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20世纪后半叶（第1页）

2。20世纪后半叶

从1949年到2000年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哲学的研究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即1949年到1978年的前三十年和1979年到2000年的后二十年。[399]这两个阶段，中国社会有着十分不同的政治氛围和学术气象，中国哲学的研究也有着颇为不同的研究理路和学术成果。

（1）前三十年（1949—1978年）。

1949年以后，随着中国大陆政治气候的变化，中国哲学研究历经坎坷。受当时全盘“苏化”的制约，中国哲学史研究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特别是受从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的“唯政治思维”的拑制，[400]一切服务于政治，一切等同于政治，一切消融于政治，导致中国哲学的研究也走上了政治化、简单化、庸俗化的道路。这主要表现为把中国哲学史简单地化约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401]的斗争史，并且将其提高到政治斗争的层面分析，认为“唯物主义必然进步，唯心主义必然反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研究和学习中国哲学史”[402]，从而使中国哲学的研究单调沉闷、枯燥无味，甚至出现了不少令人扼腕长叹的悲剧、啼笑皆非的闹剧。例如，说“孔子是反动阶级复辟的工具”[403]，“孔子是反革命两面派”[404]，“中国哲学史就是儒法斗争史”[405]，等等。显然，这个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在总体上违背了学术研究自身的规律，违背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实际，因而出现了令人痛心的情况。但是，由于广大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和抗争，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仍然有相当的成绩。

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一共五卷六册的出版，[406]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前三十年中国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通史，是系统地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清理和总结的著作。作者把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综合进行研究，着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说明，将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研究融合为一，对中国传统思想及其人物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观点。作者发掘了一系列被以往的研究者忽视的思想家，如嵇康、刘知幾、刘禹锡、柳宗元、王安石、王艮、何心隐、方以智等。这些被侯外庐等称为异端的思想家，在20世纪后二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受到重视，成为大学中国哲学教科书阐述的对象，有的还成为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直到现在，《中国思想通史》仍然是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也是相关内容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作者的重要参考书。

这个阶段，影响甚大的中国哲学著作还有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407]。任著按照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分篇叙述，先秦为第一分册，汉到魏晋南北朝为第二分册，隋唐到明为第三分册，清到五四运动前为第四分册。前三册“**”前已经出版，第四册出版于1979年。任著注意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注意社会经济发展、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关系，注意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关系。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教材，任著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直到20世纪90年代，人民出版社仍在继续重印。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研究性教材，任著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出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问题，指出：“对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哲学思想，我们研究得很不够，关于这一方面的叙述只好暂缺。”[408]这个问题，直到近年才得到相当程度的解决——召开了一些关于少数民族哲学的学术会议、出版了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专著，可见任继愈先生等人研究问题的别具匠心。70年代，在这部教材的基础上，改写成为《中国哲学史简编》[409]，印数甚大，对于中国哲学的宣传、普及起了积极作用。

在头三十年这个阶段，几乎可以说是与任著《中国哲学史》的出版相对应，冯友兰先生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冯友兰在新中国成立后是被当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的。他经过自我思想批判，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410]，“新编”第一、第二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64年6月。这两部书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此外，冯友兰还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奠基之作《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411]，并出版了表达自己学术见解的《中国哲学史论文集》[412]《中国哲学史论文二集》[413]。

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曾经红得发紫至今比较敏感的人物，那就是以红色专家著称的杨荣国的研究成果。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虽然成书于新中国成立以前，但正式出版则在195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62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由杨荣国主编，陈玉森、李锦全、吴熙钊编著的《简明中国思想史》。197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杨荣国主编，李锦全、吴熙钊编著的《简明中国哲学史》。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杨荣国5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表现出他独特的学术见解。该书在70年代由于政治情势的推动而大量印行，但内容只字未改。该书对于中国哲学史的传播和研究，其作用主要是正面的。直到80年代的文化讨论热潮，不少研究者还从中吸取知识和智慧。杨荣国60年代初期的《简明中国思想史》曾经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对于宣传、传播中国思想史起了积极的作用。1973年出版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也是受到当时政治情势的推动，印数极大，影响极广。这部著作，就其内容而言，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也无人提出异议。问题在于，1975年出版的该书的“修订本”（《简明中国哲学史（修订本）》），是根据江青一伙的所谓“儒法斗争”观进行“修订”的。这个“修订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受到学术界理所当然的激烈批判。发人深省的是，杨荣国是以“紧跟”鞭策自己，以红色专家著称，以得到毛泽东的信任而自傲；冯友兰则是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面教材”而存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洗心革面，获得“新生”。杨、冯二人无论在政治立场还是学术见解方面，都大相径庭。可是，二者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学术经历，都是被政治利用，在畸形政治的挤压下，违心地发表了不少“学术见解”。杨荣国于1978年在猛烈的政治批判和学术批判中凄凉地死去，而冯友兰则在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全稿之后，于1990年寿终正寝。两人的政治悲剧和学术悲剧，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头三十年中国哲学研究的坎坷。

