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通历1（第1页）

说《通历》[1]

马总所撰《通历》一书，是中国史学史上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通史。然自中唐以下至民初约1200年左右，其以抄本流传，故世所罕见；1915年虽有排印本行世，但因所印极少，亦传布未广。因此，近代以来，《通历》一书鲜为人知，直到1982年刘节先生遗著《中国史学史稿》整理出版，并对《通历》有所评论[2]，这才开始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1985年，张承宗同志发表《叶德辉印〈通历〉一书简介》一文[3]，对1915年叶氏排印本《通历》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同年，我在《唐代史家的通史撰述》一文中，把它作为唐人所撰编年体通史之一予以评论。近来，我因考察中唐史学的需要，对《通历》一书及有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摸索，乃撰成此文，希望能对史学研究者、古籍研究者及各方面读者了解此书有一点参考的作用；不当之处，亦希望能得到批评、指正。

一、《通历》的作者

《通历》的作者马总在中唐历史上也是一个值得人们关注的人物，旧史对他的评价是“有大臣风，才堪宰相”[4]。

马总（？—823年），字会元，扶风（今陕西凤翔）人，家世及生年不详。他从小孤贫，好学，不妄交游。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年），姚南仲镇渭州（治白马，今河南滑县东旧滑县），马总为其幕府[5]。因受监军薛盈珍的排挤、打击，改任泉州（治晋江，即今福建泉州）别驾。不久，薛盈珍入朝掌管枢密，又指使福建观察使柳冕寻机杀害马总。柳冕乃指派泉州刺史薛戎罗织马总罪名。不料薛戎是个正派的官员，反倒“别白其状”，为马总辩护，于是也受到牵连，被免职关押，备受凌辱，然“竟不动摇”。这件冤案，惊动了政治声望颇高的淮南节度使杜佑。他一面上表德宗，说明薛戎一案真相；一面致书柳冕，告诫他不要胡作非为。由于杜佑的营救，薛戎之难方解，而马总亦转危为安[6]。有趣的是，这桩公案却使《通典》作者跟《通历》作者发生了一点联系，这是他们都不曾想到的。

马总在泉州别驾任上，有一首诗作被流传下来，叫作《赠日本僧空海离合诗》。诗云：

何乃万里来，可非衒其才；

增学助无机，土人如子稀。[7]

这位日本学问僧回国后，在自己的集子《性灵集》里收录了这首诗，并为它写了序。序文说：“和尚昔在唐日，作离合诗赠土僧惟上。泉州别驾马总，一时大才也，览则惊怪，因赠诗云。”马总被日僧称为“一时大才”，足见他已有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唐代宗大历十年（775年）以后，他被任命为代宗第六子恩王李连的老师。

马总仕宦一生，“理道素优，军政多暇，公务之余，手不释卷”[9]，“虽吏事倥偬，书不去前，论著颇多”[10]。他虽然没有杜佑那样大的影响和贡献，但在气质上却跟杜佑相近。中唐的历史环境造就了这两位重视通史的史学家，这确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

二、《通历》的流传

马总的论著有《通历》10卷、《唐年小录》8卷、《意林》3卷、《奏议集》30卷[11]。《唐年小录》《奏议集》已佚；《意林》不是史书，本文不讨论。这里先说《通历》一书的流传问题。

《通历》一书的撰述年代，现尚未可确考。王应麟说它原有齐推所作序文[12]，今已佚。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对于此书作比较具体介绍的较早说法，是晁公武的一段话：《通历》“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删取秦、汉、三国、晋、十六国、宋、齐、梁、陈、元魏、北齐、后周、隋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贤否，取虞世南《略论》分系于末，以见义焉。”[13]这一段话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通历》的断限即其所包含的年代；二是《通历》材料的来源，其叙述部分来源于历代正历，其评论部分则取自虞世南《略论》。虞世南（558—638年），唐初人。《略论》即《帝王略论》，5卷，是虞世南撰的一部史论书[14]。

