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第1页）

第一节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

一、托马斯·莫尔生平简介

托马斯·莫尔（1478—1535）是英国著名人文主义思想家、亨利八世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也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乌托邦》一书的发表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

托马斯·莫尔正式登上英国政治舞台的时候，英国才刚刚迈进被称为“历史上真正的黄金时代”的都铎王朝的门槛儿。

亨利七世结束了数十年的内战，开创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新时代。随着政治的统一，各地区的经济联系逐步得到加强，封建农业开始向资本主义农业转变，导致英国农村出现了许多资本主义农场，出现了一批与资本主义密切联系的新贵族，他们把积累起来的资本直接或间接地投入工业，使得英国的工业、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新贵族和新兴资产者的力量在战争中特别是战后的迅速增长，隐隐呈现即将上升为新建立的君主专制政体支柱的趋势。

亨利七世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积极保护和扶持英国民族工业，对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重商主义政策刺激了毛纺织业的突飞猛进，而对羊毛的需求量激增，造成了羊毛价格的节节上扬，养羊业遂成一本万利的事业。贵族和乡绅为追求高额利润，把古老的公有“敞地”围起来，变成雇工放牧的草场，从而拉开了圈地运动的序幕。圈地运动造成大量农民破产，带来了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变革，随之而来的是经营方式和耕作方法的变革。

用暴力剥夺农民的土地，进行原始资本积累，这在西欧各国封建社会解体时期都程度不同地出现过，不过，真正发展成大规模血腥的圈地运动的，则以英国最为典型。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和经营方式首先侵袭了农业，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极为粗放的经营方式即牧场经济在广大农村地区迅速扩张开来，使得地产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同时又通过耕作方式的改良造成劳动力的大量过剩，这种“解放”劳动力的过程是以极为残酷的方式进行的。由于工业发展滞后无力吸收急剧增加的剩余劳动力，尤其是大量没有知识和技能的剩余劳动力，这样便造成了成千上万突然失去土地的农民到处流浪的惨剧。加上英国政府又颁布了一系列残酷惩办流浪者的血腥立法，失地农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圈地运动一方面破坏了农村封建土地关系，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土地日益集中到农业资本家和资产阶级化了的新贵族手里，而大批农民则同生产资料分离，沦为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为随后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雇佣劳动力。也就是说，在英国，在资本主义尚在封建社会母体里孕育之时，在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尚在形成之时，资本主义在日后发展中所暴露的根本性的问题已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虽然它还是那样的朦胧不清，那样的孱弱无力。正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尚在形成中一样，这时的无产者更不可能作为一个阶级登上历史舞台。

在那个封建专制王权尚无比强大的时代，在那个资产阶级的先祖们为自身发展尚托庇于专制王权的时代，近代无产者的先驱者在一切其他阶级眼里都仅仅是一个受苦受难的群体，他们对自身苦难的控诉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还只能由别人以曲折的方式来代言。

这个代言人就是托马斯·莫尔，一位杰出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家。

托马斯·莫尔于1478年2月7日出生在伦敦一个家境殷实的律师家庭。他的童年时光是在生活优裕、充满欢乐的气氛中度过的。不满五岁时被送往圣安东尼学校学习拉丁文。12岁时又被送到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莫顿家里做少年仆从。大主教莫顿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律师和建筑师，也是一位阅历丰富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在莫顿家的经历让小托马斯深受教益，莫顿对他的教育、关心和帮助令其终生难忘。1492年，根据大主教莫顿的建议，未满15岁的托马斯被送到牛津大学的坎特伯雷学院继续学习拉丁文和逻辑学。不过他的父亲老莫尔则希望儿子将来能够继承自己的衣钵，成为一名律师，因此他对儿子求学牛津并不热心。他急切想把儿子召回伦敦，送到法律学校去学习。迫于父亲的压力，莫尔最终于1494年离开牛津大学，回到伦敦。

通过父亲的关系，莫尔首先进了大法官厅的一个法律学校即新法学院接受法律预科教育。当时共有10所这类法律预科学校，只有通过它们才能进入四大律师学院即林肯法学院、格雷法学院、内殿法学院和中殿法学院进一步深造。莫尔在新法学院只待了两年。1496年2月，刚满十八岁的莫尔便进入了著名的林肯法学院，专攻英国法律。莫尔的学业非常顺利，一路升级，仅用六年时间就取得了律师资格。1502年，莫尔开始了自己的律师生涯。由于处事公道，不徇私，不枉法，不贪，不吝，不畏权势，不弃贫弱，莫尔很快便成为一名广为人们敬重的知名律师。

