求凝练，没有浮词。所谓戒浮词，是从他主编《史学史研究》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对于一篇论点、论据都不错的文稿，白先生常常批曰：“删去浮词，可用。”往事如斯，似在眼前。

第四，讲文采。白先生崇尚平实，也讲求文采。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8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系列文章，都是富于文采的佳作。他历来认为，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视历史文学（历史著作在表述上的艺术性要求）的优良传统；因此，他主编的《史学概论》把“历史文学”列为专章论述，认为继承、发扬这一传统，对史学发挥其社会作用有重要的意义。

《论语·宪问》记孔子称道郑国大夫们重视辞令的作风，其文曰：“为命，裨湛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白先生经常引用这个事例来说明写文章必须认真推敲，反复修改，几经锤炼，方可成为佳品。

探讨和学习白先生的学风和文风，犹如又在白先生面前聆听他的谆谆教诲。我深信，白先生的学风和文风作为他的精神遗产的一个部分，是不会被后学忘却的。

[1]原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2年卷。

[3]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86页。

[4]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2～341页。

[5]参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07～321页。

[6]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6页。

[7]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

[8]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549页。

[9]参见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89～229页。

[10]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70页。

[11]以上诸文均见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65～180、419～422、584～585、265～280、290～298页。

[12]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2页。

[13]白寿彝：《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79页。

[14]载《新建设》195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