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帝王略论的历史比较方法1（第1页）
说《帝王略论》的历史比较方法[1]
唐初史学家研究历史、评论史事和人物是很善于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的。《隋书》史论以秦、隋二代历史相比的论点，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的总论，是就一个皇朝内部的历史进行比较；《南史》《北史》各朝本纪后论，一般也采用这种比较的方法。本文讨论的《帝王略论》的历史比较方法，虽然比上述各书都早，但就作者的运用来看，已显示出这方面的自觉意识；而在历史比较的形式上，也比上述各书来得丰富，因而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历史比较方法之运用上的代表作品之一。
《帝王略论》5卷，唐初虞世南（558—638年）撰。元代以后，流传渐稀。今仅存敦煌本残卷（伯2636号）卷一及卷二前半部分[2]。所幸的是，唐玄宗时赵蕤撰《长短经》（亦称《长短要求》）10卷，于卷二《君德》篇征引《帝王略论》之“论”21首[3]。又，唐德宗至唐穆宗时人马总（？—823年）撰《通历》10卷，以《帝王略论》的有关评论分系于所述历代帝王事迹之后，因而也保存了后者许多佚文。《通历》长期以抄本传世，至清初以前佚前3卷，今存后7卷。除有极少抄本尚存，还有1915年湖南叶氏梦篆楼排印本200部行世，因数量太少，且距今已70余年，故亦世所罕见。以叶氏排印本为据，《通历》卷四至十，引《帝王略论》“公子曰”“先生曰”凡34首。陆心源《唐文拾遗》卷十三所辑《帝王略论》（按：陆氏误作《论略》）佚文即取自赵、马二书[4]。本文所论，乃据残卷及《长短经》《通历》所引《帝王略论》之文。
一、以同一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相比
虞世南认为，有些君主在“平一天下”的前后，往往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有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或因思想情趣的转移，或因其受到自身的才能与智力所限，呈现出不同的情形。下面是《帝王略论》关于晋武帝的一段议论：
公子曰：武帝克平江表，混一宇内，可谓晋之明主乎？
这一段话，指出了“平一天下”与“创业垂统”是不完全相同的两回事，打天下的人未必能守天下。这一点，唐初的政治家和史学家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唐太宗就跟群臣讨论过“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6]。虞世南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评论晋武帝的，指出他的“创业垂统，其道则阙”，因而他“平吴之后，怠于政事”，终于把“国风”弄到“智士永叹，有识寒心”的地步，在他死后不久西晋就灭亡了。这跟“明主”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作者认为，在这方面，隋文帝与晋武帝是有某些相似之处的，但其表现形式也不尽相同。他评论隋文帝说：
公子曰：隋文起自布衣，据有神器，西定庸蜀，南平江表，比于晋武，可为俦乎？
先生曰：隋文因外戚之重，值周室之弱，负图作宰，遂膺宝器。留心政理，务从恩泽，故能绥抚新旧，纬宁遐迩，文武之制，皆有可观。及克定江淮，同一书轨，率土黎庶，企仰太平；自金陵绝灭，王心奢汰，虽威加四海，而情坠万机，荆璧填于内府，吴姬满于椒掖。仁寿雕饰，事埒陈宫，万姓力殚，中人产竭。加以猜忌心起，巫蛊事兴，戮爱子之妃，离上相之母，纲纪已紊，礼教斯亡；牝鸡晨响，皇支剿绝；废黜不辜，树立非所；功臣良佐，剪灭无遗。季年之失，多于晋武，卜世不永，岂不宜乎。[7]
