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石学的创立（第1页）

三、金石学的创立

金石学的创立，开阔了人们对于历史文献认识、研究的视野，丰富了历史文献学的内容，在史书撰述和史事考订上都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史家之留意于金石铭文者甚早，而对其做比较系统的搜集、整理、研究而用于证史、考史，则创立于宋代。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已采用碑文对所疑史事进行考辨。郑樵《通志》中的《二十略》有《金石略》专篇，强调“唯有金石所以垂不朽”而在文献上具有特殊价值，认为：“三代而上，唯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惟用石刻。散佚无纪，可为太息，故作《金石略》。”[87]其所著录，则为上古文字、钱谱、三代款识、秦至唐历代刻石。这对于金石学的创立在理论、分类和著录几个方面，都是有开创性价值的。

宋代创立金石学的标志，还有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这两部专书。

《集古录》10卷，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的金石学专书。欧阳修自序说，他对于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峄、会稽之刻石，以及汉魏以来桓碑、彝器铭、诗序记等皆视为“至宝”、“可喜”之物，“故上自周穆王已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他的收藏广而且多，以拓本“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又考虑到“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谬阙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这是他撰《集古录》的由来和目的。

所谓“撮其大要，别为录目”，记其可以订补史传之谬阙者，是他对收藏中最重要的部分所做的编次和跋尾。全书10卷中，卷一为周、秦、前汉、后汉，卷二、卷三后汉，卷四魏晋南北朝，卷五隋、唐，卷六至卷九唐，卷十唐、五代。其中唐最多，东汉次之，周与五代最少。全书共有跋尾400余首，每首之末皆注明撰写时的年月日，多撰于嘉祐至熙宁年间。卷三《后汉太尉陈球碑》跋尾记：“予所集录古文，与史传多异，唯此碑所载与列传同也。”由此可以看到此书在正谬补阙上的价值。如卷四《魏贾逵碑》跋尾指出《三国志·魏书·贾逵传》所记贾逵为郭援所杀事，与碑碣称述不合，故“颇疑陈寿作传好奇而所得非实也”，同时指出裴注言贾逵享年亦与碑文相异。跋尾之文不独指出有史传所记的谬阙，有时也反映出作者的历史见解。卷二《后汉太尉刘宽碑阴题名》跋尾指出：“唐世谱牒尤备，士大夫务以世家相高。至其弊也，或陷轻薄，婚姻附托，邀求货赂，君子患之。然而士子修饬，喜自树立，竞竞唯恐坠其世业，亦以有谱牒而能知其世也。今之谱学亡矣，虽名臣、巨族未尝有家谱者。”这一见解同郑樵《通志·氏族略》序相同，对于说明唐代社会的门阀性质是很重要的，而欧阳修之说更早于郑樵之说。

欧阳修自谓“性颛而嗜古”，但他在金石学思想上却显示出朴素的辩证见解，这是难能可贵的。《集古录》卷九《唐人书杨公史传记》跋尾全文如下：“右杨公史传记，文字讹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为公不朽计也。碑无年月，不知何时。然其字画之法，乃唐人所书尔。今才几时，而磨灭若此！然则金石果能传不朽邪？杨公之所以不朽者，果待金石之传邪？凡物，有形必有终弊。自古圣贤之传也，非皆托于物，固能无穷也。乃知为善之坚，坚于金石也。”这是嘉祐八年（1063）十一月二十日所书。他嘲笑了一种想托于金石而传诸不朽的做法，认为古之圣贤所以能传不朽并非只是托于金石之物，他们的高尚精神是“坚于金石”的。这不仅反映了他对金石铭文之作为历史文献的辩证认识，也反映了他对历史上杰出人物的评价原则，以及他们之所以受到后人追念的原因。《集古录》在金石学理论和历史理论方面，是包含着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的。

《金石录》的作者赵明诚（1081—1129），字德父，北宋密州诸城（今属山东）人。就卒年来说，他晚于欧阳修43年，而早于郑樵47年。由此，也可看出宋代金石学的发展情况和继承关系。赵明诚历任知莱州、淄州、建康、湖州，卒于病，年仅48岁。所著《金石录》30卷，前10卷为其搜求所藏2000件金石铭刻的目录；后20卷为其所撰部分金石铭刻跋尾，凡502首，仅占全部收藏的四分之一。

赵明诚在《金石录》序中说：“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后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以为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无岁月先后之次，思欲广而成书，以传学者。”这说明了他对金石刻词的兴趣，也说明了《金石录》和《集古录》在学术上的渊源。他用了20年的工夫“访求藏蓄”，做了撰述上的准备。其序又说：“余之致力于斯可谓勤且久矣，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也。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于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诸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则又考其异同，参以他书，为《金石录》三十卷。”[88]这一段话，是从理论上阐述了金石刻词在历史文献上的价值及其在考史中的作用。以其跟欧阳修《集古录》序文比较，则前者具有更加明确的史学理论的性质。这是宋代金石学向前发展的标志。

《金石录》的内容，上起夏商周，下至五代。书后有赵明诚夫人李清照于绍兴二年（1132）所撰写的跋文，文辞婉转，寓意深沉，对读者了解此书及其作者，大有裨益。其所撰跋尾之文，体例多仿《集古录》而作，文中亦颇多引用其论断，而又往往提出与之不同的见解，或对前说予以补充。卷二十三《唐温彦博辞》跋尾引《集古录》跋《颜勤礼碑》后云：“按《唐书》：温大雅字彦弘，弟彦博字大临，弟大有字彦将。兄弟义当一体，而名大者字彦，名彦者字大，不应如此。盖唐世诸贤，名字可疑者多。”赵明诚乃引《颜氏家训》说，江南讳名不讳字，而河北士人“名亦呼为字”，“当时风俗相尚如此”[89]。卷二十八《唐杜济墓志》跋尾说：“但云颜真卿撰而不云书”，欧阳修信其撰而于书者存疑，“余观此志字划奇伟，决非他人可到。欧阳公信小字《麻姑仙坛记》以为真迹，而尚疑此志，何哉？”[90]凡此，都可以说明《集古录》对《金石录》的影响，也可以说明《金石录》对《集古录》的发展。至于《金石录》之订正、补充史传之谬阙者，也超过了《集古录》，难以一一胪列。

从《集古录》、《金石录》到郑樵《通志·金石略》，金石刻词之学已成为历史文献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金石学的创立已初具规模。它在理论上提出的问题，已不限于是正讹谬的考史、补史的方面，还涉及历史撰述中的采撰方面，这是对刘知幾采撰思想的一个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