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识和器局（第3页）

至于中国史学史上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人们常有望洋兴叹、无从下手之感。对此，白先生从大处着眼，提出了30部著作，建议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朋友们作为阅读、研究的参考。他在1987年对史学研究所举办的面向全国中国史学史助教进修班的学员的讲话中，讲到了读书问题，他说：

最后，讲讲读书的问题，研究史学史要认真读书。老师在堂上讲书要听，要讨论，要体会，这是间接的读书。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自己认真读书、直接理解，光靠耳食不行。最近我们选了二十七部书，要求学习史学史的同志们必须读。这二十七部是：《书》、《诗》、《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续汉书》的《志》、《五代史志》（即《隋书志》）；《通典》、《通志》、《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史通》、《文史通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读通鉴论》。此外，我又添上三部，凑成三十部。这三部是《论语》、《孟子》、《读史方舆纪要》。就同学们讲，这么多书一年里读不完，十年念完就是很不错的了。怎么办？我想这个投资是必要的，有机会可以买上，没有这几部书是不行的。[25]

白先生推荐的这些书，在他主编的《史学史研究》的“读书会”栏目中多有评价，受到读者的重视。

上述这些事实表明，白先生治学，从不空谈理论，而是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其指归。白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论集》以及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后改名为《中国史学史》）、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等，反映了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

第二，倡导研究中国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中国史学史的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需要研究的问题非常多。史学史研究者如何在顾及整体面貌研究的同时，捕捉重大问题做深入研究，这是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战略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白先生高屋建瓴地提出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1984年，白先生发表了一篇文字甚短而分量极重的文章，即《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文章首先概括了当时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的状况，指出：“近几十年来，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著作数量还不大，但总是慢慢地多了起来。这些书，在见解和功力上，相互间的差距相当大。但也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地方，就是它们受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影响相当大，史书要籍介绍的味道相当浓。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和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两部比较好的书，但也似乎反映它们由旧日的史部目录学向近代化的史学史转变的艰难过程。”[26]白先生在平时同他身边的研究人员曾这样形象地比喻过：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是第一代产品，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过渡的产品，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完成第二代产品并向第三代产品过渡。可见，他是把自己的学术工作以及他所领导的学术群体的研究工作置于整个学术史发展的长河中来看待、来估量的。唯其如此，他总是在学术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新的见解，以推进学术的进步。因此，他明确而坚定地提出：

近两年，国内的形势很好，在某些战线上，大有突飞猛进之势。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这件工作牵涉的方面比较多，但我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点功夫及早解决的。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史学史这门学科就可能面目一新。[27]

依我个人的浅见，白先生在这里说的“甩掉旧的躯壳”，就是要摆脱“史部目录学”和“史书要籍介绍”的影响，展开对中国史学史上重要问题的研究，当然包括对上文所说到的那些问题的研究。而这里说的“大踏步前进”，一方面同历史形势有关，另一方面也同学科建设有关。这正是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学者的本色的体现：他的学术脉搏总是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

那么，白先生所说的两个重要问题是什么呢？文章中这样说：

我说的这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像这些问题，都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兴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这也属于第一个问题的范围。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这些都属于第二个问题的范围。[28]

概括说来，这里说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对历史的认识，二是对史学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重在认识历史的规律；对史学的认识，重在对史学功用的认识。这两个问题是密切联系着的。只有认识了历史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才可能认识种种史学现象和史学的本质。诚然，史学史研究者真正走到了这一步，那就不仅“甩掉旧的躯壳”，而且可以“大踏步前进”了。

如果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朋友多了解、认识一些历史问题和历史理论问题，那么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同样，研究中国历史的朋友倘能多关注一些史学史的问题和史学理论问题，那么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一定也会有新的起色。在我们纪念白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重温他的这些卓见，再一次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第三，提出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具体目标。这实际是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问题。1983年，白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做了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演讲。演讲包含了六个部分，白先生开宗明义：

我所谈的题目是：《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可以说的问题不少，我想谈六个问题。第一，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问题；第二，史

学遗产的重要性；第三，取鉴于外国历史的问题；第四，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第五，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的问题；第六，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问题。[29]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中国民族特点”，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二者缺一不可。当然，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建设”，是需要史学工作者去认识、去实践、去创造，才可能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在这篇演讲中，并没有过多地陈述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性等有关理论问题，而是以一个史学大家的通识和器局，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前景提出了人们可以认识和实践的具体路径。

他讲的“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是提出了“历史资料的二重性”问题。白先生认为，关于历史资料，“第一，它是记载过去的事情，同时，还是用于解释现在的资料。如果不懂得历史资料，我们无法解释现在，对当前的许多问题解释不了。”“第二，历史资料不只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同时还是好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它既是历史资料，又是当前进行一些学术研究的资料。”[30]他的结论是：“我们过去那种把历史资料看成是死东西的思想，要有所改变。要看到历史资料的很大一部分在今天还是富有生命力，还能够加以利用，还应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发展。我们学历史首先遇到的是资料问题。把历史资料的作用看得宽一点、深一点，对历史资料本身也增加活力，容易跟现实结合，不至于把它看成一去不复返的东西，毫无联系的东西。这个问题还是个很大的问题。”[31]白先生对历史资料的阐说，饱含着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既看到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又看到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关于“史学遗产的重要性”，白先生再一次强调了总结中国史学上的历史思想、历史文献、历史编纂、历史文学四个方面遗产的重要性，指出：“对史学遗产的这四个方面，我们应该进行总结，发扬优良传统，为建设我们有民族特点的史学做出贡献。”[32]

