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 美国的出版自由（第2页）
在美国出版自由的环境下形成的见解经常比在其他地方受检查制度影响形成的见解更坚定
在美国，民主制度永远不断地在推出新人去管理国家事务，所以政府的施政难得一贯和按部就班。但是，该国政府的总方向却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稳定，而支配社会的主要舆论也比其他国家持久。当一个思想占领了人们的头脑后，不管它是否合理，就再也没有比从头脑里把它赶走更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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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几个别的原因。
一位伟人说过：无知处于知的两端。如果说自信处于两端，而怀疑居于中间，也许更为正确。实际上，可以认为人类的智力发展有三个总是前后衔接的不同阶段。
一个人之所以对某事坚信不疑，是因为他没有深入调查就接受了它。当出现异议时，他就会产生怀疑。最终，他往往能够克服这一切怀疑，从而又开始相信。这一次，他不是随随便便和马马虎虎地去认识真理，而是切切实实地去考察真理，并紧跟着真理之光前进。
当出版自由发现人们处于智力发展的第一阶段时，它还得在一段很长的期间内对他们的不经深思熟虑就坚信不疑的习惯听之任之，只能逐渐地改变他们轻信的对象。因此，在智力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理性只能一次认识一点地向前发展，但被认识的那一点也在不断改变。这正是爆发革命的时期。于是，最先突然接受出版自由的那一代人，就要吃点苦头！
不久以后，一批新的思想又接踵而来。人们有了经验，在怀疑和普遍不信任中摸索。
可以认为，大多数人都总是停留在下述两个阶段之一：不是信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不能确知该信什么。
至于来自真知和冲破怀疑的干扰的深思熟虑的自信，以及对这种自信的主宰，那只有很少人有能力达到这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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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为这个理由补充一个更为强而有力的理由：当人们怀疑某种见解时，最终总是要联系自己的本能和物质利益，因为本能和物质利益比见解更容易看到，更容易感觉到，更能持久。
究竟是民主制度的治理好，还是贵族制度的治理好，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民主制度要使一些人感到不快，而贵族制度则将压迫另一些人。你富了，我就穷了——这是一个自行成立和不需讨论的真理。
本文节选自《论美国的民主》，[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03—212页。
【导读】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是法国乃至全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形成提出了独到见解，以及建立在自由之上的平等做出了深刻的阐释。原书分为两卷出版，第一卷在1835年出版，第二卷在1840年出版。
托克维尔在1831年的5月9日抵达美国，开始了为期9个月的民主制度考察。1835年，托克维尔的成名之作《论美国的民主》问世。在这本引起巨大反响的著作中，托克维尔在第二卷第三章重点陈述了他对美国出版业的看法。综观全文，托克维尔认为，“美国共和政体最大的危险来自多数的无限权威”，对平等的过度追求反而会造成人们对社会不公的极度仇视，而民主带来的身份平等又让民众“谁也不信谁”，最终人们只能寄希望于人数较多的优势意见，这终将导致行政权力的膨胀，从而形成一种民主之上的行政专制。
《美国的出版自由》这一章正是基于这样的写作背景，可以说，出版自由作为自由的有机组成部分，必定成为美国公民的正当权力之一，但如果自由本身已经被这种新型的专制所威胁，就不得不促使人思考，出版自由的正当出路在哪里，而选文正是基于美国出版自由的现实处境，以及尚未形成的公民判断力两个角度，来探究这种出版自由的演进方向，从而对美国出版业可能行进的弯路做出了精准的预测。
选文开始，托克维尔论述了美式出版自由诞生的特殊民主背景，而结合美国民主形成的历史，托克维尔认为，“出版自由是美国所理解的人民主权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坐着五月花号前来的清教徒，在没有专制权力践踏的美洲大陆最早确立了民主制度的传统，他们对身份平等抱有天然的认同感，也没有急切的推翻旧社会的诉求。另一方面民主观点的深入人心，让报刊审查没有立足之地，甚至司法介入也变得尤为艰难，在美国，很少发生司法当局惩治报刊的事件。在一个完全施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本身是难以完全禁止出版自由的。
