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和20世纪中国史学1（第2页）
提出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理论。白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前后约60年时间。在这60年中，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写出了三个中国史学史稿本。他在《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中这样写道：
本书所谓史学，主要是指史学史。像民族史那样，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更确切地说，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是要我们对本国史学做出系统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没有长期细致的工作，是做不好的。我在40年代初，因学校要开设这门课程，我开始试写讲稿，讲稿写到清末。60年代初，我另起炉灶，重新写史学史讲稿，写到刘知幾，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起来，没有能继续写下去。这一次的讲稿，在北京师范大学排印了，题作《中国史学史教本》。1983年六月，我开始写史学史的第三个稿本，在1984年十二月完成了第一卷，题名《中国史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个稿本已不知弄到哪里了。第二个稿本虽只印了五百本，但毕竟是印出来了，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相当范围内得以流传。现在的第三个稿本，虽在不少地方已与《教本》大不相同，但《教本》仍有可以参考的地方，还有不少章节是第三稿还没有写到的。[18]
对于第一个稿本，我们已无从得知其面貌。第二个稿本是《中国史学史教本》初稿，曾经作为教材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使用过，并在国内广泛流传。它包含两篇十章。第一篇是“先秦、秦汉间的史学”，从“远古的传说”写到“战国、秦汉间的私人著述”，凡四章。第二篇有六章，从“司马迁”写到“刘知幾”。《中国史学史教本》在学术上有两个方面的突出成就。一个成就是，它把刘知幾以前的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梳理出了一个流畅的头绪。再一个成就是，它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远古的传说”同史学的关系，怎样看待“原始的历史观念”，“神意的崇奉”与“人事的重视”对于史学发展的影响，对“战国中叶以后诸子的史论”的概括，等等。第三个稿本是《中国史学史》第一册。这是白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的第一卷，它包含“叙篇”和“先秦时期：中国史学的童年”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分别展示出全新的气象。关于先秦时期的史学，作者在第二个稿本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认识，一是提出了“历史观点的初步形成”，二是提出了“历史知识的运用”。前者进一步强调了对历史观点的研究；后者则明确地提出了史学同社会的密切关系，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史学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价值。本书的“叙篇”，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里程碑。“叙篇”论述了理论问题、分期问题、思想遗产问题和作者关于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设想。这对于史学史学科的“树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意义。“叙篇”第一章分别论述了“‘历史’一词的歧义”、“史学的任务和范围”、“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等基本问题。它论史学的任务和范围是：“史学的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它的范围可以包括历史理论、史料学、编撰学和历史文学。”[19]它论史学史的任务和范围是：“史学史，是指史学发展的客观过程。我们这部书[20]，就是以中国史学史为对象，按照我们的理解，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的论述。按照这样的任务，本书论述的范围，包括中国史学史本身的发展，中国史学在发展中跟其他学科的关系，中国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中国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21]从这些论述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性质这一基本问题，是得到了很明确的论证了。这距离白先生发表《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已有20个年头，上距梁启超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已整整60年了。
提出了中国史学史领域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并对之做了精辟的分析。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领域有丰富的思想和别出心裁的卓识。
第一，对史学遗产的高度重视和精辟分析。这是白先生史学史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白先生在1961年发表的《谈史学遗产》长篇论文，可以看作是他关于史学遗产的一份“宣言”。文中论到了整理史学遗产“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并从史学在意识形态和现实社会的关系中的地位、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史学遗产中的重大问题同当前历史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证了这种意义。文章对史学基本观点、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史书体裁七个方面的遗产做了精辟的分析。文章还就“精华和糟粕”、“要百家争鸣”等问题发表了见解[22]。这篇论文首次详尽地论证了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反映了作者对于史学遗产同现实社会、历史研究、探讨史学发展之密切关系的认识。白先生后来的许多论著，如《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1964年）、《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1964年）、《谈史学遗产答客问》（1981年）、《史学概论》（1983年）等，都是从这篇论文发展而来的。
第二，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1984年，白先生在讲“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时指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为此，他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点功夫及早解决的”。他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如：“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盛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等等，都属于这一类问题。所谓规律，就是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提升去发现，去概括。白先生举出《史记》、《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明夷待访录》、《日知录》、《文史通义》等著作，说明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对于以上这些著作，在理论上的发掘很不够，对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缺乏总结，以至我们关于史学史的专书中的表述，显得内容贫枯。”[23]白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富于理论色彩和思想深度，皆出于探索规律的这一撰述宗旨。我们从这里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是认识史学发展的基础；二是对史学名著在理论上进行发掘和总结，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途径之一。
