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 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和编辑大意1（第2页）

第六课至第十课每半课八字；

第十一课至第二十课每半课十字；

第二十一课至第三十二课每半课十二字；

第三十三课至第四十课每半课十四字；

第四十一课至第四十七课每半课十六字；

第四十八至第五十课每半课十八字；

第五十一课至第六十课每半课二十字。

一、本编每课文字，必取其类似而相连贯者。然每句之中，又各可分开解释，以便讲授。

一、本编虽纯用文言，而语意必极浅明，且皆儿童之所习知者。

一、本编不采古事及外国事。

一、本编所述花草景物，预算就学时期，顺序排列，使儿童易于随时实验。（以下各册均仿此）

一、本编德育之事，注重家庭伦理，使儿童易于实行。

一、本编智育之事，只言眼前事物，不涉机巧变诈，以凿儿童之天性。

一、本编颇重体育之事，以振尚武精神。

一、本编多及学堂事，使儿童知读书之要。

一、本编多及游戏事，使儿童易有兴会。

一、儿童最喜图画。本编插图至九十七幅，并附彩色图三幅。使教授时易于讲解，且多趣味。

一、本编每半课中，其文字图画，必在一开之内。俾省翻阅之劳，以便儿童诵读。

一、本编以空格断句。每句必在一行之内。诵习时，可免错误句读。

一、本编用初号大字印刷，俾儿童不费目力。

一、洁白有光之纸，易伤儿童目力。本编用纸，只求结实耐用，不事外观之美。

一、本编为学生课本。另有教授法一册，按照课数编次，凡诵读讲解习问默写联字造句等法，无不详备。其稍深之名物训诂，皆细加诠释，与本编相辅而行。教员得此，按法教授，尤便应用。（以下各册均仿此）

一、本馆另编习字帖。所习之字，与本编选用之字相同，使儿童随读随写，较易习熟。

本文节选自《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二卷，宋原放主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33—537页。

【导读】

商务印书馆依靠新式教科书起家，在出版史上是公认的事实。当时正值庚子事变后，清廷力图改革教育，一时间废科举、兴学堂的潮流，带来了庞大的教科书市场。起初，为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南洋公学曾出版了一套《蒙学课本》，文明书局也编写了《蒙学读本》，但二者或模仿国外，或内容较深，均不太适合儿童心智发育程度。而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版的《最新教科书》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教科书，一直发行至1911年年底，其发行量占当时全国课本份额的80%。这套教科书奠定了我国近代教育教材的基本格局。

清末，未兴办新学之前，我国的儿童读物分两种：一是“启蒙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神童诗》《幼学》等；二是科举考试用书，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辞之类。据吴研因《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一文评价，这些书文字艰深、陈义过高，使得儿童七八年时间耗费在死记硬背上，结果除培养出少数“通儒”外，于国家科学文明进步帮助甚小，无法做“增进智识的食粮”。而商务印书馆的《最新教科书》与传统蒙学读物截然不同，它是以全民教育为目标，注重知识传授与能力养成，从简到繁、循序渐进，是我国小学教育从私塾制走向学校制过程中具有开创性的一套教科书。

在《编辑初等高等小学堂国文教科书缘起和编辑大意》文中，“缘起”部分介绍了此套书的缘起、册数（当时学制九年共18册）、适用儿童年龄、课文内容涵盖、思想倾向，从中反映出该套书编辑的教育理念：虽为国文课本，但不仅仅是教认字作文，更着重“育人”，凡有关人格养成、爱国和文明开化的内容均涉及之，并且循序渐进、注重趣味性。在“编辑大意”中，它指出了国文教科书第一册的编辑之难——要适合脑力薄弱的儿童渐入文字的领域，摒弃了十八项不适宜的原则性选材、编辑做法。特别之处，除了课本内容，鉴于当时新式教育尚在雏形、国家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这些编辑还针对儿童的程度，提出了每日、每星期、每半年的教学进度。

值得指出的是，商务印书馆参与这套国文教科书的策划、编辑的均是从事过教学实践，而且中西学养深厚的知识精英，他们提出的这套做法，可谓是近代出版界首次提出儿童语文教育选材编辑出版思想，具有独创性，为后来语文教科书编辑出版做出极大贡献。

