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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主论的发展

君主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历代君主对后世的影响，是史学家历来都很重视的问题。虞世南所撰的《帝王略论》以问答体的通俗形式，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君主的认识。

《帝王略论》是一部记帝王之事略、论帝王之贤愚的著作，其价值不在于“略”而在于“论”。它在评论历代君主方面或自此而涉及对其他历史问题的评论方面，不论在见解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理论上的意义。

第一，提出关于“人君之量”的见解。如《通历》记东晋末年桓玄所建“伪楚”及其败亡的史实后，引《帝王略论》说：

公子曰：桓玄聪敏有夙智，英才远略，亦一代之异人，而遂至灭亡，运祚不终，何也？

先生曰：夫人君之量，必器度宏远，虚己应物，覆载同于天地，信誓合于寒暄，然后万姓乐推而不厌也。彼桓玄者，盖有浮狡之小智，而无含宏之大德，值晋室衰乱，威不迨下，故能肆其爪牙，一时篡夺，安国治人无闻焉尔；以侥幸之才，逢神武之运，至于夷灭，固其宜也。[194]

这里说的“人君之量”，不只是君主的个人品德问题，它还包含着君主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以及以这样的远见卓识为指导而制定的种种措施和这些措施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只有具备这种器度的君主，才能使“万姓推而不厌也”。虞世南认为，像桓玄这样的“浮狡小智”、“侥幸之才”，是不能成就大事业的，而遭到毁灭则是理所当然的。

“人君之量”是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在虞世南看来，不独桓玄这样的人与此无涉，历史上有一些看来还说得过去的君主也不曾达到这样的标准。如他论北周武帝宇文邕，是这样说的：

公子曰：夫以周武之雄才武艺，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尽其兵算，必能平一宇内，为一代之明主乎？

先生曰：周武骁勇果毅，有出人之才略。观其卑躬厉士，法令严明，虽句践、穰苴亦无以过也。但攻取之规有称于海内，而仁惠之德无闻于天下，此猛将之奇才，非人君之度量。[195]

“人君之度量”不同于种种“奇才”的地方，在于前者应建立在很高的道德素养和政治素养之上，因而能产生影响于社会的“仁惠之德”。在封建社会里，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虞世南提出“人君之度量”的看法，尽管带着很重的理想主义色彩，但他在主观上是希望人君能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一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同“人君之度量”的见解相关联，虞世南还评论了“人君之才”与“人君之德”。《帝王略论》在评论汉元帝的时候，讲到了关于“人君之才”的问题：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于鼓瑟吹箫、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196]

人的才华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不同身份的人来说，亦要求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才华。作为一个君主，其才能应反映在“经天纬地”、“禁暴戢兵”方面，否则将与身份不相吻合。这是提出了怎样看待“人君之才”的标准。在讲到“人君之德”时，虞世南极力称赞刘备，说：“刘公待刘璋以宾礼，委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于斯为美。”[197]他把尚礼和诚信看作是“人君之德”的两个重要方面，这无疑是从儒家传统观念着眼的，但这两条对于当时的李世民和后来的贞观之治，特别对于维系唐太宗统治集团的稳定，或许不无关系。

第二，分别肯定一些君主的历史作用。虞世南对历史上一些君主的评价，往往反映出他的卓越史识。他对魏孝文帝和宋高祖的评价，就是很典型的例证。下面是关于宋高祖刘裕之评价问题的问答：

公子曰：宋高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方于前代，孰可比伦？

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时以为有良史之才，比宋祖于魏武、晋宣。观彼二君，恐非其类。

公子曰：魏武一代英伟，晋宣频立大功，得比二人，以为多矣。季孟之间，何为非类？

先生曰：魏武，曹腾之孙，累叶荣显，濯缨汉室三十余年，及董卓之乱，乃与山东俱起，诛灭元凶，曾非己力。晋宣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握天下之图，居既安之势，奉明诏而诛逆节，建瓴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挺剑，首创大业，旬月之间，重安晋鼎：居半州之地，驱一郡之卒，斩谯纵于庸蜀，擒姚泓于崤函，克慕容超于青州，枭卢循于岭外，戎旗所指，无往不捷。观其豁达宏远，则汉高之风；制胜胸襟，则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也。[198]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风气很盛的政治氛围中，虞世南这样赞扬“匹夫”出身的宋高祖，不仅要有见识，而且也要有勇气。值得注意的是，在虞世南的时代看历史，西汉开国之君刘邦和东汉中兴之主刘秀，恐怕是最受人尊崇的两位君主了；他把刘裕跟他们相比拟，可以看出他对东晋灭亡的毫不惋惜和对刘宋建立的充分肯定。他似乎认识到，晋宋更迭是不可遏止的趋势；而他对魏孝文帝的评价是从另一方面予以强调的：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