第三，全面和深入地认识“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这是白先生讲的两个重大问题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主要是指“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白先生举出《诗》、《易》言论和汉、唐史事进行论说，指出：“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一个老问题，不少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觉得，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24]这个问题以及上面所讲的那个问题的提出，都是有针对性的、为着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而提出来的。白先生认为，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著作，“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地方，就是它们受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影响相当大，史书要籍介绍的味道相当浓。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和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两部比较好的书，但也似乎反映出它们由旧日的史部目录学向近代性质的史学史转变的艰难过程”[25]。金著撰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于40年代；刘著撰于50年代，经后人整理、出版于80年代初。白先生的这番话，指出了80年代治中国史学史的路径。关于上述两个重大问题，他的结论性意见是：“在中国史学史上，重要的问题不少，这两个问题，恐怕是当前更为重要的问题。在史学史的编撰上，一个史学家一个史学家地写，一部史学名著一部史学名著地写，这可以说是必要的，也可以说是研究过程中所难免的。但是否可以要求更高一些，要求更上一层楼，是否可以把这些以人为主、以书为主的许多框框综合起来，展示出各个历史时期史学发展的清晰面貌呢？这当然不容易，但总还不失为一个可以考虑的前进方向吧。”[26]这就是白先生说的“甩掉旧的躯壳”，研究和撰写新的中国史学史著作的基本要求。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领域的卓识，还反映在他关于史学同经学、子学之关系的认识，关于对史学史之古今论述的重视，关于中国史学史分期的标准和原则等，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的新认识。这在《中国通史纲要》一书中反映得尤为清晰。本书原是写给外国读者阅读的。但是，作者通过这部书在探索中国历史的进程及其阶段性特点方面，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可以认为是突破性的创获。如对于中国历史划分阶段的看法，白先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不仅表现在对于纵的阶段的划分，更重要的是在对于每一阶段的时代特点的把握。具体说来，白先生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级关系的变化、阶级斗争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中外关系的发展五个方面的因素，把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并以此论证每一个发展阶段上的不同的特点；认为与此相适应的是地主阶级经历了由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到官绅地主的变化；同样，农民阶级也相应地由编户农民、荫附农民转变为佃农；认为封建社会的这一发展过程，在剥削关系上反映出国税和地租由统一到分离的发展过程，而这个发展过程同地主阶级的变化、农民阶级的变化、农民起义口号的变化、封建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等是一致的；认为民族杂居地区和广大边区的封建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作用重大，也具有划分历史阶段的意义。白先生的这些精辟的见解，或发前人之所未发，或推进了前人的见解，显示了他对于中国通史之研究和撰述的全局的器识与创新的精神。
提出并论述了关于中国历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这在《中国通史》第一卷中集中地反映出来。作为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导论，它的基本宗旨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史实，一是阐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二是阐述《中国通史》在历史编撰上的理论依据和基本要求，三是阐述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这些阐述，填补了历史理论研究与中国历史研究这两个方面的一些空白，有突出的理论创新意义。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统一问题。认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逐渐形成起来的。提出了统一的四个类型的论点，即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和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
——关于历史分期。认为分期问题的讨论不要局限于中原，要努力在全国范围内考察，应当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的状态上掌握一个时期的整体性。提出了封建社会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的见解，而分期的标准，应当综合考察生产力的发展、地主阶级身份的变化、农民阶级身份的变化、民族地区和广大边区的发展变化、中外关系的变化等标准。
——关于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厘清了地理条件决定论和承认地理条件对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二者之间的界限，提出了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的理论认识，即地理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地理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地理条件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关于生产者、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突出了直接生产者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直接生产者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把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一个方面来看待，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问题作为中国历史之基本理论来看待。
