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傅立叶的和谐社会02（第1页）

第二节傅立叶的“和谐社会”02

他把革命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自由”“博爱”“人权”“幸福”等华美约言同革命后的丑恶现实进行比较，尖锐地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自由是“为某个人的自私自利目的而牺牲群众利益的虚伪的自由”[104]，博爱是“夺取两百万条人命的博爱”，“社会契约”不能保障穷人的生存权、劳动权和受教育的权利，“天赋人权”也不过是“在一般公认的自由、平等名称掩盖下的空话”[105]。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是极端的虚伪。实际上，法律就是让大强盗勾结起来抓小偷。“法律对于已供认盗窃了七千六百万法郎的供应商装聋作哑，可是对偷了一棵白菜的穷人爱里桑多却非常严厉，竟然处他死刑。”[106]

傅立叶还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和道德学家。他指出，在文明制度下，道德不过是政治与宗教的“应声虫”和“蹩脚的服务员”，它一直都在为犯罪行为服务，它总是把人们引向堕落的深渊。道德学家们制造了无数的道德体系，其实他们就是一群“无赖骗子”，利用种种自相矛盾的说教、种种极端虚伪的学说来为富人、为统治者效劳。

傅立叶还激烈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婚姻关系，认为资本主义道德的败坏特别表现在两性关系和妇女地位上。他指出，在文明社会中，妇女处于绝对受奴役的地位。婚姻好像是为了犯罪而专门发明出来的投机事业，与商品交易所的交易相类似。妇女要想取得一点微薄收入的工作保证也是不可能的，除了卖**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来源。婚姻中**和婚姻外的**是贫困的必然结果。上流社会在爱情上盛行虚伪风气，往往以通奸和互相诱奸妻子为荣，而资产阶级的法律和道德，却并不惩罚这种行为。在傅立叶看来，“侮辱女性既是文明的本质特征，也是野蛮的本质特征，区别只在于：野蛮以简单的形式所犯的罪恶，文明都赋之以复杂的、暧昧的、两面性的、伪善的存在形式”[107]。

（五）文明社会的产生和存在有其必然性，但它并非尽善尽美的化身，而“只不过是社会长河中的一段”，必然为更高级的社会制度所代替

傅立叶指出，文明制度代替野蛮制度有其历史必然性，而且它比以前的社会制度要好得多，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过重要作用。它创造了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高度发展的科学和艺术，为协作道路提供了动力，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当这种社会制度造成千万种祸害，成为社会继续前进的障碍时，它就丧失了优越性，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在傅立叶看来，那些对文明制度顶礼膜拜的哲学家们的理论都是建筑在文明制度的基础上的，所以，怀疑文明制度就是怀疑他们的理论。一旦发现能够代替文明制度的更好的社会制度，这些理论就会与文明制度同归于尽。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成了文明制度的坚定的卫道士。傅立叶认为，自己同任何学术派别都没有关系，对各家论点都会一视同仁地持同样的怀疑态度。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一棵主干已经浸透欺骗毒素的大树，一切都有缺陷，各方面都已经陷入恶性循环。这是一个“是非颠倒”和“倒行逆施”的制度，“是颠倒世界，是社会地狱”[108]，再也找不到比它更糟糕的东西了。所以，他立场鲜明地写道：“我的目的不在于改善文明制度，而在于消灭这个制度。”[109]

傅立叶按照自己对资本主义批判的逻辑得出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结论，对此，恩格斯曾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傅立叶……仅仅根据对资产阶级的批评，也就是对资产阶级内部的相互关系的批评而不涉及它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得出必须改造社会的结论”[110]，是非常了不起的。同时，傅立叶也是“在正确地认识了过去和现在之后才按照自己的看法想象未来的”[111]。

四、和谐制度愿景

傅立叶的理想社会是和谐社会或称和谐制度，它是傅立叶为了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弊病，摆脱贫困、灾难和不幸，保证人类的“情欲”得到自由、正常和充分的满足而设计的新社会蓝图。

（一）和谐社会的基本单位：法郎吉

傅立叶所设想的和谐社会，是各个基层组织——协作社的总和。傅立叶把协作社称为“法郎吉”（phalange）。在和谐制度下，各个法郎吉之间是完全平等、友好的关系，他们相互交换产品，进行大规模劳动协作，来完成诸如开凿运河、治理沙漠等大型公共工程，并逐步统一语言、文字、度量衡、货币等，甚至“在全球的一切关系中都将达到统一”[112]。

