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1（第2页）

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20]

面对激烈的学术争论，白寿彝先生高屋建瓴，透过纷繁复杂、矛盾错综的历史现象揭示出历史的本质，并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着眼，阐明了这一历史本质意义和价值。这一认识对于如何看待现实的中国各民族的关系，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从白寿彝先生的治史宗旨与创新历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

第一点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学研究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迅速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曾经出现过对唯物史观作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解和运用，在“**”中唯物史观更遭到“四人帮”的严重歪曲，这是严重的教训。但这并不是唯物史观本身的“过错”所造成的。相反，当人们经过“**”后的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并接触到大量涌入国门的西方史学的历史理论，冷静地来思考、学习、运用唯物史观时，更加确信了它的真理的价值。在这方面，白寿彝先生是始终不渝的、坚定的信仰者和实践者，他近20年来在历史的诸多领域所取得的许多重大成就，以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这个阶段所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都证明了唯物史观对于指导历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及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第二点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充分吸收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这是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需要，也是发展当前史学的需要。白寿彝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首先，他十分重视历史资料的多方面功能。他认为：“历史资料，第一，它是记载过去的事情，记载过去的历史，同时，还是用于解释现在的资料。如果不懂历史资料，我们无法解释现在，对当前的好多问题解释不了。”“第二，历史资料不只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同时还是好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他进而认为，这些资料，既是学术史资料，又是学术资料：“我们可以把它们叫作历史资料的二重性。”[21]显然，对于历史资料作这样的理解和运用，必然使历史著作不仅反映着中国历史的内容和特点，而且还带着中国民族的精神传统和思想传统，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次，他十分重视中国史书的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及其在当今历史撰述上的借鉴意义。他担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和他主编的《回族人物志》，都是对中国史书多种体裁的综合运用和新的创造，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普遍关注与好评。最后，他十分重视中国史学注重文字表述的优良传统，即历史著作之文字表述的审美要求。他的论著，尤其是近50年来的论著，大多写得深入浅出，使人读来容易理解，而又深受启迪。至于说到他对回族的深厚感情，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厚感情，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深厚感情，都充溢在他的论著之中，是阅读过他的著作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

三、突出的通识器局

中国史学传统上有两点很突出，一是贵通识之才，二是贵独断之学。白先生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使其具有时代特点和科学精神。

白先生称道史学上的通识之才，他在发掘和阐发这方面的思想遗产的研究上，显示了他的深思与卓识。他论《史记》的“通古今之变”历史思想时指出：“《史记》重视历史变化，重视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变革。……《史记》要求以‘通古今之变’的态度去看历史，这是跟正宗儒学对立的又一个方面，是跟后者所倡言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相对立的，也就是以一种历史态度跟武断的非历史态度相对立的。”他十分重视《史记》的十表，认为：“《史记》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白先生还深入分析了司马迁提出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原则，认为这是《史记》“提出来的‘通古今之变’的方法。总的来说，这八个字有要求考察诸历史现象、诸历史事件全部发展过程的意思。分开来说，‘原始察终’似注意于考察原委者较多，而‘见盛观衰’似注意于历史的转折者较多”。他进而举出许多篇章对此进行论证[22]。

在中国史学上，司马迁是最早以“通古今之变”为撰述宗旨的史家，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郑樵、马端临、章学诚等人都是盛赞贯通古今作史宗旨的。除了古今的通以外，还有思想的通，《史通》、《文史通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白先生综合古代史家之“通”的底蕴，提出以杜佑《通典》、郑樵《通志》、马端临《文献通考》即世称“三通”为基础，加上《史通》、《资治通鉴》和《文史通义》合为“六通”，并撰《说六通》一文。他认为：“在‘三通’以外，加上《资治通鉴》，再加上刘知幾的《史通》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这‘六通’和《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可合称为‘四史六通’，这是我国中古时期历史著作中的代表作。”[23]他的文章对“六通”分别作了分析和评论。