——关于生产关系、阶级结构。提出了封建社会中多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封建社会阶级结构的等级，以及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中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的论点，并把世家地主、门阀地主、品官地主、官绅地主视为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变化的四个阶段。
——关于国家职能。全面阐述了国家职能，即国家不仅具有统治职能，还具有社会职能，认为简单地把剥削阶级掌权的国家看成是一无所取，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
——关于中国通史编纂的形式。提出了新综合体的理论和框架，阐明了《中国通史》以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部分结合而成的基本内容和主要优点，为中国通史编纂开创了一种新的形式。
——关于中国与世界。阐述了中国历史发展之连续性的两个主要方面：一是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未曾为外来因素所中断，二是中国文明在文化发展上也未曾有断裂现象，同时阐述了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以上这几个方面，都显示出了该书的理论创新。白先生在史学上的卓识，远不止这里所列举的。这里仅就民族史、史学史、中国通史方面略举数例概而言之。但仅此而论，我们确可窥见这位博洽、专精、卓识的史学家的器局和风采。
三、新时期中国史学的一位杰出的建设者
学术发展史表明，任何一个时期的学术，都有它的代表人物。新时期的中国史学也有它的代表人物，白寿彝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这是因为：白寿彝先生是新时期中国史学的一位杰出的建设者。其根据如下：
第一，他同侯外庐、胡绳、刘大年等老一辈史家代表了这个时期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即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方向。在这个问题上，白先生始终是态度坚定和旗帜鲜明的。在“**”刚刚结束后不久，他在1978年的一次讲演中指出：
理论方面有两个问题，一是理解，一是运用。理解上，要求完整地、准确地学习，不容易。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就是不能离开经典著作的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去理解当时的论断。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经典作家的意图理解经典著作，就不可能完整、准确。当然这要下更大的功夫。在运用上，往往在理论运用上运用得好，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工作，得出新的结论，就是发展。要求理论上的发展，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不要求发展，停滞不前，让理论僵化，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要有这样的认识，要有这样的责任感，也要有这样的气魄和信心。这样，对我们提高信心、推动科学发展才有利。如果光是在那里绕大圈子，没有一点创见提出来，那么，研究工作的意义不大。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详细占有材料，得出新结论，就是创造性的结论，就是发展。[27]
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白寿彝先生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造性地进行历史研究的一个总的认识。在这篇讲演中，他还着重分析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中外关系，对于拨乱反正，给人以许多启发。他在1982年和1983年两次著文，较早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了初步总结[28]，反映了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历史的科学认识和对其前景充满信心。1983年，白先生在《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讲演中，进一步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的蓝图和模式，他说：
我们建设有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是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学的基础上，在对我们过去的史学遗产的总结基础上来进行工作。有人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怎么会出来一个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于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29]
提出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于：一方面，把中国史学遗产研究的重要性，提高到与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高度上来认识，从而为研究中国史学确定了位置、明确了方向；另一方面，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和发展同总结中国史学遗产联系起来，这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容，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民族特点找到了具体的形式和实现的途径。在这篇讲演中，白先生就“历史资料的重新估计”、“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对外国史学的借鉴”、“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等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对于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仍有重要指导意义。白先生在新时期的史学工作都是按照他所坚持的方向进行的。他对他的同事和学生，也都是按照这个方向去要求他们的。在他的周围，形成了这样一个史学群体，即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史学方向，建设和发展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奋斗的目标。
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四十四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还要多几年。这实际上，不管我持的立场和观点怎样，都做的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但长期以来，我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工作，是客观地研究历史问题的工作，没有自觉地把这个工作跟现实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这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意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把史学工作跟教育工作联系起来。1981年夏，历史教学研究会成立，我开始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遇到适当的场合，我就对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我对这个问题考虑得还很不成熟，在发言内容中，有先后不完全相同的地方，也可以说有不断发展的地方。现在也把这些讲话的记录汇集在这里，供同志们参考、批评。[30]
