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金代末年的史学成就（第1页）

六、金代末年的史学成就

史学同历史进程的关系，在金代末年的史学成就中更有其突出的反映。当时人的心理是“国亡史作，己所当任”[159]。表现出对于皇朝的忠和对于史学的诚。而从史学发展来看，这正是皇朝兴亡之际的历史记录。

大安二年（1210），卫绍王完颜永济诏儒臣编《续资治通鉴》，后杨云翼撰《续通鉴》若干卷（《金史·杨云翼传》）；兴定五年（1221），赵秉文编《贞观政要申鉴》一通奏上；正大间，杨、赵二人同作《龟鉴万年录》，共集自古治术为《君臣政要》一编，先后奏进（《金史·赵秉文传》）；正大五年（1228），王若虚修《宣宗实录》告成；哀宗天兴元年（1232），元好问著《壬辰杂编》，次年，辑成《中州集》；金亡后第二年（1235），刘祁撰成《归潜志》一书；等等。这大致可以看作是金代末年史学活动的几个重要方面。其中，元好问对王若虚的学术地位极为推崇，他说：“自从之（王若虚，字从之）没，经学、史学、文章、人物，公论遂绝。不知承平百年之后，当复有斯人也不！”[160]然而，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元好问和刘祁，当是更能反映金代末年私人历史撰述成就的代表。

元好问在史学上的贡献，《金史·文艺下·元好问传》做了这样的概括：“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作，己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于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乃构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遗言往行，采摭所闻，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今所传者有《中州集》及《壬辰杂编》若干卷。……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161]他的成就，集中在金史撰述方面。一是《壬辰杂编》，记金末丧乱事，为亲身闻见，堪称实录。此书元时尚存，后佚亡。二是《中州集》（亦名《中州鼓吹翰苑英华》、《翰苑英华中州集》）10卷，这是一部附有作者小传的金代诗歌总集。三是上百万言的“野史”，至元修《金史》时，已历80余年，皆散佚。元修《金史》，参考了《壬辰杂编》和《中州集》，且“多本其所著”，故元好问对金史撰述的贡献，还多少借此保存下来。我们今天还能见到的，除了他的诗文集《遗山先生文集》，主要就是《中州集》了。

《中州集》汇集249人诗词2259首，对每个作者都撰有小传，述其主要事迹，间或评论其诗。这是一部诗作、诗论、史传结合的著作，意在借诗以存史。作者以中州人为主，故名。元好问在自序中写道：“百余年以来，诗人为多，苦心之士，积日力之久，故其诗往往可传。兵火散亡，计所存者才什一耳。不总萃之，则将遂湮灭而无闻，为可惜也。”对照上文所引他《自题〈中州集〉后五首》中的诗句，其借诗存史的深意是很显然的。尤其是元好问为200多个诗作者所写的小传，可以看作是一部传记体的金史撰述。这些人物小传，其传主有北宋末年入金者，有亡于金末丧乱者，贯穿有金一代。其中不少小传为元修《金史》所采用，有的甚至原文照录，有的则略作删削移用。如《中州集》卷一《马御史定国》记：马定国为唐初马周后裔，年轻时志趣不凡，北宋徽宗宣和末年，他“题诗酒家壁，有‘苏董不作文章伯，童蔡翻为社稷臣’之句，用是得罪，亦用是得名”。《金史·文艺上·马定国传》完全移用《马御史定国》小传，唯将上面这句改为：“题诗酒家壁，坐讥讪得罪，亦因以知名。”马定国所题诗句被删去了，这就大为逊色。又《中州集》同卷有《蔡太常珪》小传，记蔡珪“求未见书读之，其辨博天下第一。……正隆三年，铜禁行，官得三代以来鼎钟彝器无虑千数。礼部官以正甫（蔡珪，字正甫）博物，且识古奇文字，辟为编类官”。《金史·文艺上·蔡珪传》则谓：“珪号为辨博，凡朝廷制度损益，珪为编类评定检讨删定官。”这样一改，显然与史实相悖，而蔡珪的“辨博”也就不知其所由来了。这说明，《中州集》不独为元修《金史》所参据，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一部重要的、反映金代历史的传记体史书；又因其以史传与诗作结合，故又比一般的传记体史书更能反映所记人物的思想、情趣。

