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文 在出版界二十年（第2页）

在他的贤明审判之下，并不处罚，也没有将刊物没收。虽然这次是我们胜利了，可是胜利属于你，麻烦也就会使你更多，多得你一定要放弃你所探求的理想的“公理”，仍得施用手腕，待他们感到一定限度的满意的时候为止。

为着硬干，为着保障胜利，我们以巨大代价聘请一位英籍律师阿乐满为法律顾问。（这时候中国律师还不能出庭。）不料在短短的六个月中，我们被控诉的刑事案件，竟多到七次；每一次又不能当堂了结，常常要拖到好几庭，每一庭的距离又要隔一星期。这样，七次刑诉案件，从开审到判决，差不多平均每一个星期要上一回“公堂”（会审公廨）。

判决都是处罚金的，很有趣，他们用的是累进法：例如你第一回处罚的数目是十元，第二次就得罚你二十元，第三次，当然是四十元了。不论你所犯的“妨碍风化”的程度，这一次是否比上次严重，或是无所谓。七次中，最高的纪录处罚到一百六十元。

在租借协定未签订以前的会审公廨，真有些滑稽。如果随时跑去旁听，常常会使你发出会心的微笑——假使想替《论语》找点幽默题材的话。

麻烦会使你工作停滞，患着所谓“歇斯底里”症的。“公理”在这里是找寻不到的了，手腕还得施用一下。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为想增进你的工作，或者要做些比“妨碍风化”还要严重些的营业的话，在施用之后（当然要办到最低限度的满意），也就可以“百无禁忌”了。

我记得有一次为郭沫若先生的一本《水平线下》后部里有一篇《盲肠炎》的论文，我曾经“自愿”一次孝敬过三百元大洋。平均计算起来，差不多每千字要花上八十多元钱，好贵的稿费呀！

回光返照与黄金时代

民国十二三年（1923—1924）间，新书的销行，才渐渐抬起头来了。同时“礼拜六派”的势力，也到达“回光返照”时期，全国的读者很明显地分成两个壁垒。

其时创造社同人已与泰东图书局分离。文学研究会却由沈雁冰先生在恽铁樵之后，接编《小说月报》，改为新文艺刊物。更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扩展计划，和共学社一起努力著译各式各样的丛书。接着杨贤江先生接编《学生》杂志，章锡琛先生接编《妇女》杂志，这是商务印书馆走向新的方面最活跃的时代。中华书局则由张东荪先生主编的《解放与改造》之后，也大量印行社会科学丛书。谨慎独步的亚东图书馆，仍在胡适之先生协助之下，埋头于中国通俗旧小说的考证和整理，造成铅粒的“亚东版”。对这“亚东版”的谨勤工作，我们不能抹杀汪原放先生的苦干精神！为一部小说的校点费一年半载的时间，和十次八次重复的校对，是常有的事，这是“亚东版”之所以可贵，但也是被标点书商粗制滥造所打败的致命伤。

除这三家书店以外，再也找不出一家新的书店了，也没有一个新的出版社。

一直到十三年（1924）六月，光华书局才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于上海四马路。十四年（1925）夏，北新书局从北平移植来沪。同时开明书店也由妇女问题研究会改组扩大而为正式的书店。

被推为新文艺书店老大哥的北新书局，十三年（1924）秋创始于北平李志云老板的住宅——翠花胡同，除贩卖各地出版的新书刊物外（那时武昌有一家书店曾刊行过几本《黄鹤楼头》等新文艺书，但不久即告消沉），自己编印十几本民间故事小册子。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近水楼台，在拉稿上得到许多便利。鲁迅的《中国小说史》《小说旧闻钞》等陆续归北新印行，声誉日隆，营业也日见发展，遂于十四年（1925）夏将总店从北平搬到上海来。先在宝山里租下房子，随后就开设发行所于四马路麦家圈口豫丰泰酒馆的楼下。（这地段还曾经开过一家张竞生先生提倡美的人生观的美的书店。）