就在莫尔离开牛津返回伦敦改攻法律之时，牛津大学已然成为英国人文思潮的中心。来自欧陆的人文主义思潮在英国大地上日渐传播开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莫尔得以再续前缘，重沐人文主义之风。16世纪最初十年，是莫尔如饥似渴地攻读钻研拉丁文和希腊文献的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罗马的著名思想家的作品都是年轻的莫尔广泛涉猎的对象。与人文主义者的亲密交往，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广泛涉猎，使莫尔迅速成为一名坚定的人文主义信徒。到16世纪进入第二个十年，莫尔已成为英国人文主义群星中的佼佼者。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华、高尚的情操，为其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此后终其一生，莫尔始终都是人文主义精神的积极践行者、热诚传播者和坚定捍卫者。

1509年，亨利七世去世，亨利八世继任王位。这时的莫尔，在法律界已有相当声望。1510年3月，莫尔被任命为伦敦市副司法行政官。还在担任律师期间，莫尔就同伦敦金融中心区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出任副司法行政官让他同金融中心区有影响力的商业界的联系更加紧密。莫尔为官清正、声誉甚佳，博得了广大市民的信任与爱戴，影响力不断上升。

鉴于其地位、声望和学识，莫尔逐渐成了伦敦市民阶层的代言人。1515年5月，伦敦商人向英王建议委派莫尔出任赴法兰德斯使团成员，前往调解英国与荷兰之间因羊毛和呢绒贸易条约引起的纠纷。在伦敦商人的一再敦促下，英王终于同意委派莫尔以国王使节身份出使法兰德斯，前往欧陆的布鲁日参加谈判。令其声名大噪的《乌托邦》一书便与这次出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518年3月，莫尔被任命为王室请愿裁判长、枢密顾问官，成为国王御前会议成员。莫尔离开了服务十年的伦敦市府，正式成为英王亨利八世的臣仆。1521年5月，莫尔受任为副财政大臣并受封爵士。1523年4月，亨利八世召开国会。莫尔当选下院议长。1525年，莫尔被任命为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以及剑桥大学总务长。此前一年，莫尔已经被委任为牛津大学的总务长。不过莫尔虽然担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大臣四年多，却一直留在国王身边，作为随侍国王左右的近臣。1529年10月，莫尔被任命为大法官，跃升为王室重臣、政府最高长官。莫尔的政治生涯至此也达到了顶点。

这时，亨利八世因为与王后的离婚问题同罗马教廷发生矛盾，并以此为借口在英国推行宗教改革，宣布英王为英国教会最高首领，与罗马教廷脱离关系。莫尔对亨利八世处理与王后的婚姻问题以及与罗马教延的关系问题持不同看法，对亨利八世借宗教改革掠夺教会财产和地产的做法更是极为反感。莫尔无力改变亨利八世，亨利八世也无法让莫尔低头。1532年5月，莫尔辞去大法官职务，其政治生涯至此终结。1534年，莫尔被关进伦敦塔。1535年7月6日，莫尔被送上断头台，从容就义，终年57岁。莫尔最终成了专制王权的牺牲品，也成了自己所坚守的信仰的殉道者。

二、近代乌托邦思想的诞生

莫尔在1515年5月至10月出使法兰德斯期间开始利用闲暇时间动笔用拉丁文撰写《乌托邦》。但在此期间只完成了该书的第二部的大部分，回到英国后才又补写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结语。《乌托邦》于1516年12月正式出版，出版时的全名是《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世界名都伦敦才德出众、议论风生的市民、副司法行政官托马斯·莫尔著》。

当年这里一片蛮荒

乌托邦被称为乌有之乡

而今它已超越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氏的梦想在此已变成人间天堂

人们完全应该改变称呼

乌托邦实乃幸福之邦[1]

也就是说，现代英语中的Utopia（乌托邦）一词本身应该有两个词源，即Outopia和Eutopia，因而其本身也应该有双重含意，即它既指现实中不存在的“乌有之乡”，也是人们理想中的“福地乐土”“幸福之邦”[2]。