“法郎吉”一词源于希腊语，意思是严整的步兵队伍，傅立叶借用它表明和谐制度有组织的生产和消费活动，以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消费的无政府状态。法郎吉既是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是生产—消费协作组织。法郎吉要把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商业劳动、家务劳动、教育劳动、科学劳动、艺术劳动等七种劳动全部组织起来，形成协调生产经营的完整体系。

傅立叶设想，每个法郎吉的规模可大可小，但正常规模每个法郎吉人数以1600至2000人为宜，最理想的人数是1620人。因为法郎吉应当容纳不同性格的人，以便每种工作都能由性格适宜的人去做。根据傅立叶的计算，人的性格共有810种，为了工作方便，每种性格的人各有一名副职，这样，一个法郎吉就需要1620人。按这样组织起来的法郎吉就可以保证每个人都能找到他所喜欢的工作。

每个法郎吉占地一平方法里，拥有400万法郎的资本。傅立叶主张用招股的办法募集股本，入股者要把自己的资金作股交给法郎吉，并参加法郎吉的劳动。投资者可以是劳动者，也可以是资本家。劳动者除可以把自己的少量资金用于入股外，还可以将自己的土地、房屋、生产工具折价入股。富有阶级、中产阶级都可以自由入股。投资者在法郎吉中享有充分权利和各种生活优待，并且可以得到一部分收入，作为他们投资的报酬。他主张用优厚的股息来吸引大批资本家入股。暂时无钱的贫苦成员可以在参加法郎吉后积蓄一部分钱来购买股票。协作制度下的资金的流动是自由的，法郎吉的股票可以继承、赠送或买卖。

法郎吉以普遍协作代替文明社会的无序竞争，使人们摆脱贫困、痛苦、灾难和不幸，充分满足自己的情欲，得到最大幸福，实现普遍和谐。在和谐制度下，法郎吉就是人们赖以生存、从事生产和生活之所。这是一种城乡结合、工农业结合、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生产与消费结合的新型集体经营的合作组织。因此，弄明白法郎吉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就能窥见傅立叶和谐社会的全貌。

（二）法郎吉的生产活动

法郎吉中有工业、农业和商业生产活动，其中以农业生产为主。法郎吉把农业生产看成“最诱人的生产”，而把工业生产只看成是对农业的补充。傅立叶认为，如果削弱农业生产而扩大工业生产，就会使情欲减弱，失去从引力中取得一切利益的保证。所以，在他设计的和谐社会中，工业生产的时间不能超过全部生产时间的四分之一，而且工业生产不是像文明制度下那样集中于不幸的人群密集的城市，而是遍布全球的乡村和法郎吉中，以便使人们在专心从事工业劳动的时候不至于脱离引力的途径。不过，法郎吉的农业所指的并不单单是谷物生产。在和谐社会里，谷物的消费量将由于蔬菜、水果、肉类消费量的增加而大大降低，这种情形必然对农业的种植产生很大影响，农业不只生产粮食，还兼营其他各种作物和肉食品的生产。所以，傅立叶的农业是一种多种经营的大农业概念。在法郎吉里，人们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工业生产。从全社会来看，只有不同的法郎吉，而不再有文明制度下的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的分野。

在法郎吉中，人人参加劳动。人们按劳动性质联合组成专业队，傅立叶称之为“谢利叶”。情欲谢利叶是各个不同小组的联合，是依照情欲和对某种活动的相同嗜好而结合起来的。法郎吉中志趣相投的成员可以自由组合成若干劳动小组，每组7—9人，几个性质相近的小组联合组成谢利叶专业队。每个法郎吉成员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自由参加三四十个劳动小组，每天可以到六七个小组去从事劳动，时间长短自定，但每天在一个小组的最长劳动时间不得超过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劳动的多样化会克服只从事一种劳动的单调和枯燥，既能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把自己的聪明灵巧贡献给自己比较喜爱的诱人的活动，又能满足人们的最高情欲，即“创造欲”和“竞赛欲”。

