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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辽代史学在政治活动中的作用

辽代史家的历史撰述，除在元修《辽史》中还可见一些踪影外，流传下来的只是一鳞半爪了。私人记事之作，只有一部王鼎撰写的《焚椒录》1卷，所记之事是有关辽道宗宣懿皇后被诬陷冤死一案的始末。王仁俊《辽史艺文志补证》称“今存疑伪”，然一般认为它并非伪作。这是一件宫禁要案，但《焚椒录》毕竟是出于后人的追记。而从《辽史》纪传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辽代史学活动同政治活动的关系至为密切，史学在辽朝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总结前朝的历史经验，作为本朝政治统治的借鉴。辽圣宗即位后，很留心于唐朝的统治经验，并阅读《唐书》中的高祖、太宗、玄宗三本纪。辽大臣马得臣“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后来他看到辽圣宗“击鞠无度”，乃上书圣宗，从“亲亲之道”讲起，然后讲到如何“以隆文治”、致“二帝之治”，最后是谏“以球马为乐”有“三不宜”。这样的陈述，可能更便于接受，所以辽圣宗读到这篇上书后，“嘉叹良久”。辽朝君臣以唐太宗君臣为榜样，探讨致治之道，这说明唐代历史的影响之久远，也说明史学是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教材。

第二，是以本朝前主的历史经验教训规劝当时的统治者。辽兴宗时，史臣萧韩家奴在这方面是很突出的。史载：“韩家奴每见帝猎，未尝不谏。”[134]他善于以本朝先主的事迹来规劝、谏诤当朝皇帝，以改进政治作风。另有马哥，以散职入见兴宗，兴宗问他：“卿奉佛乎？”马哥回答说：“臣每旦诵太祖、太宗及先臣遗训，未暇奉佛。”兴宗听了很高兴。[135]可见辽朝君臣对于本朝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是很重视的。

第三，是以历史撰述树立政治典范，起到社会教育的作用。早在耶律德光时，就有人“取当世名流作《七贤传》”，当时很有政治声望和道德声望的耶律吼，就是所谓“七贤”之一。[136]大康年间，耶律孟简上表道宗称：“本朝之兴，几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他还编写了耶律昌曷鲁、耶律屋质、耶律休哥三人行事上奏。道宗命置局编修。耶律孟简对同事们说：“史笔天下之大信，一言当否，百世从之。苟无明识，好恶徇情，则祸不测。故左氏、司马迁、班固、范晔俱罹殃祸，可不慎欤！”[137]耶律孟简重视以历史垂训后世的思想，以及关于“史笔天下之大信”的认识，都是可取的。他对左氏、司马迁、班固、范晔的误解，很可能源于韩愈的《答刘秀才书》，所以也是不足为怪的。

契丹族在10世纪以后发展迅速，固然有多方面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重视从各方面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由于契丹族在长时间里保持着与唐皇朝的密切关系，所以辽朝统治者格外重视唐朝的统治经验，尤其是唐高祖、唐太宗、唐玄宗三朝的统治经验，这无疑是重视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辽代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是很有启发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