在头三十年这个阶段，中国哲学研究的资料也得到出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合编了《中国历代哲学文选》，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该套资料分为四个分册：先秦分册（上、下）、两汉隋唐分册（上、下）、宋元明分册、清代近代分册。1973年，适应毛泽东提出的“学一点哲学史”的需要，中华书局将该套资料更名为《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重新印行。

在这个阶段，除了前述成果外，还出版了汤用彤的《魏晋玄学论稿》[414]，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415]，熊十力的《原儒》[416]《体用论》[417]《明心篇》[418]，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419]等重要著作，再版了郭沫若的《青铜时代》[420]《十批判书》[421]，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422]，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下册）[423]等书。

在头三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过程中，还开展了多次激烈的学术讨论。主要的有：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关于《周易》的讨论，关于老子思想的讨论，关于孔子思想的讨论，关于庄子思想的讨论，关于董仲舒思想的讨论，等等。其中，冯友兰、金景芳、蔡尚思关于孔子思想的研究，任继愈关于汉唐佛教哲学的研究，关锋关于以庄子为核心的先秦哲学的研究，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总的看来，新中国成立以后头三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人才的培养，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作为独立学科门类的建设等方面，学者们都作出了巨大的、艰辛的努力。因此，不能说头三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是一片漆黑，不足挂齿。但是，应当如实地承认，头三十年的研究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偏颇和失误。在普遍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去研究中国哲学的过程中，尽管出现了一批有新的观点、方法和内容的有价值的论著，但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和畸形政治的干预，中国哲学的研究一度走入歧途，典型的例子便是50年代后期竟然提出要“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对不同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并进而上升到政治批判，以阶级斗争来诠释中国哲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发展到“**”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更是荒谬绝伦。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党内政治斗争的工具，成为某些人沽名钓誉的工具。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被奉为教条，僵化粗暴，使得中国哲学的研究变质为对哲学家和哲学派别的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简单定性。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愿望成为泡影，中国哲学研究遭受到严重的挫折。

（2）后二十年（1979—2000年）。

20世纪的后二十年，是中国哲学研究万象更新、百花齐放的时期，是整个20世纪取得最为丰硕成就的时期。

第一，哲学史方法论的突破。

进入80年代，随着政治动乱的结束，改革开放的进行，中国哲学的研究出现了新局面。这个新局面出现的前奏，是1979年在山西太原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期间，以“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为主题的激烈讨论，会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424]。其后，报刊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反思文章。以对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定义”的突破为契机，学术界围绕哲学史的定义、对象、范围、目的、哲学遗产的继承、唯心主义的历史评价、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各抒己见，相互辩驳。先是对流行了将近三十年的“两军对战论”（唯物对唯心、辩证法对形而上学，又称“对子论”[425]）进行反省。经过讨论，初步形成共识：中国哲学史并不仅仅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的“两军对战”的历史；“对子论”不能准确概括中国哲学的实际。进而，有学者发表文章，论述“唯心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进步作用”，对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学术流派和“唯心主义”哲学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积极评价。[426]