《乌托邦》一书深受柏拉图《理想国》（一译《共和国》）的影响。早在青年时代，莫尔就对柏拉图的对话体名著《理想国》爱不释手。莫尔撰写《乌托邦》时，不仅在文体形式上模仿了柏拉图的对话体，而且在内容上也随处可见柏拉图《理想国》的影子。不过，虽然从思想渊源上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对莫尔《乌托邦》的诞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但两者毕竟是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的产物。柏拉图的《理想国》所描绘的是理想的奴隶制国家，而莫尔的《乌托邦》所勾勒的则是未来无阶级社会的蓝图。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那里，柏拉图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3]，而莫尔的乌托邦却是近代共产主义思想的滥觞。

如果说柏拉图及其《理想国》相当于莫尔《乌托邦》的思想教父的话，那么地理大发现则可以看成是莫尔《乌托邦》诞生的温床。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正值欧洲历史上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亦即欧洲人开辟美洲和亚洲新航路的时代。当时到过美洲新大陆和亚洲、非洲等地的一些水手和冒险家纷纷将美洲等地的见闻介绍给欧洲人。其中就有大量关于尚处于原始公有制时期的美洲印第安人生活情景的报道。例如，1507年，阿美利哥·维斯普契的书信集问世，1511年，彼得·马丁的《论新大陆》出版。莫尔对这两部书非常熟悉，并在撰写《乌托邦》时加以参考，他甚至把《乌托邦》一书的主人公希斯拉德说成是维斯普契最后三次航行的参加者之一。在希斯拉德讲述有关乌托邦的故事时，就引用了维斯普契所描述的1503年最后一次航行时的情节。可以说，正是地理大发现时期大量关于世界其他地方未开垦处女地的游记、传闻和报道，使莫尔找到了灵感，找到了表达自己思想的合适的形式。

《乌托邦》一书采用游记对话的文学体裁写成，这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而莫尔撰写此书时又采用了当时的学术语言拉丁语，无疑更增加了该书的严肃性。在《乌托邦》中，莫尔精心安排了一个跟随意大利航海家阿美利哥·维斯普契三次航海到南美洲探险的葡萄牙人拉斐尔·希斯拉德作为对话的中心人物，详细记述了这个刚刚远洋航行归来的旅行家与莫尔关于乌托邦岛的谈话，借希斯拉德之口批判了英国和欧洲大陆国家的社会现实，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描绘了自己的理想社会蓝图。

莫尔在书中以在场者的身份叙述说：他奉国王之命出使法兰德斯期间，利用闲暇时间到访安特卫普，结识了彼得·贾尔斯，两人一见如故，过从甚密。一天，他在街上遇到贾尔斯同一个海员模样的人同行。此人便是曾随阿美利哥·维斯普契远航的葡萄牙人拉斐尔·希斯拉德。在阿美利哥·维斯普契第四次航行时，希斯拉德也曾随行前往，并且是阿美利哥留在新大陆一个要塞上的二十四人之中的一个。可是希斯拉德并没有停留在那里。他在当地土人的帮助下，到了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有些地方具有文化很高的特别完备的制度，乌托邦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在乌托邦住了五年。为了把乌托邦的范例介绍给欧洲，他离开了那里。在到达印度时，他遇到了一艘葡萄牙船，于是便搭乘它回国了。莫尔对于这位曾经远航的人非常感兴趣，于是便邀请他和贾尔斯一起到自己家里畅谈。希斯拉德对乌托邦岛所见所闻惟妙惟肖的讲解，经莫尔的生花妙笔记述，便是《乌托邦》一书的由来。随着《乌托邦》一书的出版，近代乌托邦思想诞生了。

《乌托邦》一书的问世，开创了近代欧洲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先河，预示了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三、从人文主义批判到社会主义批判

莫尔受到人文主义的熏陶，迅速成长为一个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成为他所处时代的人文主义巨擘。他一生留下了大量的人文主义作品。这些作品高扬人文主义大旗，反对蒙昧、歌颂理性，谴责暴政、呼唤良治，批判专制、畅言理想，代表了英国人文主义发展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人文情怀加上得天独厚的个人条件和英国特殊的时代背景，共同推动莫尔由人文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使他成为欧洲近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开创者。他的《乌托邦》一书既是声讨圈地运动的檄文，也是擘画理想社会的长歌。

（一）对天主教会和专制暴政的批判

像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莫尔对于教会制度的弊病和教士阶层的愚昧无知、贪婪无度、腐化堕落进行了尖刻的嘲讽和犀利的批判。这在其相关书信、拉丁文讽刺短诗及《乌托邦》中都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