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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尽悲愿与严峻现实
梁启超在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卓绝奋斗而屡遭挫折失败之时，写过一首自励其志的诗：
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折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
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156]
大概现代新儒家们以梁启超自喻，故这首诗的末两句素为其称道并引以述志立志，成为其表白心迹的典范语言。唐君毅在论著中，多次慨叹、阐释。1988年年底，我在香港参加“唐君毅思想国际会议”，看到主席台两侧的联语即是此二句。牟宗三也多次加以引用、发挥，并写了《世界有穷愿无穷》一文，畅述其志。唐君毅、牟宗三的弟子们，也都怀有这类悲天悯人的愿望，可以说，心怀无尽悲愿，自认“举国犹狂”，唯己独醒，以振衰起颓舍我其谁自负，以“十年以后当思我”**，这正是现代新儒家的共同心态。牟宗三所做的一系列努力，在这方面起了引领“**”的作用。同样，牟宗三、唐君毅及其弟子们，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开掘，对中西文化关系的探研，也是具有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批判意识的。因此，我们不妨以牟宗三为中心而说开去。
依牟宗三理论，儒家心性之学是一切价值之源，与现代化并不矛盾。五四以来世风堕落，人心乖戾，关键在于道德的理想主义的失落。因此，他循无尽悲愿之理路迈出的决定性一步，或者说他的现实追求，便是所谓“儒学第三期之发扬”[157]。质言之，即儒学的复兴。第三期儒学担负的时代使命，是开出“新外王”，“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158]。第三代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蔡仁厚先生，在1990年2月号《鹅湖》月刊上发表了《当代新儒家该负什么责任》一文，指出：当代新儒家的责任不在“实务层”，而在学术思想的建设，在于“文化心灵的觉醒，文化意识的显豁；文化生命的贞定，文化方向的抉择；文化理想的提揭，人文精神的重建”。可见，现代新儒家欲图复兴儒学的深切悲愿，是想引生科学与民主的未来，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强烈的现实感。
然而，海峡两岸40年来各自发展的社会现实，对现代新儒家们复兴儒学的热情不啻一瓢冰水！大陆以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自然不会给儒学以既往的地位；在台湾，复兴儒学的主张也没有多少市场。它不但为台湾当局所冷落，而且为知识界所批评，顶多不过是大学校园里某些学术沙龙中的清谈而已。
从理论上看，复兴儒学，靠心性之学来融合西方现代科学民主，并不具备外在的可操作的理论架构。而且，在儒学的框架内加进科学民主的方法，正犯了现代新儒学所诟病的文化“加添法”。他们在《文化宣言》中强调，不能把别的文化的价值与理想加入现代中国文化之中。同时，他们也承认，传统儒学并未开出科学与民主。照此推理，岂不陷入两难境地，何以自圆其说？而且，他们一方面承认，仅靠道德说教，是无法使专制君主不专权不专位的；另一方面又鼓吹道德良知可以辗转开出民主科学，这岂非自相矛盾？难怪新儒家在台湾也“长久以来为人所质疑”[159]、所批评。
有趣的是，台湾鼓吹“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学者中，有人提出了“海洋文化的儒学”。力倡此说者是东海大学的蒋年丰先生。他在1990年2月出版的《中国文化月刊》上发表了《海洋文化的儒学如何可能》一文。他认为，台湾“孔孟学会乃是彻彻底底的‘政治化的儒家’”，以牟宗三为首的鹅湖派，“也非是为民请命的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学”。这二者都丧失了杜维明所强调的知识分子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现时代需要的是一种新儒学，即作为第三期儒学发展的“海洋文化儒学”。他指出，海洋文化的儒学是与西方文化激**之后产生的，它包括思辨哲学、价值哲学和社会哲学，而已社会哲学为重点。海洋文化的儒学以“公道”（justice）为第一序列概念，以仁、义、孝为第二序列概念，这“是将古典的伦理思想现代化”。社会体制合乎公道，仁德与礼教自然流畅；家庭之中有公道，则孝道自然保存。“所以海洋文化的儒家事实上可以涵括内陆文化的儒家。”古典的“礼乐之邦”由官吏和圣贤判断是非礼义，重治道，强调吏治；现代的“公道之国”以民意舆论裁定公道与否，重政道，强调民主。由此，就“巧妙地解决了儒学长期以来所面临的困境”。
平心而论，蒋年丰关于“海洋文化的儒学”这一概念的提出，较之现代新儒家第一、第二代反复申论儒家“怵惕恻隐的道德的心”，企图以此解决一切问题的老套路，确有一新耳目之感。而且，事实上，它也具有范畴构建之功。但他将一切价值观念以致民主政治建立于所谓“公道”心之上，其思维构架和理论实质，与牟、唐等人“道德的理想主义”并无二致。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现代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阐释和开掘，对道德理想和人文意识的弘扬和护持，对民族文化的自尊自信自守，对古今的承续和中西的比较融通，对唯科学主义的批评都是独具特色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自有其地位。然而，他们以儒家心性之学等同以至取代中国文化，以道德心包蕴一切，解决一切问题，把复杂的时代问题简单化为思想文化问题，这就未免脱离当时中国的实际，未免迂执保守。他们的努力是理想主义的，但却是不现实的。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1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57页。
[3]参见［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
[4]参见《文化学辞典》，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
[5]《辞海》，242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6]《孟子·滕文公上》。
[7]《春秋繁露·竹林》。
[8]《谭嗣同全集》，42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9]《论语·述而》。
[10]《论语·卫灵公》。
[11]《孟子·滕文公下》。
[12]《董胶西集·士不遇赋》。
[13]《易·系辞下》。
[14]《汉书·司马相如传》。
[15]《苏轼文集·刑赏忠厚之至论》。
[16]《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17]《易·乾卦·象传》。
[18]《孝经·广扬名》。
[19]《论语·泰伯》。
[20]《论语·述而》。
[21]《汉书·董仲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