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 对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总体思考（第2页）

中国古代藏书事业兴起早，发达程度高。但历代多坎坷劫难，早在隋代牛弘就提出“五厄”之说：一为秦始皇焚书，二为西汉末赤眉入关，三为董卓移都，四为刘石乱华，五为魏师入郢，梁元帝自焚。明代胡应麟续上“五厄”：隋大业十四年（618）江都焚书为一，安禄山入关为二，黄巢入长安为三，靖康之难为四，南宋末伯颜南下，军入临安为五。明代以后，近人祝文白又续上“五厄”：一为李自成之陷北京，二为钱氏绛云楼之烈焰，三为清高宗之焚书，四为咸丰朝之内忧外患，五为民国中日之战役。事实上还远不止这十五厄，我们还可以再补上五厄、十厄……图书事业的兴衰确实与历史环境息息相关。我国古代社会始终处在分裂、统一，再分裂、再统一的过程中，每次战乱都给当时的图书事业带来沉重的打击，图书的聚散总体呈波浪形曲折发展。历代图书的生产量与累积数均是一个无法确估的庞大数字，但历代图书遭受的劫难与损失也至为惨重，世所罕见。尽管图书聚积和散失率极大，但人们坚信“书籍聚散自有其一定不移之数，一聚必有一散，乃物之常理”，“一旦治平，当有兴集”。书厄激发人们以更大的努力收集图书、保护图书。春秋时老子为公藏职官——柱下史，可称早期图书馆长。“学富五车”的惠施为早期私人藏书家。历代藏书楼和藏书家数以千万计。在古代典籍的修复保护方面，先人也总结了不少经验。明嘉靖年间修建的皇家档案馆皇史宬，保持了“金匮石室”的传统，并有防火、防水、防潮、防盗、防晒、防虫等一系列保护图书的措施。同期的另一建筑——宁波范氏天一阁是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也有许多保护图书的手段和定制，后来成为乾隆为藏《四库全书》而建七阁的范本。

8。中国很早就建立图书编纂机构和出版管理制度，编纂了多部可称为世界之最的巨帙大书。

自从有了图书出版活动，就必然相伴着对图书事业的建设和管理。商周时“学术在官”，图书的编辑使用集中在奴隶主贵族小范围之内，政府还设立了盟府、册府、府库、秘室等藏书机构，并设立书言记事掌管书籍的史官。秦穆公时大力倡导“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可是到了秦孝公时，商鞅就有“焚《诗》《书》，而明法令”。秦始皇时统一文字，下令焚书禁书，也是一种管理。汉高祖“令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章芝立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并由萧何建天禄、石渠、麒麟三阁藏书。汉武帝“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广征天下遗书”。汉成帝命刘向校理藏书，编修国家书目。东汉延熹二年（159）设秘书监，专门“掌典图书古今文字考核异同，以其掌图书秘记，故曰秘书”。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数百年间，大都设立秘书省、秘书监，下设秘书丞、秘书郎等掌管国典。印刷术发明之初，并未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唐文宗下令禁止民间私刻日历。五代开始对印刷术加以利用，大规模刊刻儒家经典。宋代几乎每一个皇帝都颁布过关于出版管理的诏令。元代刻书要先送审，得到批准才能出版。明代对出版管理较为宽松，明太祖开国即废除了书籍税，只不过下令每家都要保存他本人编的《大诰》。清代大兴文字狱，同时又设馆监阁，集历代刻印技术之大成，出版了许多精美的巨著。在图书出版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是很值得总结的。

巨型类书、丛书的修纂是古代中国博大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显示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宏富、图书事业的兴旺。中国最早的一部类书是三国时的《皇览》，规模宏富，有800多万字。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初学记》《白氏六帖》等保存至今。宋代又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玉海》《太平广记》等类书。明代《永乐大典》堪称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计22877卷、11095册，37000万字，清代康熙年间官私编修了数十部大类书，影响最大、体例最完备的当数《古今图书集成》，被国外称之为《康熙百科全书》。另一个大部头就是乾隆时官修的大丛书《四库全书》，收书3461种，79309卷，计99700万字，实为世界之最。

9。中国已有2000多年的图书发行的历史，很早就出现了书业广告、稿酬、版权意识。

中国图书的商业流通，至少在西汉就已存在。当时长安的“槐市”便是早期的图书交易市场。编撰《方言》的扬雄曾提及当时的“书肆”，东汉的王充由于“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纸写本时期，生产和销售书籍的主体，是以抄写经书为业的“经生”和受雇抄书的“书俑”。由于抄书比读书更扎实，所以他们中间出现了班超、王复、阚泽、刘芳、崔子元、陶贞宝、王僧孺等一批成材人物。不过直至印刷术趋于实用并迅速普及的唐宋时期，书籍的交易事业才渐趋繁荣成熟，包括广告在内的各种商业手段在此时得到大量运用。初始的书业广告理所当然地作为一种经营谋略的运用而产生，当时的广告以牌记形式为主，或印在扉页前，或印在序后卷末，往往字体粗大醒目，周围饰以种种花边栏框以吸引读者。内容上，广告文字大量增多，用语日益讲究，直面读者，招揽生意的公关意识已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措词不尽相同，常以标榜校对精细、内容准确无误、大字便观易览为号召，严格地说与现代意义的广告确有一些差距，但其中包含的商业广告功能却是不容否认的。后世书业广告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沿袭、改进、发展起来的。

随着出版事业的发展，版权观念及实践在印刷发行空前繁荣的南宋时期开始出现。王称《东都事略》第一次刻印在南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上有牌记曰“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共十六个字。这是迄今发现我国（也是世界）最早的版权实例的记载。宋末还有祝穆《方舆胜览》、段武昌《丛桂毛诗集解》等版权保护案例。