这是一位有高度责任感的史学家在向人们吐露自己的心声；同时，也是一位有影响的史学家在倡导更多的史学工作者都能有这种历史教育的自觉意识，这将极大地促进史学工作的开展，促进史学工作在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白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白寿彝史学论集》中，关于“历史教育”的论文、讲话，被编辑在显著的位置，而其数量竟有20篇之多，其中有16篇写于1981年以后。
古往今来，论历史教育的人很多，也有不少卓见。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有超出一般论历史教育之处者，在于他不仅是从史事方面阐述历史的教育作用，而且是从史学的科学价值和社会功能方面阐述历史教育的作用，尤其是从史学史的视野来阐述历史教育的必要性及其社会价值。白先生认为：“研究史学史是大工程。史学史就是研究历代史学家对过去的看法，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看法。把这些看法同有关的不同时期的历史结合起来，看看他们受了时代的什么影响，看看他们如何影响社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学的科学成就。要从史学史的学习、研究上，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吸取外来的新的血液，对推动历史前进这一问题上一定要清楚一些，要不辜负我们这个时代。史学史工作是一生的事业，也应该发展成为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31]这些话是对青年史学工作者讲的，但它涉及了历史教育的许多问题。从客体来看，历史上的史家如何看历史、看自己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们如何受时代的影响和他们如何影响社会，这里饱含着辩证法思想。从主体来看，总结经验、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推动历史前进、不辜负时代的要求，以及如何正确看待史学史工作，这里也饱含着辩证法思想。同时，主体与客体之间，也是建立在对立统一原则基础上的。这就是从史学史的知识、见识、责任和视野来看待历史教育的价值和意义。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在史学工作和社会实践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的实际意义。首先，它把关于历史教育的认识从一般属于实用的或感性认识的阶段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其次，它提高了人们对史学史之社会意义的认识，有益于人们对史学史的深入研究。可以认为，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思想和论著，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方面最集中、最有代表性的反映。
第四，他完成了一项宏伟的世纪工程。这就是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的编撰和出版。《中国通史》是一部巨制，它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鲜明的理论体系。《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认识，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做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其中大多属于历史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也有属于史学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对这两类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并引人入胜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反映了最新的学术成就。《中国通史》各分卷主编多是有关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且又约请了许多专史研究的学者参与撰述，可谓人才之荟萃，史识之检阅，故在学术水平上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最新成就。如第一卷《导论》对有关理论问题所做的系统论述，是目前关于中国历史之理论认识的最有分量的著作。第二卷《远古时代》，吸收了20世纪以来考古发现的重要成果，重构了对中国远古时代历史的认识，是历史研究同考古研究相结合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又如各卷的“序说”，是学术性极为突出、要求十分严格的一项内容，第三卷至第十二卷对此都有独到的阐述，具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再如各卷“综述”对大事的提纲挈领，“典志”对专题的钩稽爬梳，“传记”对历史人物的抉择去取和描述评论等，大多反映出著者的独到见解。
作为一部历史巨著，《中国通史》同许多鸿篇巨制一样，或许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甚至也难免有个别的讹误，但它的成就和影响，却是无可替代的。随着岁月的流逝，它将愈加受到人们的重视。正如著名史学家戴逸教授在1999年所评论的那样：
白老是老一辈史学家，现已九十高龄，可说是鲁殿灵光，岿然屹立，是我们的表率。尤其令我们钦佩的是，以九十高龄完成《中国通史》巨著。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是白老心血所萃，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是他献给本世纪（20世纪）的珍贵礼物。[33]
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是20世纪中国几代史学家编撰中国通史的总结性和创造性相结合的巨著。它开辟了21世纪中外读者认识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新途径。它对于全国各族人民来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正如江泽民同志在给白寿彝先生信中所指出的：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全党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对中国历史的学习，特别是要在青少年中普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以使他们学习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牢固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激励他们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奉献力量。我一直强调，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学习中国历史，高级干部尤其要带头这样做。领导干部应该读一读中国通史。这对于大家弄清楚我国历史的基本脉络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精神，增强唯物史观，丰富治国经验，都是很有好处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和借鉴外国历史。历史知识丰富了，能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眼界和胸襟就可以大为开阔，精神境界就可以大为提高。我提倡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而讲政治、讲正气，也是要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
我相信，这套《中国通史》，一定会有益于推动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形成学习历史的浓厚风气。[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