《中州集》包含着丰富的诗论、文论、史论，而三者往往相关联，但也不乏以史论突出的篇章。其论赵秉文说：“论者谓公至诚乐易，与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将三十年，未尝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养如寒士，不知富贵为何物。”[162]其论金代文士说：“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蔡丞相、吴深州之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蔡珪）为正传之宗，党竹溪（党怀英）次之，礼部闲闲公（赵秉文）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无异议云。”[163]这些议论，对于认识金代的人物、学术，都是有启发的。它们也反映出元好问在史论方面的特点。《中州集》的人物小传，还包含有一些重要的掌故。如卷十《李讲议汾》小传记史馆工作情况说：“旧例史院有监修，宰相为之，同修翰长至直学士兼之编修官专纂述之事。若从事，则职名为之书写，特抄书小吏耳。凡编修官得日录分受之，纂述既定，以稿授从事；从事录洁本呈翰长。平居无事，则翰长及从事或列坐饮酒、赋诗；一预史事，则有官长、掾属之别。”这段记载生动地写出了金代史馆修史程序和日常面貌。

《中州集》所汇集的诗作，有不少是反映了金代社会生活的。如“溪南诗老辛愿”有《乱后》一首，云：“兵去人归日，花开雪霁天。川原荒宿草，墟落动新烟。困鼠鸣虚壁，饥乌啄废田，似闻人语乱，县吏已催钱。”[164]像这样一类的诗，在文学上和史学上都是值得重视的。

元好问的《壬辰杂编》一书已佚，而元修《金史》时史臣亦曾有所参据，并把它跟刘祁的《归潜志》大致做同等看待。《金史·完颜奴申传》记天兴元年、二年（1232—1233）汴京受围事及崔立之变，传末引《归潜志》的两段话以为议论，而在后论中说：“刘京叔《归潜志》与元裕之《壬辰杂编》二书虽微有异同，而金末丧乱之事犹有足征者焉。”其《金史·文艺下·刘从益传》附记刘祁事，称：“值金末丧乱，作《归潜志》以纪金事，修《金史》多采用焉。”这都可以说明，这两部书在内容上和文献价值上是很相近的。

刘祁（1203—1250），字京叔，自号神川遁士，浑源（今属山西）人。哀宗时为太学生，然科举廷试失意，及金末大乱，归乡里，潜志读书、著述。入元，出仕，充山西东路考试官。刘祁所撰《归潜志》，今存，凡14卷。卷一至卷六，为金末人物小传；卷七至卷十，杂记金朝遗事，文人交游；卷十一记哀宗时金朝败亡始末，题为《录大梁事》；卷十二记崔立之变后谋立碑事，题为《录崔立碑事》，还有《辨亡》一篇，略论金朝兴亡之故，是带有总结全书性质的；卷十三、十四，是杂说、诗文，当是本书的附录。刘祁自序写道：“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人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题曰《归潜志》。”他希望人们“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他青年时期的特殊经历，以及目睹金朝之亡，“向日二十余年间所见富贵权势之人，一时烜赫如火烈烈者，迨遭丧乱，皆烟销灰灭无余”的历史震撼，促使他筑“归潜堂”以著其书。此书所记金末事多亲身闻见，可当实录看待。

