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葛兰西的文化美学思想（第2页）

葛兰西还主张从“审美的”和“历史的”两个层面上认识文学作品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文学应当既有深厚的历史内容，又能通过各种艺术手段把这些内容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使之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从而使读者能从中得到审美快感。这样，从历史的和审美的层面上认识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既有力地反对文学创作中干巴巴的政治说教倾向，又对当时意大利文学中盛行的浮夸华丽、矫揉造作的文风进行了有力的针砭。

不过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关系问题上，葛兰西有时也有论述欠准确之处。例如，他认为：“‘美’是不够的。需要一定的思想和道德内容，并使之成为一定的群众——即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的民族—人民——的最深沉的愿望的完美和充分的反映。”[18]在这里，他把美与“一定的思想和道德内容”割裂开来，这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美并不只是形式，它同时也包含了思想内容。

（三）坚持真善美统一的文学批评标准

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应当尽善尽美地结合起来，这既是葛兰西对于内容与形式关系的基本看法，又成为他所主张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基本标准。他深刻地指出：“实践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葛兰西在狱中写作时不得已而采用的代用词）的文学批评，必须以鲜明炽热的感情，甚至冷嘲热讽的形式，把争取新文化的斗争，即争取新的人道主义的斗争，对道德、情感和世界观的批评，同审美批评或纯粹的艺术批评和谐地熔于一炉。”[19]葛兰西通过对于意大利文艺批评的历史经验的总结，特别是通过对克罗齐的批评与德·桑克蒂斯的批评加以比较，进一步深化了他所主张的文学批评应熔道德、情感批评与审美批评于一炉的观点。他认为，桑克蒂斯的批评是一种把道德、情感的批评与美学的或纯粹艺术的批评融为一体的“战斗的批评”，而克罗齐的批评“则把形式等同于内容，割裂了文艺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只是一种‘冷若冰霜’的美学批评”。

葛兰西认为，文学批评应当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分析、评价作品。他对乌哥·福斯科洛，皮兰德娄等作家以及未来主义等文学艺术流派的分析就是自己理论主张的一些成功实践。他还提出一种文学批评的“距离”说，认为对“经典作家”的作品应当保持某种距离，才能对这些作品正确地进行批评。在评价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他正是采用一种批判的眼光，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在激赏托尔斯泰杰出的艺术天才的同时，又对作品中的某些思想内容作出了恰如其分的批判。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到，葛兰西结合意大利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文化学美学思想，包含着许多深刻的理论观点，在一些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不过其实践一元论哲学亦有偏离唯物史观的失误，而且限于当时恶劣的写作条件，他对不少重要的文艺理论和美学问题未能充分论述，有些观点也存在着片面性，这是应当予以注意的。

[1]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2]同上书，174页。

[3]参见葛兰西：《狱中札记》，58页。

[4]莫菲编：《葛兰西与马克思主义》，33页，伦敦，1979。

[5]《回到德·桑克蒂斯》，见葛兰西：《论文学》，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6]葛兰西：《狱中札记》，80页。

[7]同上书，16页。

[8]同上书，51页。

[9]葛兰西：《狱中札记》，8页。

[10]葛兰西：《狱中札记》，52页。

[11]同上书，49页。

[12]同上书，51页。

[13]葛兰西：《论文学》，3页。

[14]葛兰西：《论文学》，36页。

[15]同上书，47页。

[16]同上书，146页。

[17]葛兰西：《论文学》，44页。

[18]葛兰西：《论文学》，55～56页。

[19]同上书，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