至于“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问题，他一方面指出理论同现实的关系，认为应当“从历史现实里边总结出理论，不是个简单的事情，理论是要不断发展的”。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的重要性，指出：“有理论跟没有理论大不相同”，有理论，“可以推动我们的事业更快地前进，更准确地前进。”[33]他从理论同实践的关系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并把这一认识和史学工作联系起来，指出：

白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说的这番话，对今天的史学工作仍有指导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即研究历史，要重视全局，要提高理论水平，要努力发现和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不应当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流连忘返。

关于“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白先生现身说法讲道：

我们历史工作者，是不是有很多人考虑历史教育的问题，我还不敢说。从我个人来讲，在历史系工作了好几十年，一直到最近两年才考虑教育问题。我过去对历史研究考虑得多，对历史教学考虑少了一些，对历史教育就没有考虑。我们历史研究的成果，历史教学的成果，对历史教育有影响，这是不错的。但是主观上自觉地考虑教育问题不够。这反映我们的学术工作、教学工作还是有学院式的味道，眼睛没有看见我们的工作对国家前途的关系，没有看见对于培养下一代人的重要意义。就这一点讲，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的。[35]

他的这些话，是真正的肺腑之言。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中，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文章、谈话有20篇之多，这在史学家中是少见的，可见他对历史教育的认识，确已发展到很高的境界。他在1982年还出版了《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一书，在此书的题记中，白先生坦率地表明他对历史教育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他写道：

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四十四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还要多几年。这实际上，不管我持的立场和观点怎样，都做的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但长期以来，我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工作，是客观地研究历史问题的工作，没有自觉地把这个工作跟现实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这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意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把史学工作跟教育工作联系起来。[36]

作为一代著名史学家，白先生如此真诚地检讨自己，无情地“解剖”自己的思想，使我们这些做学生的着实感到惭愧和内疚，从而激发起我们在历史教育方面去做更多的工作的热情。时下，关于“历史”方面的“讲坛”在在多有，为历史结论“翻案”的“新论”层出不穷，这自然是打着“观众需要”的旗号，但这旗号的背面恐怕还是隐约地写着“媚俗”和“效益”的注释。面对这样的情况，有责任心的史学工作者，真的应当像白先生当年那样，严肃地思考历史教育问题，并把这个问题同自己的工作、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以此告慰九泉之下的白先生！

白先生的通识和器局，不仅在通史、民族史、史学史领域“自为经纬”，而且贯通于这几个领域之中：他主持的通史编纂，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史思想，而且体现出史学史中历史编纂的优良传统；他主持的民族史、史学史撰述，则蕴含着通史的背景和底蕴。不仅如此，他的通识和器局，还反映在他的教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之中，并在许多方面付诸实践，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这样说过：“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又说：“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之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37]我跟随白先生学习、工作多年，时时也在思考先生治学之宗旨，为的是希望早些摸索到“入门”处。然思之愈久，则愈觉先生之高不可攀。现在有一点点体会，也只是心向往之而已。

那么，以我现在的认识，如何来概括先生的治学宗旨呢？我想借用章学诚评价郑樵的话来做这样的比喻，或许是比较恰当的。章学诚称赞郑樵：“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38]白先生治史，倡导通识，在“承通史家风”方面，卓然名家。他在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及其相关著作，亦可谓“自为经纬”之说。这可以说是白先生继承前人的地方。但白先生更有超过前人之处，亦如章学诚所言：“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39]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意”，自应依据作者所处的时代予以探究。白先生治史所追求的“意”，是着眼全局，阐明规律，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论，正是他能够继承前人而又超越前人的真谛。

这里，我又想起了唐人对史学家的要求，即“博闻强识，疏通知远”[40]。对这两句话似可以作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博闻强识”是“疏通知远”的基础，“疏通知远”是“博闻强识”的提升。还有一种理解是：“博闻强识”和“疏通知远”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是知识积累和器局熔炼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论人们作怎样的理解，白先生在治史方面所具有的通识和器局，都可以看作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的“博闻强识，疏通知远”的史学大家。在我看来，长于通识，贵有器局，这就是白寿彝先生的治史特点和治学宗旨。

对于一位成就卓著的学术大家来说，人生有涯而其学术生命却可长存于世。白先生的学术思想、学术宗旨、学术成就，必将嘉惠于一代代后辈学人，推动学术的发展、新生！

[1]原载《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

[2]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735页。

[4]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五《申郑》，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63页。

[5]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6]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