在教学中，白先生也力主“通”。早在1950年，他在《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一文中，就批评对于中国史学不能贯通讲授的做法，即“教到哪里算哪里，教到秦汉就结束了的有，教到南北朝结束了的有。即使勉勉强强地教到清末，也往往是到后来跑跑野马，并不是事先就有计划”[24]。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进中国通史教学的具体意见。30年后，他再次批评类似现象：“培养出来的中青年教师，在大学毕业多年以后，还难以胜任一门完整的课程。甚至于一个教师只能教一章一节的课程，一门课程要好几个人合教。”[25]他针对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两门“通史”的教学现状指出：“一门课程搞了四年，要经过好多位教师去讲授。这个‘通’字很难做到，可以说‘通史’不‘通’。”[26]他建议压缩通史的分量和课时，多开专门史、断代史、国别史。通史压缩了，就有可能讲得好，这要求教师“在轻重去取之间，在脉络贯通之间下功夫”，“教师要有点‘别识心裁’”。[27]白先生自己授课多年，教学经验丰富，他的这些见解都有很强的实践性，容易被人们理解和实施。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白先生的通识主要反映在历史研究中和历史撰述上。关于中国历史，白先生提出了一个总纲：《中国历史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1978年）。这篇文章，实际是提出了关于认识和撰写中国通史的一个框架，它涉及年代、社会历史分期及各个时期的特点，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1977年）、《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1984年）二文，反映了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总的认识。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在内容上差别很大，在表述上也风格各异，但在“通”字上下功夫，则是一致的。《中国通史纲要》是一部通俗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的著作，全书仅30万字，为的是便于中外一般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此书的“通”突出地贯穿在它的体系和脉络方面。

《中国通史纲要》在体系上的特点，是对每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作综合的叙述。例如，它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同生产力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叙述，把思想文化的发展和政治状况结合起来考察，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表象的多样性和内在的统一性体现了历史前进的辩证法则，而《中国通史纲要》的这一体系正是要向读者展示这个法则。

《中国通史纲要》在勾画历史轮廓时，是采用“粗线条”的手法。这是因为，唯有用“粗线条”，才能使轮廓清晰、醒目。《中国通史纲要》中的“远古的遗存”跟“古老的神话和传说”两章，概括了奴隶社会以前的全部历史。而关于奴隶社会，《中国通史纲要》径自从商代说起，对于夏朝是不是奴隶社会这个目前尚在研究、探索的问题，则不去深究。根据同样的道理，作者把东周初年和春秋战国作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而不勉强论证奴隶制究竟亡于何时，封建制究竟兴于何时。至于封建社会，作者明确提出了“成长”（秦汉时期）、“发展”（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继续发展”（五代宋元时期）和“衰老”（明清时期）四个发展阶段。从1840年至1949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五四运动”把它划分为前期和后期。《中国通史纲要》勾画的这样一个中国历史轮廓，既反映了作者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进程的独到见解，也易于给读者留下鲜明的印象。

多卷本《中国通史》在“通”的方面的要求是：作为通史，一方面，要求全书各卷之间脉络贯通，要求于阐述沿革流变之中体现“通”的精神，体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要求每一卷阐述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诸因素间的关系，包含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各民族相互之间的关系；也要求各卷阐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包含中国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国与外国的往来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以及中外社会历史比较研究。此外，在年代上，它始于远古，迄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也是它在“通”的方面不同于现有许多中国通史著作的地方。当然，由于本书部帙浩繁，参与撰写的作者人数很多，在对“通”的要求上和体例上各卷情况有所不同，这是难以避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

在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方面，白先生的通识同样有丰富的、广阔的展开。他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两篇文章，是在具体研究方面和宏观把握方面对中国史学史作了“通”的概括[28]。他在1986年出版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以大约10万字的“叙篇”，就“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我的摸索和设想”等问题做了系统的阐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叙篇”，是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一部论纲，其理论上的见解、脉络上的连贯、学科建设上的构想，真正达到了融会贯通的境地，是通识的一种很高的境界。

白先生在治史上的通识，还反映在关于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宗教史、交通史、历史教育等领域的研究中。大家知道，在学术研究中，能够在某个领域中达到“通”的要求，很不容易；要达到通识的境界，就更不容易了。清代史家章学诚论史学上的“史部之通”说：

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29]

杜佑、裴潾是唐朝人，司马光、郑樵是宋朝人，章学诚把他们的著作看作是“史部之通”的“极盛”的表现，足见他对“通”的推许。这里，章学诚说得很概括。明清之际的史家王夫之对《资治通鉴》的“通”有比较具体的说明，可与章学诚所论互相发明。王夫之写道：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30]