在托克维尔的祖国法国，正在经历大革命之后的政治震**，特大城市人口密集，报刊通过集中力量于一个地点，或者集中于几人之手来强化权力，这在人力物力财力分散的美国是不可想象的。由于没有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美国的出版分散于各个地区，没有地区联合的传统，也无法汇聚成造成显著社会影响的政治思潮，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出版资源的均衡化。与此同时，美国社会并不认可永恒不变的制度，对商业推广、物质利益的追求大于政治“**”，这都造就了美国出版业本身偏向行业自治、商业利益优先的特点。
分散的出版权力造成的另一个后果，是美国办报相对容易，低下的从业门槛也造成了办报人地位、教育水平参差不齐的现实处境。托克维尔指出，美国报人的宗旨，是以“粗暴的、毫不做作的、单刀直入的方法刺激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感情，不以道理诲人，甚至攻击人家的私人生活，揭露他们的弱点和毛病。”结合托克维尔一直忧虑的多数人的无限权威，虽然分散出版权力很难让多数人的意见聚合在一起，但这种对于言论的轻佻态度必然会引发一定的后果，而19—20世纪形成的黄色新闻潮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托克维尔的预测。
托克维尔以对出版自由的谨慎的态度，分析了当下出版人狭隘与不足，从而推动了美国出版行业自律的形成。当时的美国，出版社数量日益增多，出版业身欣欣向荣的同时，也面临着潜在的过度自由的威胁。托克维尔的前瞻性解读，以及其著作的巨大影响，让每一个出版人能认识到自身在传播知识中的作用，从而形成一种互相监督的集体共识，而这个精神也在美国后来的扒粪运动中被正式确立，推动了“为言论负责”的公民道德风尚的形成。
而另一方面，托克维尔的出版自由观为美国出版法规的形成开创了传统，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通过，“出版自由”被确立为一种不可侵犯的特别权力，而“事先限制禁止”，也封死了行政干预出版的法律可能性，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众为自由集体欢呼的背景下，托克维尔觉察到了分散的出版权力、互相攻讦的出版人，以及来自民众的另一种暴政对这种自由的威胁，防微杜渐地对这种出版局面进行提醒，而这也确实促进了美国整个出版业的良性发展，让其不至于因为缺乏规则，而沦为失控的言论集市。
与其他政治学家相比，托克维尔更擅长结合人的精神层面剖析社会的变迁，因而在选文的第二部分，托克维尔结合“美国的出版自由”，分析了其对公民观点形成的影响。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演进中，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受众才是出版业真正期待的受众，作为出版物的购买者和传播者，每一个公民都应该独立自主，而不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托克维尔却认为，在美国出版自由的环境下形成的见解经常比在其他地方受检查制度影响形成的见解更为坚定，这意味着在看似没有历史包袱的美国社会，未必没有思想僵化的“顽固受众”。
托克维尔假定，当民众相信一种见解正确，并且是由他们选定的，他们就会对这种见解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这一现象，被托克维尔称为“自信处于两端，而怀疑居于中间”，第一阶段的自信并不是基于民众的深入调查，而是一种死守信条的执拗，只有经历新思想的洗礼，普遍怀疑的盛极一时，人类理性的累积性发展，才能抵达完整的、深思熟虑的意见自信。而在眼下，大多数民众的自信依旧附着了“无知者无畏”的非理性因子，这赋予见解更强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甚至成为了“多数人暴政”的基础。
可以说，托克维尔借由这群自信的公众，表达了他对整个美国出版受众的忧虑，良好的出版业除了商业价值，应当具备一定的教育和社会意义，推动公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带动整体品味及批判性思维的发展。托克维尔对受众的忧虑反过来提醒出版业，应当留意受众的思考状态，从而选择性地相信他们的判断力，不能盲目成为受众的附庸，或是为迎合他们无限膨胀的需求而放弃应顾及的社会责任。可以说，在推崇个人主义至上、商业活动天经地义、缺乏历史积淀的美国，这个充满欧洲人文气息的考量，为美国出版业如何与其受众互动做出了调节，即便放眼当下，也依旧是发达的美国出版业应当反思的问题。
出版自由的浪潮是不可逆的，也必定会在北美大陆生根发芽，但稍有不慎，民智未开或是过分迷信集体权威，都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在这层语境中，托克维尔的担忧最大的价值，在于尽最大努力保持民主的同时，防范出版自由的滥用。
（刘力铭）
[1]美国的陪审团制度来自于英国，负责裁定案件事实，陪审团权利载入了宪法第七条修正案。
[2]人民主权理论：指国家或政府的最高权力来源于人民，最终属于人民，并且这种来源是政府或国家权力的合法化依据或前提。
[3]截至1830年，美国人口约1290万，城市居民约占7%，2500人以上的城市约70个，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
[4]悔：应为“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