《录大梁事》是《归潜志》中最重要的一篇记事。它按年月日书事，从哀宗正大八年（1231）十一月“北兵由襄汉东下”写起，至天兴二年（1233）五月二十二“会使者召三教人从以北”而止，其间，写出了哀宗用人之误以致误国的昏庸，以及他或而“聚后妃涕泣”、或而自缢、或而坠楼的无能；写出汴京被围时，统治集团毫无良策，士兵、庶民一片混乱，以至粮食奇缺，“米升直银二两”，而“士庶往往纵酒肉歌呼，无久生计”；写出了哀宗名为“东征”，实为出逃，由此“人情愈不安”，统治机构实已瘫痪；最后写出了崔立之变和北兵入城的两次掳掠。总之，它写出了金朝败亡的一幅生动画卷。《录崔立碑事》是对上文的补充。它从一个方面写出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对于时局的不同反映。元人所修《金史》，其《哀宗纪》及《完颜奴申传》、《崔立传》等，即主要依据上述二文。《归潜志》前6卷的人物小传，有的写宰相，有的写处士，有的写学者，有的写奇人，写出了各种人物的风貌；其中有些是可以同《中州集》所载人物小传较其长短的，亦多为元修《金史》所采用。书中还涉及金末蒙古族活动的若干情况，也是极重要的历史记载。

刘祁感叹于“此生何属，亲见国亡”[165]，故能注意到对于金皇朝兴亡做全面的分析。《归潜志·辨亡》前半篇提出对于金朝之亡的认识，认为金朝“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其所以不能长久”，即是其“根本不立”而致。这个看法并不全面。但他分析了世宗致治，章宗达于极盛同时也包含了招致大安、贞祐走下坡路的种种根源，宣、哀懦弱无能，终于导致“家国废绝”，大致还是中肯的。《归潜志·辨亡》的后半篇是阐说国家养育人才的重要和分析士人“多品”的原因，表面上看似与前半篇无关，实则是作者从世风、士风、吏风等角度来探讨金朝败亡的一个方面。作者指出，南渡后，吏权大盛而士风甚薄，这造成了很不好的社会风气：“宣宗奖用胥吏，抑士大夫，凡有敢为、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时在位者多委靡，唯求免罪，罟苟容，迨天兴之变，士大夫无一人死节者，岂非有以致之欤？由是言之，士气不可不素养也。”[166]这些认识，比他对于历朝政治的分析，显然要深刻些。《归潜志》中间或也记一些怪异现象，用此来说明金末丧乱之有先兆，是不足取的。作者对于金朝以及历史上非汉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的认识，还多少存有偏见。在这一点上，他和元好问又各有不同的弱点。

元好问撰《壬辰杂编》，辑《中州集》，构“野史”亭而记金史，为的是“不可令一代之迹泯而不传”；刘祁筑“归潜”堂而述其所见所闻，以为后人“异时作史”之用。不论是元好问之痛惜于金代历史的“甲子两周今日尽”，还是刘祁之震撼于“一时烜赫如火烈烈者”的骤然熄灭，他们在“国亡史作”这一点上是相近的。从史学发展同历史发展的关系来看，金代末年的这一史学现象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正是金代末年历史的产物。有幸流传到今的《中州集》和《归潜志》，它们作为这个时期的史学成就的代表作，是有其必然性的。

[1]《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2]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73页。

[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4页。

[4]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706页。

[5]吴兢：《贞观政要》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页。

[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唐宣宗大中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032页。

[7]范仲淹：《范文正公集》卷七，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第4页。

[8]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页。

[9]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王亦令点校，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第649、652～653页。

[10]范祖禹：《唐鉴》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11]范祖禹：《唐鉴》卷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49页。

[12]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三十八《儒林传八·李心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985页。

[13]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序，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页。

[14]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86页。

[15]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68页。

[16]《国语》卷一《周语上》：“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0页。

[17]《孟子》卷六《滕文公下》，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55页。

[18]《左传·昭公二年》，杨伯峻编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330页。

[19]《论语》第十五《卫灵公》，杨伯峻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7页。

[2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975页。

[21]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33页。

[22]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四，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9页。

[23]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