10。中国的版本、辨伪、辑佚、校勘、目录等治书之学发达，硕果累累。

这几门学问都是围绕图书出版印刷活动展开的，大体始于造纸术发明之初的汉，兴于印刷术普及之时的宋，到清代达到鼎盛。不仅涌现出一批批著名的版本校勘名家，而且还将经验总结形成理论、方法进而留下了丛书、书目等成果。仅以目录学为例，中国是最早有图书分类目录并最早建立目录学的国家。

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分类目录是西汉刘向编的《别录》及其子刘歆完成的《七略》，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分类目录。除总序辑略外，有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条理清晰，井然有序。“略”下分38个小类，系统完整，轻重平衡，反映了当时的出版物状况及学术水平。两晋时期七分法向四分法转变，到唐代魏徵编《隋书·经籍志》时，正式确立了经、史、子、集四部类名及细目。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类目更加分明，四分法已臻完善。我国目录学推崇的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使每一部书目都是一部学术史。在种类上，有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藏目录、专科目录、特种目录，每类都是一个大系列，均有各自的特点、源流、价值。以特种目录为例，又可细分为个人著述目录、地方文献目录、丛书目录、禁书目录、刻书目录、版本目录、善本目录、举要目录、解题目录、辨伪目录等。仅以历代史志目录利用而言，据正史艺文志，我们可知一代藏书，也可知一代著述，还可了解古今图书的存佚及学术著作变化情况。我国的目录学及其他几门治书之学都称得上是博大精深，值得深入钻研。

本文节选自《出版科学》2001年第2期，第61—64页。

【导读】

本文为我国当代著名编辑出版学家、图书馆学家肖东发所著撰，于2001年5月15日在《出版科学》上发表。

肖东发（1949—2016），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祖籍天津，197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留校任教。他在中国书史、中国藏书史、中外出版史和年鉴学研究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先后撰写了50多本学术专著、发表了近300篇学术论文。曾出版《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中国编辑出版史》等著作，担任《中国出版通史》的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肖东发也是我国的编辑出版教育的开拓者之一，是编辑出版专业成立的推动者之一。曾任原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专业教材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编辑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并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聘为出版学专业硕士学科指导委员会委员，为我国编辑出版教育工作做出了极大贡献。

本文节选自肖东发的《对中国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总体思考》的上半部分，主要内容是对于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十大特征总结，该文下半部分阐述了中国古代出版印刷文化的缺憾及其对现代化的影响。他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出版印刷，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古代图书及印刷技术进行追根溯源式的探究，而是应该纵观全局，从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透视其发展、变革脉络，总结其兴变盛衰的规律，即“总结经验，研究规律，以史为鉴，促进繁荣”。

此选文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国古代印刷文化的鲜明特点。作者从十个维度阐明了我国古代图书出版印刷文化在世界出版印刷史上举世无双的历史地位。

首先，中国是文字出现最早的国家之一，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一脉相承，从未中断，始终保持着生生不息的活力与创造力。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汉字字形稳定，字义明确，一直延续至今。虽然中间也经过隶变、简化等若干变化，而且古今文字在形体上也有所不同，但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在顽强地保持自身传统文化特征的同时，它又善于变通，善于吸纳，不断地汰旧创新，以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其次，在印刷事业与印刷技术的发展方面，中国古代印刷事业最先发达、最早普及。作者认为中国图书起源于夏代，而有图书就有原始的编辑出版活动。而后出现的文化活动例如佛教寺院的图文复制活动，学校、书院、民间刻书业均带动了印刷事业的发展。汉代造纸术发明，解决了载体材料的矛盾，但是图文复制技术的落后阻碍了图书的传播流通。在捶拓和印章技术的启发下，我国古代手工业者终于发明了印刷术，在其后发展过程中，出现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套版印刷三种技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

最后，在图书载体、类型、出版管理等方面，古代中国均领先于同时代其他民族国家。我国古代载体材料众多，包括龟甲、兽骨、青铜器、石碑、竹片、木板等，东汉末纸张成为通行材料。我国最早发明造纸术，其发明不仅促进我国古代的图书生产与流通，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文化的普及。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典籍最多，图书类型最丰富的国家。据统计，仅西汉到清代的中国古籍就有18万种，236。7万卷，并且中国古代图书品种繁多，形式多样，体例富有变化，其中经学、训诂、小学、音韵、方志、家乘等许多类型是国外所没有的。中国书籍既注重实用，又注意美观，讲究装帧设计，图书形制的发展呈阶段性特色，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受历史环境影响历经磨难，但是古人发展出多种方式收集与修复图书，在此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图书事业的建设管理方面，中国很早就建立了图书编辑机构和出版管理制度，并且历代统治者都颁布了相应的诏令。巨型类书、丛书的修纂直接显示了中国古代文献的宏富、图书事业的兴旺。中国图书的商业流通，至少在西汉就已存在，推延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书业广告在唐宋时期得以大量运用，稿酬、版权意识逐渐萌芽。中国的版本、辨伪、辑佚、校勘、目录等治书之学发达，硕果累累。自造纸术发明之初至印刷术普及之时再至清代，中国不仅涌现一批批著名版本校勘名家，还形成系统理论，进而形成丛书、书目等成果。仅以目录学为例，中国是最早有图书分类目录并最早建立目录学的国家。

本文使用了大量的历史事实，逻辑严密地阐述了中国古代图书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变化，总结了其历史特点，是我国当代研究古代图书出版印刷文化的重要原著。

（张雅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