在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研讨热潮中，一些学者针对流行了三十年的“两军对战论”，提出了“圆圈论”。“圆圈论”者认为，哲学史就是人类认识发展史，人类的哲学认识充满矛盾和曲折，有其发展的阶段性。每一阶段的哲学运动，大体都有一个思想的起点和终点，形成一个首尾相应的逻辑进程。这个逻辑进程，必然经历曲折和反复，肯定和否定，由偏到全，由低到高，“表现为近似于螺旋式的曲线，近似于一串圆圈组成的大圆圈”，因此，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当“努力去探索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中所固有的‘圆圈’”[427]。“圆圈论”的代表作，便是由萧箑父和李锦全主编、已经印行十余万套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在今天看来，人们对“圆圈论”未必全然认同，但“圆圈论”在当时的提出和实践，无疑是对“阶级斗争论”“两军对战论”的匡正，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从理论思维和研究进路的层面考察，可以说，十年浩劫结束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是以方法论的探讨为突破契机的。这场方法论讨论的直接成果，除了前述太原会议及其论文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的出版，以及各大报刊发表的论文外，还有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428]。该书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系统专著。该书对哲学与哲学史、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理论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批判继承法、史料整理方法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此外，还有萧箑父、陈修斋主编的论文集《哲学史方法论研究》[429]，等等。与此同时，学术界有人针对50年代对冯友兰提出的哲学史“抽象继承法”的政治性批判，对“抽象继承法”进行重新评价，给予相当的肯定，甚至有的是很高的评价。进入90年代以后，对于冯友兰“抽象继承法”给予肯定性评价的学者进一步增多。[430]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80年代中期西方学术思潮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以及学术研究领域“方法更新”“思想更新”的呼声日益高涨，中国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尝试使用西方学术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情况。其中，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泽厚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撰写的《秦汉思想简议》[431]，以及年青一代用协同论进行研究的尝试之作《相似理论、协同学与董仲舒的哲学方法》[432]，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总的看来，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西方哲学方法、自然科学方法（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解构论等）、文化人类学方法、考据学方法等不同方法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的情况可以说是并行不悖。

第二，中国哲学范畴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在突破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的“苏联模式”后，学术界对于如何深化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实践上作了探讨。首先是开展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有学者发表文章，倡导开展中国哲学范畴和重要概念的研究[433]。北京大学汤一介发表了《论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的诸问题》[434]，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发表汤一介论文的《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还曾召开有关的座谈会，[435]推动了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范畴研究在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和集中体现，是1983年11月在西安举行的全国性的“中国哲学范畴讨论会”。张岱年、王明、冯契、汤一介、方立天、方克立和一些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以及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等七十余人参加了会议。会后出版了论文集《中国哲学范畴集》[436]，湖南的《求索》杂志以《笔谈中国哲学史范畴研究》为题，发表了张岱年、冯契、汤一介、王明、杜维明等人在大会的发言。[437]后来，张立文出版了两部研究中国哲学范畴的专著：《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天道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人道篇）》[438]，葛荣晋出版了《中国哲学范畴史》[439]，张岱年出版了《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440]，蒙培元出版了《理学范畴系统》[441]，张立文还出版了《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442]，可以说是对范畴研究思路的延伸和深化。总的看来，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开阔了学术界的眼界，拓展了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成果，并在客观上巩固了对“苏联模式”的突破。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哲学范畴研究路子的开启，实质上是对自50年代以来学术与政治混为一谈、以政治代替学术的唯政治思维的清理，是中国哲学研究工作者主体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是对既往的学术研究思路和观点的拨乱反正。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化，是方法论讨论的逻辑性成果。但是，范畴研究的一个明显弱点，是有的研究者将范畴看做孤立的、可以离开历史发展的僵固的概念，从而窒息了范畴的生机。而且，不少论者都是“论谁爱谁”，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在论者那里都成了尽善尽美的。这个弱点，张岱年先生在1983年于西安举行的中国哲学范畴讨论会上，已经当场指出。

第三，哲学史研究的“纯化”和“泛化”。

伴随中国哲学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探讨，关于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的辨析，具体而言，哲学史研究的“纯化”和“泛化”的讨论，成为题中应有之义。1983年11月，在西安举行了首届全国中国思想史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便是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配合这次讨论，《哲学研究》1983年第10期发表了一组文章。汤一介、张岂之、周继旨阐发了自己的见解。会议闭幕式上，李锦全作了《试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联系和区别》的专题报告，《哲学研究》（北京）1984年第4期全文发表。文章的要点是：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和重点，是思想流变发展规律的历史进程；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和重点，则是理论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会议大致形成了一个认识：哲学史、思想史、文化史，是三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和领域，就范围而言，文化史最大，思想史次之，哲学史最小。这次会议的讨论，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纯化”，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后，涌现了一批关于中国哲学理论思维特点、中国哲学发展路径、中国哲学的哲理化进程、中国哲学的体系等内容的论著，丰富了中国哲学研究的百花园，进一步突破了哲学史研究的“苏联模式”，进一步在学理上清理了极“左”思潮对中国哲学研究的危害。其中，任继愈主编的多卷本《中国哲学发展史》和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进程》，便是哲学史研究“纯化”的表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哲学史研究“泛化”的例子。[443]