在和谐制度下，激起人们劳动热情的不再是物质报酬而是竞赛和精神力量。傅立叶从情欲引力理论出发，认为竞赛是情欲的自然要求，人们天生就有一种竞赛欲。和谐社会的竞赛非常广泛，儿童之间、成人之间、两性之间、劳动者之间、劳动小组之间、谢利叶之间、法郎吉之间，出于荣誉感、爱情等各种高尚的动机，都会普遍展开自然合理的竞赛，从而更加激起每个成员的创造性劳动。由于满足了人们各种情欲的要求，劳动便从文明制度下的痛苦变成了和谐制度下的快乐，变成满足人类最高情欲即创造欲的活动。这时的劳动便完全成了一种娱乐。在法郎吉中，人们的劳动权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傅立叶把劳动看作人的一种情趣，是同娱乐和游戏一样的事情，这样，富人的狩猎、饮宴、种植奇花异草、饲养珍禽异兽，甚至儿童的玩耍、游戏便都成了劳动。傅立叶认为，和谐社会里的脏活和累活应该让儿童去干，因为儿童喜欢运动和游戏，不怕脏不怕累。例如，儿童都有爱玩脏东西、喜欢在泥泞中打滚、不怕讥笑、喜欢抗争的癖性，所以可以安排他们去打扫马厩，刷洗牲口，掏阴沟，清除垃圾，清洗街道，或者到屠宰场去洗刷猪下水等，这样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谁来做脏活累活这个难题。同样，根据富人的性格和情趣，可以让他们去做狩猎、捕鱼、养鸡、摘果、培植珍异植物等趣味性较浓的轻闲劳动，这样一来富人也不会再厌恶劳动和轻视劳动者，而穷人也不会再嫉妒富人。

在和谐社会，劳动组织和劳动方式可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情欲，人们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排干沼泽，开辟运河，使沙漠变成良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由于全部工作都做到了尽善尽美，和谐社会的产品将比文明制度增长三倍、十倍以至百倍，人们的收入也将增加三倍到五十倍，各种产品空前丰富，整个社会的面貌也会迅速改变。

傅立叶的劳动理论虽然带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其中也不乏荒诞可笑之处，但其中所蕴含着的若干预示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重要理念却是非常有价值的。

（三）法郎吉的分配与交换活动

在分配问题上，傅立叶旗帜鲜明地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他指出，在协作制度下，任何平均主义都是政治毒药。不过，他用来代替平均原则的，既不是按需分配，也不是按劳分配，而是“均衡分配”。所谓“均衡分配”，就是把法郎吉的收入按资本、劳动、才能的一定比例进行分配，所以又称“按比例分配”，这是协作结构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之一。在傅立叶看来，如果分配均衡遭到破坏，也就是说，如果资本、劳动或才能的某一方面的报酬过于微薄，法郎吉就会陷入危险，协作制度的整个建筑物就有可能解体。

傅立叶认为，资本、劳动和才能三方面所占的最合理的比例分别是：劳动占512，才能占312或212，资本占412或512。有时他主张把劳动的份额略微提高一些，分别为劳动占36，资本占26，才能占16。傅立叶认为，按照这种比例进行分配，既可以鼓励资本家积极向法郎吉投资，从而增加法郎吉的物质力量，又可以激发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使他们逐渐有所积蓄，变成有产者，同时也能鼓励人们充分发挥其才能，为法郎吉的发展服务。

按照傅立叶的设计，法郎吉的收入有很多，法郎吉成员不一定只得到三种收入中的一种。每个法郎吉成员都可以通过储蓄来购买一部分股票而成为资本所有者，因此，每个法郎吉成员最少可获得两种收入。股票持有者如果参加谢立叶的劳动，还进行科学、艺术创造，就可以同时获得三种收入。不过，法郎吉的成员，无论收入多少，都会保证最低限度收入以满足富裕生活的基本需要，都有权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资料，不会再出现衣食无着的贫民。

在法郎吉，劳动收入部分按规定的评定劳动价值的原则分配。劳动越不愉快，吸引力越小，而对巩固法郎吉又很重要的劳动，其价值就越大，获得的收入就会越多。资本家的主要收入靠的是股息，他们往往挑选不费力的、愉快的、收入少的劳动；而贫苦的成员除劳动收入外，其他收入少，自然就愿意做比较费力但收入较高的劳动。法郎吉中有才能的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可以凭才能得到总收入中才能的部分，其劳动价值和收入的数目由公民表决决定，这种收入不仅来自他们所在的法郎吉，而且可以视作品受欢迎情况从其他法郎吉获得收入。