这里，作者首先指出隋文帝并非是从一般“布衣”而登上皇帝宝座的，他是以外戚身份夺得统治权的。但是，隋文帝跟晋武帝有一点是十分相似的，即“自金陵绝灭，王心奢汰”，一面聚集财富，一面走向奢侈，以至“万姓力殚，中人产竭”，政治上的紊乱跟前期相比形成鲜明的对照。然而他跟晋武帝相比，终究也还有不同的地方，这就是“季年之失，多于晋武”，比后者还要更加荒唐。值得注意的是，隋文帝以隋代周时，虞世南已是二十三四岁的青年人了，他在仕途上亲身经历了隋的统一、强盛和灭亡，他对隋文帝的评价实际上是当代人评论当代人，其感受自然分外真切。在对隋文帝的总的评价上，唐初史家的看法是一致的。出于魏徵手笔的《隋书》史论说隋文帝“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暨乎暮年，此风逾扇”，说隋朝的灭亡“迹其衰怠之源，稽其乱亡之兆，起自高祖，成于炀帝，所由来远矣，非一朝一夕”[8]。这与《帝王略论》的看法大致是相同的，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认识到唐太宗君臣为什么那样重视关于“创业”和“守成”的讨论了。
二、以同一朝代的不同君主相比
这种历史比较的方法包含作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从正面相比，是比“功业”和“功德”；从反面相比，是比其“残忍”的表现。《帝王略论》论东晋孝武帝与明帝相比，是这么说的：
公子曰：中兴之政，咸归大臣，惟孝武为君，威福自己，外摧强寇，人安吏肃，比于明帝，功业何如？
先生曰：孝武克夷外难，乃谢安之力也，非人主之功。至于委任会稽，栋梁已挠，殷王作镇，乱阶斯起，昌明之谶，乃验于兹。加以末年沈晏，卒至倾覆。比踪前哲，其何远乎！[9]
在虞世南看来，臣下之功与“人主之功”是不应混淆的，这种严肃的分析问题的态度和方法是很难得的。加上才能的平庸和“末年沈晏”，怎么能够以晋孝武帝与晋明帝相比呢？
作者对于不大为人们所注意的陈文帝、陈宣帝，也是从“功德”方面进行比较和评价的：
公子曰：陈文、宣二帝，功德云何？
先生曰：梁季板**，江东凋残，编户齐人，百不遗一。武帝经纶草创，而享祚不永，方隅犹阻，代敌未夷。文皇聪明睿智，纂承洪绪，群贤毕力，字内克清；爵赏无偏，刑罚不滥；政事明察，莫敢隐情。国史以为承平之风，斯言得之矣。宣帝度量弘广，推心待总，可谓宽仁之主焉。[10]
作者称赞陈文帝的“功德”，是着眼于他的武功、文治，而肯定陈宣帝的“功德”则强调他的“度量弘广”。这里虽然没有明确道出孰优孰劣，但还是比较了他们不同的特点。此外，作者对司马师、司马昭兄弟“递居宰相，二人功德，孰为先后”，也作了比较[11]。
当然，从正面比较，有时也并不是较其“功德”高下，而是比其异同。关于周文王与周武王的比较则属此种类型。作者写道：
公子曰：文王盛三分之业，屈道以事殷；武王率八百之师，称兵而灭纣。岂德有优劣？物运穷通，何其二圣殊途如斯之远？若牖里为是，则牧野为非；谓剪商为工，则事殷为屈。愿闻笃论，以释所疑。
先生曰：夫四时平分冬夏，有暄寒之辨；五常递运水火，有刚柔之殊。至于利物成务，其道同矣。文王夷明，晦迹藏用，所以显仁；武王果毅，发扬龚行，所以静乱。然则济世庇民，其揆一也，奚必修文为是而□武为非乎！期于至公而已矣。[12]
这是从周文王、周武王对待殷商的态度的区别提出问题，认为在“屈道以事殷”和“称兵而灭纣”二者之间，必有是非、工屈之分。文武历来被看作是圣人，这里也是称他们为“二圣”，但能这样提出疑问，在当时还是很难得的。作者从自然现象和文、武二人的个性和才能来回答这个问题，虽然没有把道理讲清楚；但他认为文、武之道对于“济世庇民”来说都是必要的，这大致还是符合殷、周之际的历史的。这都是从正面相比较。
从反面相比，作者评价宋孝武帝和宋明帝具有很典型的意义。他写道：
公子曰：（宋）孝武、明帝二人孰贤？
先生曰：二帝残忍之性，异体同心，诛戮贤良，断翦支叶，内无平、勃之相，外阙晋、郑之亲。以斯大宝，委之昏稚，故使齐氏乖衅宰制天下，未周岁稔，遂移龟玉；缄縢虽固，适为大盗之资。百虑同失，可为长叹！鼎祚倾渝，非不幸也。[13]
像这样的君主，当然谈不上谁比谁贤的问题。以“诛戮贤良”为能事，以“断翦支叶”为快慰，这样的统治怎么能维持下去呢？！“鼎祚倾渝”，实在是咎由自取，谈不上是他们的不幸。这些评论，字里行间，包含着作者的一腔正义之情。
以上这些历史比较，都是就一个皇朝之内，以前后不同的君主来相比的，这同以一个君主的前期和后期的思想、行为相比的方法，视野当然要宽阔多了。然而，如果进而以不同皇朝的君主相比，那就需要作者有更加广阔的视野。这一点，《帝王略论》的作者也是做到了的。
三、以不同时期的朝代的君主相比
《帝王略论》中关于这种历史比较的方法，有更多地运用，比较的内容也显得更加丰富，比较的层次也有所提高，因而越发显示出作者历史知识的渊博和历史见解的卓越。这种见解往往不同于或超出于前辈史家的看法，因而又极具历史评论的个性。作者根据班固说的“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的论点[14]，发表了这样一番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