此书在唐代怎样流传，已不可考。北宋时，欧阳修等撰《新唐书》时，于《艺文志·编年类》著录此书。而司马光等撰《资治通鉴》时，更参据此书[15]，这一点本文下面还要讲到。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通历》一书不仅流传于辽朝，且被译成契丹文。史载：辽兴宗于重熙年间（1032—1055年）诏命翰林、兼修国史萧韩家奴译汉文诸书，“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16]。又载：“耶律氏，太师适鲁之妹，小字常哥。幼爽秀，有成人风。及长，操行修洁，自誓不嫁。能诗文，不苟作。读《通历》，见前人得失，历能品藻。”[17]一个大家闺秀也喜读《通历》，可见它在辽朝流传的广泛。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北宋初，已有人续马总《通历》。史载：宋初人孙光宪（？—968年）“又撰《续通历》，纪事颇失实，太平兴国初，诏毁之”[18]。上引晁公武、王应麟说，都提到孙光宪《续通历》事。晁氏说：《续通历》10卷，“荆南孙光宪撰。辑唐洎五代事，以续马总《（通）历》，参以黄巢、李茂贞、刘守光、阿保机、吴、唐、闽、广、胡、越、两蜀事迹。太祖诏毁其书，以所纪多非实也”。晁氏所见《续通历》为十卷本，并对其内容和材料来源都有一定的研究。王氏则谓：孙光宪作《续通历》10卷，“起唐高祖，止闽王审知。今附于《通历》后者唯五卷尔”。这说明王氏所见《续通历》为五卷本，且已附于《通历》之后。陈振孙所见《通历》，就是这种将《续通历》附于其后的本子，他说：《通历》15卷，“书本十卷，止于隋代，今书直至五代，增五卷者，后人所续也”。[19]这表明，在宋代可能有两种《通历》本子在流传，一种是《通历》独立本，一种是《通历》与《续通历》合抄本。马端临《文献通考》分别著录《通历》10卷、《续通历》10卷[20]，《宋史》亦然[21]，则证明这两种书的十卷本在元代尚有流传。

元代以后，《通历》已佚前3卷，故明代出现了所谓“影抄宋本十五卷，有前三卷，撰人题李焘”，这显然是“后人羼补，谬托李焘无疑也”[22]。但这倒也说明《通历》在元、明两代流传的一点情况。清代学者对《通历》一书似有较多的关注。首先，嘉庆年间（1796—1820年），阮元巡抚浙江，刻意搜求古书。每得一书，即与门人、幕僚研究审订，并仿《四库提要》之式，撰成“提要”，一并奏进内府。十数年间，奏进古书100余部，皆《四库》未收之书，马总《通历》即其中之一[23]。其次，道光元年（1821年）和十三年（1833年），徐渭仁、徐松先后从黄荛圃士礼居所藏抄本转录副帙，徐松还做了“校其讹字，并补目于首”的工作[24]。他们所搜求、转录的《通历》都是与《续通历》合为一书的15卷本，且阙前3卷。

1915年，湖南叶氏梦篆楼排印《通历》200部，很可能是《通历》问世以来最好的一次传播机会，但印数终究是太少了。这次排印，叶德辉在题记一开始就说明是“旧抄本《通历》十五卷。缺前三卷”。他的题记除对《通历》的抄本有详尽的说明外，还对其材料之所出提出了新的看法。

三、《通历》的史文

关于《通历》的史文即其材料来源的问题，前人有种种说法：

——晁公武说，《通历》“纂太古十七氏、中古五帝三王，及删取秦、汉、三国、晋、十六国、宋、齐、梁、陈、元魏、北齐、后周、隋世纪兴灭，粗述其君贤否”。

——王应麟说，《通历》“上索《三坟》，中稽《五典》，迄于隋季”[25]。

——徐渭仁说，《通历》“自太古十七氏迄于隋代，纂辑本纪兴灭，粗述其君贤否”[26]。

这里，不论是说“纂”与“删”，还是说“索”与“稽”，以及“纂辑”云云，都讲得很笼统，都不曾真正指出《通历》史文之所出。这也说明，以往诸家论者并未对《通历》作认真的研究，更没有以《通历》与有关史书作认真的比较，故对它的材料来源未能确有所指。晁公武的说法，甚至会使人们误解为《通历》史文完全来自断代正史。这也是不妥的。

近人叶德辉在《通历》排印本题记里指出：“此书自第四卷西晋至隋止，多本唐太宗敕修《晋书》、《南、北史》、《十六国春秋》”。我以为，这是对《通历》后7卷材料来源第一次作了明确的判断。以《通历》与有关诸史对读，证明叶说不谬。

如《通历》卷六记宋高祖刘裕事迹，内中记了他早年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刘裕“尝游京口竹林寺，独卧讲堂前，上有五色龙章，众僧见之，惊以白帝（按：指刘裕），帝独喜曰：‘上人无妄言。’”第二件事是：“帝素贫，世人莫能知之，惟琅邪王谧独深敬焉。尝负刁逵社钱三万，被逵执，录甚严，谧密以钱代还，由是得释。”这两件事，前者属于荒唐怪诞一类，后者属于刘裕“名微位薄”时的窘迫遭际一类，《宋书·武帝纪》均不载，而见于《南史·宋本纪·高祖武皇帝》。《通历》从《南史》转录，固无疑义，只是在文字上略有变动而已。在宋高祖刘裕事迹结末处，《通历》是这样写的：