商务印刷馆为了这套教科书的编写、出版，付出了极大的艰辛与一丝不苟的努力。据这套书的重要编辑者之一的蒋维乔回忆，商务印书馆两位核心人物——张元济、高梦旦亲自出马，为了编这套《国文教科书》，采取圆桌会议的方式，“先定根本计划，彼此详悉辩论。恒有为一原则讨论至半日或终日方决定者”。这些原则涉及第一册每课的生字选择（笔画数目）、每课的字数、行文断句；杂采各种儿童有兴味的材料，各册60课中各种历史、地理、修身、卫生等事的比重，课文图画的特点等，可谓“无微不至”。大原则确立得详细明晰，编辑操笔作文时就必须经过精深考虑方能落笔，再经过圆桌会议的评判，方能定稿。这样不厌其烦、不惜成本（采用包办做法的读本，每册成本60元；而商务印书馆算上“圆桌列席人”代价、绘图制版印刷纸张等，数十倍于包办）的努力，后来证明是极有远见的。新版《最新国文教科书》在1904年1月推出后，立即受到全国各地学堂普遍欢迎，不到两周5000册订购一空，一个月后第二册出版，两年间又陆续出版了第三册至第十册。于是，之前的各种儿童启蒙读本渐渐失去市场，而且在20世纪20年代白话教科书之前，各出版机构编写的教材“大率模仿此书之体裁”，包括1907—1908年清政府学部所出的教材。[4]

当时与这套国文教科书齐名的，还有商务印书馆编写的《修身教科书》。这套书的编辑计划也十分完备：初小第一年全用图画，二册始用格言，三册引用古事之可为模范者；每课附以图画。高等小学教科书四册，皆采用历史中可“身体力行”之事实并附以现代伦理，同时还出版“教师教学法及挂图”。

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同人秉持“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志向与抱负，使得商务与一般以营利为目的书局截然不同。民国以后，国文教科书进步较大，表现为白话文崛起、儿童文学（寓言童话等）、民族思想和科学精神日益彰明等，而这些均与商务印书馆初期开创者们的见识和努力密不可分。

（曹晶晶）

[1]《最新初小高小国文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系列课本中的一部分。《最新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也是我国第一套完整的中小学教科书，从1904年开始陆续出版，仅初、高小就有11门32种156册，是当时我国小学教科书课目最完备的一套课本。从1904年一直发行到1911年年底，发行量占全国课本份额的80%。它不仅课程、年级完整，而且每种每册都编配有供教师使用的教学法，对从学塾制的教学转入学校制的转变过程起了重要的辅助作用。《最新教科书》所开创的体例、规制，有些直到今天还在被延用。《最新教科书》的各门功课均有缘起和编辑大意。由于教科书历来不被藏书家和图书馆重视，所以现在已很难找齐，此处仅录《国文教科书》一种，以管窥豹。

[2]商务印书馆1904年1月出版的《最新国文教科书》是我国小学课本最早增加配合课本教授用的，与每学科、每册课文相适应的教授法用书。教授法就每课课文如何备课告诉具体方法并提供教案，提供老师可能缺乏的相关材料，并帮助老师充分了解课本每课课文的设置的意图，以使老师更好地实施教授。同时每课都告诉老师教授新课时如何让学生回顾旧课、开始新课步骤、提问和作业布置。在从原来由塾师担任传统启蒙任务向由教师教授新式教育而缺少合格师资的过渡时期，此举不仅对学校教育有积极意义，而且出版者也因而获得了成功。

[3]我国新式教学学年，因循旧时学塾习惯，学年从新年开始，并均分为两学期。辛亥革命后，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建立，当年学校3月1日学年、学期同时开始，称为“春季始业制”。1912年9月，民国教育部规定改行“秋季始业制”，学年从8月1日起至次年7月31日为1学年。当时已过8月1日，秋季始业是从1913年9月1日开始实行，除中间稍有变换，一直延续至今。

[4]以上材料摘自蒋维乔《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1897—1905）一文。原载《出版周刊》第156号，1935年出版。转引自《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284～28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