章学诚论《资治通鉴》的“通”是在于“合纪传之互文”，主要是从史事上和体裁上说的；而王夫之的这一番议论，则是从内容上和思想上道出了《资治通鉴》之“通”的含义。

由此可见，一个领域的“通”尚如此不易，若干领域的“通”以及各领域之间的“通”，就更加难得、更加可贵了。白先生正是在这三个层面上的“通”都做出了努力、都取得了成就的史学家。他关于史学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对通史的研究和撰述有促进和深化的作用；反之，通史的研究和撰述，也有益于对史学史、民族史的认识和把握。从专史中可以看到通史的背景和修养，从通史中可以看到专史的功力和见识。这是白先生之通识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也是我们借以探讨和认识他的史学成就的一条“捷径”。

中篇史学成就

白寿彝先生的史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民族史最为突出。同时，他在伊斯兰教史、中国交通史研究方面，也有重要的成果。他对于历史理论的重视，贯穿于他的许多论著之中，这使他的著作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不仅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一、中国史学史：三个时期的三个稿本和史学史思想的发展

白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起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至90年代止，前后约60年时间。在这60年中，在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写出了三个中国史学史稿本。他在《白寿彝史学论集·题记》中这样写道：

本书所谓史学，主要是指史学史。像民族史那样，这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更确切地说，是一门在树立中的学科。史学史的任务是阐述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阐述史学在发展中所反映的时代特点以及史学的各种成果在社会上的影响。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是要我们对本国史学做出系统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总结。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没有长期细致的工作，是做不好的。我在40年代初，因学校要开设这门课程，我开始试写讲稿，讲稿写到清末。60年代初，我另起炉灶，重新写史学史讲稿，写到刘知幾，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起来，没有能继续写下去。这一次的讲稿，在北京师范大学排印了，题作《中国史学史教本》。1983年六月，我开始写史学史的第三个稿本，在1984年十二月完成了第一卷，题名《中国史学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个稿本已不知弄到哪里了。第二个稿本虽只印了五百本，但毕竟是印出来了，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并在相当范围内得以流传。现在的第三个稿本，虽在不少地方已与《教本》大不相同，但《教本》仍有可以参考的地方，还有不少章节是第三稿还没有写到的。[31]

对于第一个稿本，我们已无从得知其面貌。第二个稿本是《中国史学史教本》初稿，曾经作为教材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使用过，并在国内广泛流传。它包含两篇十章。第一篇是“先秦、秦汉间的史学”，从“远去的传说”写到“战国、秦汉间的私人著述”，凡四章。第二篇有六章，从“司马迁”写到“刘知幾”。《中国史学史教本》在学术上有两个方面的突出成就。一个成就是，它把刘知幾以前的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梳理出了一个流畅的头绪。另一个成就是，它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远去的传说”同史学的关系，怎样看待“原始的历史观念”、“神意的崇奉”与“人事的重视”对于史学发展的影响，对“战国中叶以后诸子的史论”的概括，等等。《中国史学史教本》有一个特点，即不仅脉络清晰，而且重点十分突出，如对司马迁、刘向、班固、范晔、刘知幾等的史学的评论，都十分精到。本书在当时产生的主要影响，是它重视了史家、史书的思想的研究，如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指出“《三国志》与‘风化’”的关系，袁宏的重视“名教”，以及评论刘知幾的历史思想等。这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史上，确实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撰写三个中国史学史稿本的同时，白先生还发表了许多论文。1999年，在白先生九十华诞之际，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论集》，正是从这些论文中精选出来结集而成的。白先生在这本论集的题记中说：

本书是1946年至1993年陆续写出的，其中包含两类性质的文章。一类是专论性质的，大抵是分别就某一史学家或某一历史著作来立论的，分量比较多，这里只能收入18篇。又一类是通论性质的，大抵是分别就史学史某些方面来立论的，多少总有一些新的看法，也收了18篇。

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尚处在建设阶段，所发表的有关作品多带有起步性质，很期待同志们的指教。

不论是“专论性质的”，还是“通论性质的”，作者都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对史学史学科的建设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下面，我想着重从白先生的史学史思想方面，谈谈他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树立”和“建设”所做的贡献。[32]