由于劳动收入的比例最高，这会激励所有的人对劳动发生浓厚的兴趣，甚至一些亿万富翁和骄奢**逸之徒也会起早贪黑地参加劳动。这样，人人都会变成劳动者，同时人人也都会变成有产者。而且人们在共同劳动中，同情与爱护情欲会发展起来，于是阶级关系就会趋于亲密，这将有利于达到阶级融合与社会和谐。

协作制度由于以股金形式保存了资本，当然也就以股息形式保留了剥削，依然存在资本家和劳动者的阶级划分。虽然傅立叶晚年也认为随着和谐制度的发展，劳动和知识的作用愈来愈大，因而可以逐步排除非劳动收入，但他始终没有认识到消灭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才是排除非劳动收入的前提条件。傅立叶明确表示，他的目的不在于消灭私有制，而在于把雇佣劳动者变成私有者。他还不止一次地攻击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英国乌托邦共产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指其生产资料公有制主张是“政治蛮干者的怪癖”[113]。

傅立叶认为，在和谐社会里仍然存在着商业活动。不过，在和谐制度下，政府将管理全部商业，所有法郎吉将不能容忍任何人为自己的私利而从事商业。也就是说，傅立叶并不一般地反对商业，他反对的只是私有制度下的商业。在法郎吉里，商业仍然是存在的，但商业属于公有经济，私人不得经营商业，也不允许中介商人存在，这样就可以避免文明制度下的商业存在的欺骗和中间盘剥。和谐社会里的商品交换是在法郎吉之间及法郎吉与其成员之间进行的。每个法郎吉都要向别的法郎吉购买大量的商品，以满足成员的多种多样的需要。每个法郎吉都建有专门为谢利叶服务的商店和货栈，向自己的成员供应消费品，法郎吉成员可以在法郎吉商店中买到自己所需要的各种商品，但各成员之间却不存在商品买卖关系。

法郎吉设有会计谢利叶，负责结算成员和法郎吉之间以及法郎吉与法郎吉之间的一切账目。法郎吉按财产和劳动为每个成员确定预计收入数，并按此数开信贷户头，到年终总结算和分配收入时，办理个人生活费和其他供应品预支的结算。虽然法郎吉之间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法郎吉之间的交易也不是每次都用现金结算，而是记账并定期划拨，或者双方账目相互抵偿后做出平衡表。由于存在股本和股息，所以法郎吉还存在股票交易所。在和谐制度下，金钱已经不像文明制度下那样重要，金银也不再为人看重。不过，由于生产高度发展，法郎吉的商业是非常活跃的，其规模也比文明制度下的商业规模大得多，但商业经营人员却要少得多。

（四）法郎吉的消费

傅立叶从情欲理论出发，坚决反对节衣缩食的苦行主义，对禁欲主义做了彻底的否定。他认为马布利等人向人民宣扬贫穷就是幸福，要求人们抛弃财富，这些都是徒劳的，主张节制嗜好、欲望和需要是与人们总是追求财富和享乐的本性背道而驰的，是对人的本性的歪曲。傅立叶指出，保证人人都能得到无限的利益和无穷的享受是协作结构的宗旨，人们如果有一种欲望受到阻碍，肉体或灵魂便会感到痛苦。他认为，高度消费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情欲，而且它还会反过来刺激生产，使生产达到普遍完善的境界。

不过，傅立叶主张的高度消费与文明制度下统治阶级的奢侈浮华、铺张浪费的消费方式是有本质不同的：文明制度的消费是以游手好闲者的随心所欲为基础的，而和谐制度的消费则是以生产者的福利为基础的。协作制度下的高度消费是以充足的社会财富为前提的。在协作制度下，由于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对衣食住行都很讲究，就连最贫苦的农民都能享受到最贵重的食品，穷人的生活都可以超过文明制度下的达官贵人，甚至享受到连国王都享受不到的多样性。

法郎吉的消费是按集体原则组织的。傅立叶坚决反对一家一户分散地进行家务劳动，他用大量计算说明分散的家务劳动既浪费人力又浪费时间和社会财富。他写道：一千人的法郎吉可以用一个仓库来代替从前三百个家庭的小仓库，用一个水池来代替三百个不干净的水池，用一个送奶人来代替一百个送奶人，从事家务劳动的人数可以减少四分之三，法郎吉只需要一百个妇女就可以承担以前需要八百个妇女才能担负的家务劳动。所以，在法郎吉，一切与消费有关的工作都由相应的谢利叶小组承担，如洗衣谢利叶、炊事谢利叶等，法郎吉成员都住在公共宿舍，吃饭也在公共食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