继中国哲学范畴研究之后，“思潮研究”成为新的路子。这个研究路子的领头人和率先实践者，是北京大学教授汤一介，其代表作是他的《郭象与魏晋玄学》[444]。这本著作，紧扣哲学家与社会思潮、学术思潮的关系，对哲学家与学术思潮的互动，作了精到的阐释。其后，有杨国荣的《王学通论》[445]，萧萐父，许苏民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446]，从不同的角度和历史时期，对学术思潮、社会思潮与哲学思想发展的内在关系，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哲学史研究“泛化”的表现。第四，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有趣的是，就在中国哲学史界进行自我反思，一些人刻意营造“哲学味道”的时候，遍及神州的“文化讨论”热潮的兴起，使范畴研究、逻辑结构研究、体系研究之类的“纯化”活动受到冲击。中国哲学研究的力量及其关注重点，基本上转移到了文化研究方面。北京大学汤一介教授等人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开办了多期面向全国的讲习班，出版了多套大型学术丛书，并整理出版了诸如《梁漱溟全集》之类的具有历史承传性的学术著作。中国文化书院不仅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镇，而且也是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培养基地，沟通中外文化及其哲学的桥梁之一。

20世纪80年代中期骤然兴起并迅速蓬勃发展的文化讨论，给中国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以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反思为核心，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人格、审美情趣、国民品性、伦理观念，特别是中西文化的优劣长短的探讨，成为各界人士关注的重心。尽管在文化讨论的中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特别是后期（90年代前期），有人探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层面的问题，甚至商业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体育文化、政治文化、法律文化、神秘文化、性文化等层出不穷，但人们关心的焦点，始终是思想文化亦即不少学者所说的“深层结构的文化”。而且，人们公认，哲学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问题是文化的根本问题。这样，中国哲学研究者自然在文化讨论中引领**。张岱年、任继愈、蔡尚思、庞朴、汤一介、李泽厚、王元化、萧箑父、李锦全、丁伟志、丁守和、冯天瑜、张立文、方克立等，以及甘阳、刘晓波、《河殇》的作者，无论他们的观点相近还是相悖，但关注的是思想文化，是中国哲学的精神实质和未来走向，则是殊途同归的。由于中国现代化涉及的问题极为宽泛，因而文化讨论中的中国哲学研究，不仅没有“纯化”，反而大大“泛化”了。这种“泛化”，不仅没有使中国哲学的研究偏离正常的轨道，相反，正是这种“泛化”，给中国哲学的研究拓展了新的领域，开辟了新的方向，从而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这场讨论，论者比较集中地探讨了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其代表性观点有“彻底重建”“全盘西化”“西体中用”“复兴儒学”“中魂西体”“综合创新”等。[447]这些不同观点之间的争鸣，对于深化文化研究，对于正本清原，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对于拓展中国哲学研究的领域，逐步形成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对于铸造适应世界潮流而又保持民族优良传统的现代新型哲学，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弘扬民族文化”呼声的日益高涨，中国哲学的研究主流仍然在文化研究方面。其间，“国学”研究是重要内容之一。重视国学，研究国学，科学地评判与创造性地转化国学，是以文、史、哲等学科中以古典部分为重心的部分学者的愿望。这个愿望的现实表现之一，是对国学的分门别类的梳理、阐释，其荦荦大者便是由张岱年主编的《国学丛书》[448]。该套丛书已经出版的有《国学今论》《汉字说略》《先秦儒学》《谶纬论略》《魏晋玄谈》《宋明理学》《天学真原》《岐黄医道》《道经总论》《明清启蒙学术流变》等。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真正的专家。丛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和社会人士的欢迎，并获得了荣誉甚高的“中国图书奖”。与这套丛书相辅相成的，是汤一介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449]。已经出版的有《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知识与文化——张东荪文化论著辑要》。如果说，张岱年主编的《国学丛书》以其研究的深入和见解的独到为特长的话，那么，汤一介主编的这套丛书，则以其资料的翔实和典型为特色。此外，还有冯天瑜等人撰著的《中华文化史》[450]，以及其他种种相关的丛书、专题研究论著、断代文化史、论文集等。国学研究涉及的内容甚为广泛，但关注的焦点却仍然是如何把握、阐释、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如何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结合点，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尽力。因此，无论研究者从事的学科属于哪个领域，最终还是落脚于“思想文化”这个根本性的层面。应该说，90年代以来的国学研究，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推进，具有重要的资料积累和思想创新的价值。至于国学研究中有人假学术旗帜以谋政治之私，则是个别现象，不为真正的学人所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