开明书店的前身是妇女问题研究会。十四年间，章锡琛脱离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就在自己的住宅宝山里内继续刊行《新女性》月刊，同时也另印几本妇女问题丛书。当时是没有发行所的，《新女性》的发行归光华书局代理，直到正式用开明书店牌号在望平街上开张之时为止。

“回光返照”期的“礼拜六派”，在出版物的势力上估计，确比脆弱的新书业为宏大，无论杂志和书籍的销行，也比新文艺更为广远。最占优势的，要推号称三大教科书业之一的世界书局。

民国十年（1921），沈知方先生以大刀阔斧的雄略，撇开其手创的广智书局，扩大而成世界书局。抓着社会的弱点，利用读者的惰性与迷信心理，用滑稽的手腕，出版《鬼谷仙子》等神秘玄学书；更以“红屋”为号召，请有广大的小市民层读者的《快活林》编辑严独鹤先生主编《红》杂志。向行将没落的“礼拜六派”注射强心针，施用大幅的广告术，造成一度的“回光返照”，苟延二三年的寿命。

《红》杂志确有它广大的销路。更从官僚军阀高压下因无力反抗而形成幻想的社会意识，大量出版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行为为中心的江湖奇侠传等；以秘密结社，劫富济贫等行动为主干的帮会小说；以桃色纠纷的新闻事件，或带有侦探小说意味的事实和空想的许许多多小说书，倒也能够号召某一时期的记者，而获得意外的收获。

同时，大东书局由周瘦鹃先生重编“礼拜六派”杂志作为尝试的《半月》开始，接着刊行包天笑先生主编的《星期》，也各有相当的销路。并出版以恋爱问题或感伤主义为中心题材的“紫罗兰丛书”。它小巧玲珑的样儿，颇引起少男少女们的爱好。

这是结束“礼拜六派”命运的“回光返照”时代的轮廓。

在民国十五六年（1926—1927）大革命**前后，这畸形发展的趋势就有了极大的变化，很快地和必然地被消灭了！

从民国十四（1925）至民国十六年（1927）的三年间，我们也可称它为新书业的黄金时代。

革命策源地——广州，是惟一的销书市场。上海，虽在孙传芳、李宝章等高压之下，但是他们对于出版物是不在心上的。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一样地平安在上海流行着，其他的文艺读物当然更不成问题了。《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共产主义ABC》和其他关于社会运动、国际运动等新书，非常畅销。漆树芬先生的一部二十万言的《经济侵略下的中国》是那时挺风行的一部名著。

黄金时代里第一个发现它因而赚到大量黄金的，是张秉文先生——一位别有作风的出版商。他拥有太平洋印刷公司，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力，编印一部“中山丛书”，印成后就自己带到广州去，这是广州每一个民众都需要的一种粮食。更跟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进展，在湖南、江西、汉口，各重要都市倾销这部巨著。只就这一部书而论，少说些也赚上十万八万元大洋了。

走着同样路线，也获得一批大财的是大中书局的老板黄长源先生。此外，上海的新书店，旧书店，凡是能够弄得到印刷机器的，无论谁，都马上可以发财。同样，印刷所的老板们也可以靠此发财，因为这些书都没有版权的，书店可以印出来发卖，印刷所里也可以印出来发卖。而且只要你有法子印出来，不怕没有销路。

