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君主论的发展（第2页）

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谓非常之人？

先生曰：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瀍涧，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自非命代之才，岂能至此！[199]

这是从民族关系上，特别是从“声教”（这大概是今天人们所说的许多个“文化”概念中的一个）方面高度评价了魏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并把魏孝文帝称为“非常之人”、“命代之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够对民族关系有这样的见解，能够对所谓“异族”统治者做这么高的评价，确是一种卓识。

第三，着意于成败得失的总结。《帝王略论》从多方面评论历代君主的贤愚、明昏，根本的一条，是着意于对历代政治统治成败、得失的分析和总结。虞世南论秦始皇和秦朝的历史，既注重于政策的当否，又涉及有关人的才能的高下，包揽的面是很宽的：

公子曰：秦始皇起秦陇之地，蚕食列国，遂灭二周而迁九鼎，并吞天下，平一宇内，其规摹功业亦已大矣。何为一身几殒，至子而亡乎？

先生曰：彼始皇者，弃仁义而用威力，此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贻训子孙，贪暴而已。胡亥才不如秦政，赵高智不及李斯，以暗主而御奸臣，遵始皇贪暴之迹，三载而亡，已为晚矣！[200]

这里着重批评了秦始皇一味任用“威力”的政策，殊不知在“守成”时亦需要以仁义相辅；而这种政策作为贻训，又影响到秦二世的统治。联想到贞观初年，唐太宗君臣讨论“教化”问题，魏徵力主教化，而封德彝则提出“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的先例，以致引起一场争论[201]；以及唐太宗君臣探讨“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引起热烈的争论[202]，可以看出虞世南的上述评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他评论的是历史，但却包含着对于未来的某种预见。

在总结历代皇朝成败得失的时候，虞世南还能够指出那些获得巨大成功的君主的失误处，绝不因其功业之大而讳言其短。他论汉高祖刘邦是这样说的：

公子曰：汉高拨乱反正，为一代英主，可谓尽善者乎？

先生曰：汉祖起自卑微，提三尺剑以取天下，实有英雄之度量焉！故班氏《王命论》云……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礼爱，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趋时如响赴，此其所以得天下也。然知吕后之耶（邪）辟而不能正，爱赵王如意而不能全，身没之后，几亡社稷。若无刘章、周勃，吕氏几代汉矣。此之为过，甚于日月之食，岂尽善之谓乎！[203]

作者充分肯定了刘邦在政治上的谋略和成功，但也批评了他在对待吕后的“邪辟”上的迁就和无力，以致弄到“几亡社稷”的地步，这是重大的过失，怎么能说他是尽善尽美的人呢！可见在作者看来，所谓明者可为规范、昏者可为鉴戒，二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这里面包含着作者在评论历代帝王时的朴素辩证观点。

第四，重人事而斥天命。中国古代史学家在论述历史事件或评价历史人物时，常常摆脱不了“天命”的束缚，这种束缚的程度，自然因人而异。不过，也确有少数史学家是不大相信“天命”的，甚至对“天命”进行指斥。从总的倾向来看，《帝王略论》属于后一种情形。它关于宋文帝的评价，是涉及对于“天命”的态度的：

公子曰：宋文宽明之君，享国长久，弑逆之祸，为何所由？善而无报，岂非命也？

先生曰：夫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有爱育之功，义有断割之用，宽猛相济，然后为善。文帝沉吟于废立之际，沦溺于嬖宠之间，当断不断，自贻其祸，孽由己作，岂命也哉！[204]

这一段话表明，宋文帝的“弑逆之祸”，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恰恰相反，这正是他自己的种种失误所酿造出来的。“沉吟于废立之际，沦溺于嬖宠之间”，这在历代封建君主中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也是许多次政治动乱甚至是引起朝代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此论，对宋文帝来说固然不错，对后世的封建君主也有警戒的意义。

在讲到南朝宋齐二代“废主”之多的问题时，作者把自己关于天命同人事的看法说得更明确了：

公子曰：宋、齐二代，废主有五，并骄**狂暴，前后非一，或身被杀戮，或倾坠宗社，岂厥性顽凶，自贻非命，将天之所弃，用亡大业者哉？

先生曰：夫木之性直，匠者揉以为轮；金之性刚，工人理以成器。岂天性哉，盖人事也。唯上智与下愚，特禀异气，中庸之才，皆由训习。自宋、齐已来，东宫师傅，备员而已，贵贱礼乐，规献无由；且多以位升，罕由德进。[205]

这里，不仅强调了“人事”的作用，而且把人事也讲得很具体，很切实，即教育的作用。《帝王略论》着重于论，但它在这里，也从史实上概括了宋、齐二代“废主”之多的原因。这对最高的封建统治集团来说，无疑也是一条重要的历史教训。当然，作者对待“天命”，也不是彻底否定的；有时，他还相信“冥数”的存在[206]，这是他的局限所在。

唐太宗所撰《帝范》12篇，是专给太子阅读的政治读本，它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见解，涉及历代君主治国安邦的得失，因而也是一本根据历史事实写成的君主论。它的篇目是：《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唐太宗在序文中写道：

自轩昊已降，迄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207]

唐太宗为一代明君，他晚年所写的这部君主论，自然也包含了他本人的经验教训，从而使这部书具有不同于一般君主论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