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礼治成熟阶段 东汉章帝时期（第1页）

3。礼治成熟阶段：东汉章帝时期

汉代礼治的成熟阶段，是东汉时期，尤以东汉章帝时期白虎观会议的举行，及其《白虎通义》的出现为标志。章帝少年时期就“好儒术”，登基以后，继承并光大了宣帝时期的礼治思想，以儒家思想治国，重视礼治建设。建初四年（公元79年），章帝在诏书中说：“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其后学者精进，虽曰承师，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颜氏、严氏《春秋》，大、小戴《礼记》博士。此皆所以扶进微学，尊广道艺也。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繁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欲使诸儒共正经义，颇令学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又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于戏，其勉之哉！”[171]这段话，反映了章帝自觉地继承了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路线，及其以礼治国的方略，并且巧妙地引出了进一步解决思想统一的问题。既要扶进微学、尊广道艺，又要反对和防止《五经》章句繁多、歧义纷出的弊端，故要求诸儒“正经义”，使得学者有所遵守。在这种思路下，章帝顺理成章地召开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名的白虎观会议。史载：（章帝）“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172]白虎观会议讨论的问题，表面上是讲论《五经》同异，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所谓“正经义”，即是端正关于儒学经典的意义的认识，统一观点。“正经义”是为制定《汉礼》做准备，同时其本身也是制礼的一个重要步骤。

值得注意的是，汉章帝在正经义、制汉礼的过程中，采用的是召开御前会议的方式，由各方面人物讨论《五经》经义的异同，最终由“帝亲称制临决”，即由章帝本人裁决学术思想文化的是非高下。这种仿照其先辈汉宣帝主持石渠阁会议并由宣帝“亲称制临决”的做法，无论其方式和思想实质，都如出一辙！不难看出，从武帝举贤良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宣帝石渠阁会议“上亲称制临决”，再到章帝白虎观会议“帝亲称制临决”，显示了汉代最高统治者对于建构新型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对于礼治模式建构的高度重视。同时，也反映出汉代最高统治者运用行政力量干预学术思想文化，利用儒家思想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特征。政治利用学术，学术被政治利用；政治家对儒学实行为我所用的方针、思想家自觉不自觉地参与现实政治的运作，以求实现自己的治世理想，是汉代学术思想文化的显著特点。当然，这也是秦汉以降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

白虎观会议的最终成果是《白虎议奏》和《白虎通义》。《白虎议奏》已经失传，《白虎通义》由班固整理编辑，流传至今。《白虎通义》以阴阳五行理论为基础，对董仲舒以后的今文经学，以及哀平以降的谶纬神学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理论作了总结和发挥，并重点论述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和自然秩序的合理性和神圣性。该书虽仅以43条名词的汇集解释来说明问题，但其内容却十分繁杂，本质上是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具体阐释和明确规定。它援谶入经，使谶纬和今古文经学融为一体，确立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重心的“三纲六纪”的封建道德观，封建伦理纲常从此实现了系统化、绝对化和神圣化。《白虎通义》的这些观点和论说，是对宣帝石渠阁会议关于礼问题的讨论的深化。石渠阁会议讨论的礼的主要问题有丧服、谥法、祭祀、宗庙、继嗣、乡射、大射等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礼。研究礼学的专家认为，这场讨论“为汉代礼制的完备，进一步奠定了基础”[173]。其实，阴阳五行理论、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等，早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天人三策》那里，就已提出，只不过《白虎通义》进一步把它系统化、礼仪化了。特别重要的是，《白虎通义》更为明确地从礼治建设的层面，从纲常名教入手，拓展并深化了董仲舒的相关思想。这种拓展和深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借助政治力量使纬书法典化、礼典化[174]，经纬合一，经学神学化、神学经学化，儒学的宗教特点和功能明确彰显出来。

正经义、制汉礼，统一思想，是否就是铁板一块？当然不是！即使在章帝那里，也要表现出形式上的对于不同学术见解的某种程度的尊重。白虎观会议4年之后，建初八年（公元83年），章帝下诏曰：“《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175]用《后汉书·儒林传》的说法，就是“网罗遗逸，博存众家”。