革命军占领武汉时，长江书店就在上海装了几十箱新书在后城马路开张，仅仅三天时间就关上铁门了。所有的新书卖得精光。

这以前，除商务、中华、亚东外，上海的新书事业真是贫弱得可怜，新书的产量固然很少，就是每一种的印量也非常地少。可以销行的，一版印上两三千本，普通五百本一版一千本一版也很多。到那时候，广州、汉口两处同行的添书单子，已改为电报了，一添就是每种三千五千本。销路是有着落了，但是哪一家有这么多存书呢？没有，就得再印，然而，每一家印刷所里的印刷机器上，全张的，对开的，甚至于四开的都在一批又一批地印着《三民主义》或《中山全书》，哪有空余时间来印你的短版生意呢！所以虽在这样满地滚着银子的黄金时代，而实际上赚得黄金的是有印刷所的或与印刷所有密切关系的新兴书店，并不是真正已经开在那里了的新书店。不过话得说回来了，无论如何，在这时期中多少都沾些光，有门市发行所的，买书的主顾确实增多了，就是向来对于新书不感兴味的工商界也要为明了“三民主义”或“共产主义”而读书了。就是过去不易销去的新书，这时候也连带地比平时多销去几本了。狂热的情形到十六年（1927）清党运动以后才一落千丈，此后的新书业，真度着艰苦困顿的日子，那种痛苦（精神的和物质的），恐怕只有在这时期中的出版家才真正尝到。直到“八一三”抗战发动后，再度抬起头来。

本文节选自《在出版界二十年》，张静庐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6—87页。

【导读】

张静庐（1898—1969），出版家，浙江镇海（今属宁波）人。早年撰写“礼拜六派”小说，之后曾任天津《公民日报》、北京《公民日报》、上海泰东图书局、上海《商报》编辑。1924年与人合资创办光华书局，1929年创建上海联合书店，1931年与洪雪帆合办现代书局，均任经理。1934年创办上海杂志公司，任总经理，除代办代订全国出版的各种期刊外，还出版《译文》《作家》及“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等十数种书刊。1943年任重庆联营书店总经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出版总署计划处副处长、中华书局近现代史编辑组组长等职。辑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史料补编》7编8册。著有《中国小说史大纲》《新闻学概要》《落英与狂蝶》《在出版界二十年》等。

在《在出版界二十年》中，张静庐先生“以个人事业变迁为经，多量地采入当时作家们与书店之聚散离合为纬”，为我们展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版事业的兴衰变迁。他以个人经历为出发点，讲述了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界的掌故，介绍了“礼拜六派”、创造社等文学流派的发展。从作者的娓娓道来中，我们得以窥见民国时期的社会风貌以及上海作为文化中心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此选文部分记述了张静庐与朋友们创立光华书局的过程。最初，张静庐欲倡办《西湖晚报》，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能付诸实现。之后，在沈松泉和卢芳“办一个出版部”的提议下开始筹划创立光华书局。光华书局在只有二十五元筹备金的情况下艰难起航，缺乏资本，没有账底，但这些都掩盖不了它成为上海第一家新书店的光芒。光华书局印行的“幻洲小丛书”、《幻洲》半月刊与同时期的其他书籍刊物不同，娇小玲珑、设计和装帧都非常考究，其时颇受读者欢迎。然而，因出版管理乱象丛生，张静庐也为此背上“妨碍风化罪”的罪名，“吃了很多官司”。图书业的发展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形势变动的影响。民国十二三年（1923—1924）间，“全国的读者分成很明显的两个壁垒”。“礼拜六派”的势力“回光返照”；新书业渐渐崛起，炮火中的革命催生了庞大的印刷利润。光华书局无疑切中时代命脉，成为文化运动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此选文勾勒出了民国时期政治变动和思想激**的侧面像，为我们回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图书出版业的发展状况，“礼拜六派”文学、新书业的兴衰起伏提供了清晰的线索。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混乱无序的出版界，没有专门的出版管理机构，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没有“公理”。要想顺利从事文化事业，就必须有“手腕”。出版乱象还包括对版权的无视。张静庐谈到1925年到1927年“新书业的黄金时代”时说，“上海的新书店，旧书店，凡是能够弄得到印刷机器的，无论谁，都马上可以发财”。可见，当时的出版业盗印、抄袭横行，经营环境很是恶劣，这与体制的匮乏、立法的残缺都紧密相关。不得不说，出版人是在夹缝中艰难地求生存。

（李纯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