这一段话，也是转录于《南史·宋本纪》而非来自《宋书·武帝纪》，亦无疑义。

此种情形，同样也反映在《通历》与《北史》的关系之中。如《通历》卷八记后魏诸帝事迹之前，马总作按语一首，略述拓跋氏先人事迹，其中有一段话说：

这一段话，除所引天女之言系转录于《魏书·序纪》，其余都取自《北史·魏本纪》。又如《魏书·太祖纪》记道武帝拓跋珪之死：天赐六年，冬十月戊辰，“帝崩于天安殿，时年三十九”。而《北史·魏本纪》则记为：“十月戊辰，清河王绍作乱，帝崩于天安殿，时年三十九”。《北史》比《魏书》多“清河王绍作乱”一句。《通历》卷八记拓跋珪死后，补叙有关清河王“作乱”一事，是这样写的：

时国中有谶曰：“珪厄清河死万人。”帝破灭清河郡，手杀万人，以厌之。夜恒变易寝处，人莫知之，唯爱妾万人知其处。帝子清河王绍与万人通，惧罪，同害帝。帝叹曰：“清河、万人，是汝邪！”立明元帝，帝诛绍及万人。

清河王绍与万人私通进而谋害拓跋珪，此事不见于《北史》，亦未见于《魏书》[27]，《通历》作者或另有所据，但他把此事补叙于此，显然是受了《北史·魏本纪》的启发。

《通历》关于北朝历代君主的史论，也多主要取材于《北史》。如于北周之末，作者写了一段按语，引了前人史论，其中有两句是“以文皇之经略鸿业，武帝之克崇景祚”，这跟《北史》后论说的“以文皇之经启鸿基，武皇之克隆景业”[28]，比较接近，而跟《周书》后论说的“以太祖之……”[29]云云在称谓上就不一致。又如于隋文帝事迹之后，《通历》有一段“论曰”，起首说“文帝创图立本，非积德累仁”，结末说“迹其疏怠之原，稽其乱亡之兆，起自文皇，成于炀帝”[30]，多同于《北史》[31]，而异于《隋书》[32]，等等。这说明，《通历》不独于正文取资于《南史》《北史》，且于史论亦多转录于后者。

以上是举例说明《通历》的南北朝部分的史文多取自《南史》《北史》，以证叶德辉论点的不诬。但这里也有两点是需要进一步说明的。第一点，因《南史》《北史》本身多取材于《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八书”，故《通历》材料的真正来源自不能与“八书”无关。第二点，《通历》的南北朝部分在转录《南史》《北史》时，间或也有参考、吸取“八书”的地方，故上引晁公武说亦未可全以为非。如上文所引“天女”之语，《北史·魏本纪》作“此君之子也，当世为帝王”，语意不明，故《通历》不取，乃引《魏书·序记》。马总记西魏文皇帝元宝炬事，有这么一段文字：

（宇文）泰与东魏战，诸将失律，泰表请自贬。帝诏报曰：“公膺期作宰，义高匡合，仗钺专征，举无遗算。而诸将失律，便欲自贬，深亏体国之诚。抑此谦光，恤予一人。”[33]

此事《魏书》固无所记，而《北史·西魏文帝纪》亦不书，显然是作者从《周书·文帝纪》下转录而来，只是略改数字而已。马总记宋高祖刘裕事，晋帝备九锡之礼，裕谦让，王弘率尔言曰：“此所谓神物，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又记傅亮还京师“以禅代讽晋恭帝”，以及刘裕称帝后在扬州刺史人选上同太后的不同意见[34]，等等，均为《南史·宋本纪》《宋书·武帝纪》所不载，而是作者从《南史》列传或《宋书》列传中采择来的[35]，而傅亮还都讽晋恭帝一事，则采自《宋书·傅亮传》无疑。认识这两点，对于我们真正搞清《通历》的史文，是很重要的；据此，亦可看出前人在这个问题的看法上的片面性。

四、《通历》的编纂

《通历》历来被认为是编年体史书，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通历》又不像一般的编年体史书那样，而具有本身的特点，因此它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有独特风格的编年体史书。这一点，前人都不曾论及。根据我的肤浅的看法，它的这种独特的风格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历》是记历代君主的事迹，着意于他们“贤否”的史事，而不苛求于编年纪事。它虽然取材于有关史书的本纪，但记事极简括，尤其不讲究于年代的编排，故其体例去本纪甚远，而更近于一般的历史传记。这是从它记每一个君主的单篇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