——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理论。这里，首先要谈到的，是白寿彝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理论，尤其是关于学科性质的界定。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首次提出撰写中国史学史的问题，并具体讲到了中国史学史应包含史官、史家、史学的成立及发展、最近史学的趋势[33]。从中国史学史专业或学科的创立来看，梁启超位居首功，自无疑义。在他之后，研究和撰写中国史学史的人逐渐多了起来。但是，尽管梁启超提出了“史学的成立及发展”这样的问题，他却没有说明“什么是史学”、“史学研究是什么”这些关键问题。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什么是史学史”、“史学史的根本任务是什么”，自也未能得到明确说明。当然，事物本有一个发展过程，我们不应苛求梁启超。1938年，金毓黻撰《中国史学史》，深受梁启超的影响，从史官、史家讲起，亦未曾涉及什么是“史学”等问题。1944年，周谷城发表《中国史学之进化》（后更名为《中国史学史提纲》）一文，指出：“历史为人类过去之活动，属于生活的范围；史学为研究这种活动的结果，属于知识的范围。”[34]这是中国史学史研究者关于“历史与史学之别”的较早的说明。此前，早在1924年李大钊出版的《史学要论》中，已十分详尽地讨论了“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的问题[35]。但李大钊所论并未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正如周谷城所说：“虽然历史与史学之别，固截然不可混同者；但过去治史者或完全不知有这等区别，或知有这等区别而不十分措意，或十分措意而无适当之词以表示这两个截然不同的范围”[36]。周谷城是在论中国史学的进化时讲这番话的，其着眼点在“史学”，故必须明确史学的对象。这一点很重要。然而此文在表述上没有强调“史学史”，所以也就没有从理论上涉及“史学史”研究的对象。刘节撰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史学史稿》，是继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之后又一部很有成就的著作，但它也没有对“什么是史学”、“什么是史学史”等问题做出明确的阐述。这种情况表明，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虽已有了一定的展开，但从学科建设来说，却仍处在起步阶段。

——关于史学史领域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白寿彝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还突出地反映在他具有丰富的史学史思想。这是他的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特点，也是他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别出心裁和卓尔不群之处。

白寿彝先生的史学史思想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方面表现，本文只根据我目前认识到并以为是一些重要的方面做初步的概括：

第一，对史学遗产的高度重视和精辟分析。这是白先生史学史思想的一个重要出发点。白先生在1961年发表的《谈史学遗产》长篇论文，可以看作是他关于史学遗产的一份“宣言”。文中论到了整理史学遗产“是一种有意义的工作”，并从史学在意识形态和现实社会的关系中的地位、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史学遗产中的重大问题同当前历史的关系三个方面论证了这种意义。文章从史学基本观点、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史学工作的作用、史料学、历史编纂学、史学家和史学著作、史书体裁七个方面的遗产做了精辟的分析。文章还就“精华和糟粕”、“要百家争鸣”等问题发表了见解[43]。这篇论文首次详尽地论证了史学遗产的重要性，反映了作者对于史学遗产同现实社会、历史研究、探讨史学发展之密切关系的认识。我个人认为，先生后来的许多论著，如《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1964年）、《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1964年）、《谈史学遗产答客问》（1981年）、《史学概论》（1983年）等，都是从这篇论文发展而来。4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重读此文，仍然感到它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思想价值。

第二，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所谓科学的认识，不只是讲先出现了什么史家、什么史书，后出现了什么史家、什么史书；也不只是阐述先有什么修史制度，后有什么修史制度。所谓科学的认识，主要是在根据充分事实的基础上揭示出史学发展规律，而其核心是捕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如何创造出来一定的史学、产生出来一定角色的史家。1984年白先生在讲“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时指出：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为此，他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点功夫及早解决的”。他说的第一个问题，“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如“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盛衰，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问题。所谓规律，就是要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提升去发现，去概括。先生举出《史记》、《通典》、《资治通鉴》、《通志》、《明夷待访录》、《日知录》、《文史通义》等著作，说明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他尖锐地指出：“我们对于以上这些著作，在理论上的发掘很不够，对于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缺乏总结，以至我们关于史学史的专书中的表述，显得内容贫枯。”[44]白先生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富于理论色彩和理论深度，皆出于探索规律这一撰述宗旨。人们从这里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一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是认识史学发展的基础；二是对史学名著在理论上进行发掘和总结，是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