白虎观会议数年之后，章帝命礼臣曹褒制定《汉礼》。曹褒的父亲曹充，在光武帝建武年间为博士，曾随从光武帝巡狩岱宗，定封禅礼。早在明帝即位时，曹充就上疏：“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大汉〔当〕自制礼，以示百世。”可见，制定汉礼是曹氏父子思考的重心，也是父子相袭的事业。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曹充为朝廷制定汉礼的理想没有能够实现。这个理想最终由其子曹褒在章帝时代得以实现。

章帝一直以“述尧理世，平制礼乐，放唐之文”[176]为追求，而曹褒为了逢迎章帝而上疏曰：“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作礼乐，以著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百姓获福于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之符，甚于言语。宜定文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圣德之美。”[177]曹褒这个奏疏，十分符合章帝的心意。但是，太常巢堪等人认为制定汉礼是“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许”[178]。而章帝则坚持“朝廷礼宪，宜时刊立”，于是，元和三年（公元86年）下诏曰：“汉遭秦余，礼坏乐崩，且因循故事，未可观省，有知其说者，各尽所能。”[179]曹褒深刻领会到了章帝的用意，于是本着“人臣依义显君，竭忠彰主”的立场，“当仁不让”地上疏章帝：“具陈礼乐之本，制改之意。”[180]名儒班固提出，改定礼制应当广泛召集京师诸儒“共议得失”，遭到章帝拒绝。章帝认为，那样一来，会出现“会礼之家，名为聚讼，互生疑异，笔不得下”的局面。因此，他于章和元年（公元87年）召曹褒一人制定《汉礼》：“令小黄门持班固所上叔孙通《汉仪》十二篇，敕褒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经。今宜依礼条正，使可施行。’”曹褒接受诏令后，“乃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度，以为百五十篇”[181]。当年十二月，曹褒将其制作的《汉礼》奏上，“帝以众论难一，故但纳之，不复令有司平奏”。章帝去世、和帝即位后，太尉张酺、尚书张敏等“奏褒擅制《汉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182]。和帝虽然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但终究没有推行《汉礼》。《后汉书·曹褒传》说曹褒“博物识古，为儒者宗”。这个评价可谓极高。须知，西汉董仲舒才被史家推尊“为儒者宗”[183]。当然，即使曹褒还够不上董仲舒那样的“为儒者宗”的贡献和地位，但毫无疑问，曹褒之所以被史家给予如此高的评价，根本原因在于他为汉王朝定礼制。道理很简单，汉初叔孙通制礼，固然是采用经礼，但同时也“参酌秦法”，虽然有助于解决当时社会的某些弊端，“然先王之容典盖多阙”，以致贾谊、董仲舒、王吉、刘向之辈“愤愤叹息所不能已也”！汉章帝“专命礼臣，撰定国宪，洋洋乎盛德之事焉”。曹褒撰定的《汉礼》，就是章帝所需要的“国宪”！就是贾谊、董仲舒们想做而当时没能做成的“大业”！遗憾的是，章帝晏驾，和帝即位后在重臣的反对下，《汉礼》没能施行，“斯道竟复坠矣”[184]！虽然曹褒制定的《汉礼》没能在当时实行，但制定《汉礼》的思想趣味及其所倡导的以礼仪化为特征的礼治模式，在后来的社会政治实践中被统治者逐步实现。

总的说来，章帝一心一意制作汉礼，为了统一思想而“正经义”，召开白虎观会议，甚至“称制临决”，最终形成了《白虎通义》，并进一步制定了《汉礼》，从而基本完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价值体系的建构，表明汉代礼治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阶段。《后汉书·章帝纪》末尾的“赞”语说章帝“左右艺文，斟酌礼律”，其治道是“体之以忠恕，文之以礼乐”，正是对其礼治成就和特征的中肯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