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历史撰述（第1页）
二、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与历史撰述
两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既有史家忧患意识传统的影响，又有时代情势的激发，因而显得十分突出。
北宋立国，积贫积弱，士大夫阶层的忧患意识显得格外凝重。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出了这种忧患意识的深沉境界，他写道：
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7]
这种“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识与境界，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岳阳楼记》因此而成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继范仲淹之后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变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万言书》中，分析了当时种种社会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忧虑。《万言书》提出的社会问题是：
北宋史家的忧患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成和发展的。同政治家比较起来，史学家的忧患意识具有更加突出的历史感，司马光《历年图序》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历史感，他写道：
臣光拜手稽首曰：臣闻《商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事，罔不亡。终始慎厥与，惟明明后。”《周书》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商。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祗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商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祗厥德，乃早坠厥命。”盖言治乱之道，古今一贯，历年之期，惟德是视而已。臣性愚学浅，不足以知国家之大体，然窃以简策所载前世之迹占之，辄敢冒死妄陈一二。……
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乱；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恶，故世有兴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国家者，虽变化万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见于《诗》、《书》、《春秋》，愚臣不敢复言。今采战国以来，至周之显德，凡小大之国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举其大要，集以为图。每年为一行，六十行为一重，五重为一卷；其天下离析之时，则置一国之年于上，而以朱书诸国之君及其元年系于其下；从而数诸国之年，则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离为五卷，命曰《历年图》，敢再拜稽首，上陈于黼扆之前；庶几观听不劳而闻见甚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知自古以来，治世至寡，乱世至多，得之甚难，失之甚易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周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今人有十金之产者，犹知爱之；况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业，呜呼，可不戒哉！可不慎哉！[9]
这是司马光在撰写《资治通鉴》之前所撰写的一段文字，从中可以看出，史学家同政治家对世事的忧患是相通的。司马光同王安石政见不合，而在忧患意识方面，却并无二致。宋神宗一方面任用王安石变法，另一方面又慨然为司马光所主编的史书作序，并赐名为《资治通鉴》，正可表明其间的相通之处。
北宋史家忧患意识的深沉历史感，同样也包含着强烈的时代感。史学家范祖禹是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助手之一，著有《唐鉴》一书。他在此书序文中讲到唐代历史的经验教训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时指出：
昔隋氏穷兵暴敛，害虐生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众，取关中，不半岁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坏故也。以治易乱，以宽易暴，天下之人归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万物，此其所由兴也。其子孙忘前人之勤劳，天厌于上，人离于下，宇内圯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废也。其治未尝不由君子，其乱未尝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显不可掩。然则今所宜监（鉴），莫近于唐。[10]
他认为唐皇朝的兴废治乱之迹，对于北宋皇朝来说，是最切近的事情，所以提出“今所宜监，莫近于唐”的认识。这跟上述吴兢认识历史的方法有相似之处。范祖禹又略述北宋开国后百余年的历史，并不无深意地说：“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则今当何监，不在唐乎！今当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监于唐，取法于祖宗，则永世保民之道也。”[11]其忧患意识正寓于其深意之中。
南宋时期，因朝代更迭、政治形势骤变而激发了史学家的忧患意识，他们受着“伤时感事，忠愤所激”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影响，矢志著书，以存信史，以寄忧思，以警后人。史学家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今存520卷），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250卷，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都是属于两宋之际的本朝史或“当代史”，都是“忧世”、“泣血”之作。史载李心传曾向宋理宗谏言，分析政治与天灾的关系，指出：
陛下愿治，七年于此，灾祥饥馑，史不绝书，其故何哉？朝令夕改，靡有常规，则政不节矣；行赍居送，略无罢日，则使民疾矣；陪都园庙，工作甚殷，则土木营矣；潜邸女冠，声焰兹炽，则女谒盛矣；珍玩之献，罕闻却绝，则包苴行矣；鲠切之言，类多厌弃，则谗夫昌矣。此六事者，一或有焉，犹足以致旱。愿亟降罪己之诏，修六事以回天心。群臣之中有献聚敛剽窃之论以求进者，必重黜之，俾不得以上诬圣德，则旱虽烈，犹可弭也。然民怨于内，敌逼于外，事穷势迫，何所不至！陛下虽谋臣如云，猛将如雨，亦不知所以为策矣。[12]
李心传曾先后两次因言而罢官，联系上述引文，可以想见其为人。唯其如此，“有史才，通故实”的李心传，在他的历史著作中自然蕴含着深刻的忧患意识。
这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袁枢，把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创造性地改撰成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也寄寓了他的“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故当时的诗人杨万里说：“今读子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13]反映出史书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折射出史学家忧患意识的感染力。
如果说历史运动是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客观动因的话，那么，史家的忧患意识可以看作是两宋史家历史撰述的主观动因；当然，史家的主观动因，归根结底，还是受到时代的激励和历史传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