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认识论反省的辩证法（第1页）
二、认识论反省的辩证法
人们常常把西方近代哲学称作哲学发展史中的“认识论转向”。那么，这种“转向”的根本标志和实质内容是什么？能否把这种“转向”仅仅解释为近代哲学“侧重于”认识论研究？
近代以前的哲学是从对象世界自在的矛盾去寻求和说明世界的“本体”，因而是一种“纯朴的”本体论追究的辩证法。近代哲学则愈来愈明确地自觉到：凡属对象在人类思维中的规定性，都是人的思维关于对象的规定；这些规定是否合理，不仅需要考察关于对象的思维内容，而且必须探究形成思维内容的思维形式。这样，近代哲学就在哲学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上发生了重大变革：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这才是“认识论转向”的真正内涵。
“认识论转向”要求哲学从人的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去思考理论思维的前提问题，因此，近代哲学所研究的主要“矛盾”是：自然世界与人类意识、意识内容与意识形式、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感觉对象与理性直观、知觉与表象、知识与信仰、自由与必然，等等。近代哲学的德国古典哲学阶段，则进一步地研究了自在之物与为我之物、自我与非我、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理论理念与实践理念、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等更深层次的“矛盾”。
这种对理论思维前提的自觉的认识论反省，“十分清楚”地提出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它把辩证法的理论思维前提批判提升到自觉的认识论反省的新阶段。这种以认识论反省为出发点、以认识论的内在矛盾为内容的辩证法理论，就是“认识论反省的辩证法”。
因此，所谓“认识论转向”，它的根本标志是从认识论上自觉地反省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它的实质内容就是认识论反省的辩证法。这种认识论反省的辩证法，不是自发地而是自觉地实现了辩证法的批判本性。
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认识论反省的辩证法”，是西方近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近代工业和近代实验科学发展的要求。这种要求的实质是弘扬人的理性权威，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同时，西方近代哲学又是以西方近代的社会变革以及近代工业和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为前提的，而绝非是纯粹思辨的产物。它以理性思辨的形式恢复了古希腊哲学的探索精神，并以新的时代内容实现了理论思维前提批判的层次跃迁。
（一）上帝本体论的理性批判
古希腊哲学是素朴的，也是充满生机的。它的根本特征，恰如列宁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评论，是“寻求”、“探索”、“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14]。然而，这种充满生机的寻求和探索，在“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15]，“却被变成僵死的经院哲学，它的一切探求、动摇和提问题的方法都被抛弃”[16]。
辩证法理论被扼杀的根源，从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上说，是由于把批判性的本体论探索即揭示本体论的内在矛盾，变成了对“本体”的非批判信仰。当着哲学家把“本原”、“本体”、“共相”、“理念”、“形式”等范畴从与其相对待的“万物”、“变体”、“个体”、“事物”、“质料”等范畴的关系中独立出来，并予以凝固化和绝对化，这便演化为西方中世纪哲学的“上帝本体论”。
西方近代哲学的根本任务，借用费尔巴哈的论断，就是“将上帝现实化和人化”、“将神学转变为人本学”[17]，即把异化给上帝的人的本质力量和主体地位归还给人。
在西方近代哲学的上帝本体论批判中，哲学世界观的内在矛盾便相应地转化成上帝与自然、上帝与理性、上帝与人的矛盾。揭示、展开、论证和深化这些矛盾，构成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上帝自然化（物质化）、上帝理性化（精神化）、上帝人本化（自然化与理性化之人化统一）的发展进程。
上帝作为创造宇宙的造物主，它创造了自然，也创造了精神。一种合乎逻辑的推理是：能够创造自然和精神的上帝，它自身就应该具有自然的属性和精神的属性。近代哲学的上帝本体论批判，首先紧紧地抓住了上帝与其两种属性的内在矛盾，把上帝自然化和精神化，取消了上帝的彼岸性和神圣性，肯定了自然和精神的实在性，并从而肯定了人的自然欲求和理性思维的合理性。
在近代哲学的上帝本体论批判中，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它把异在的、人格化的上帝变成了纯粹的精神性存在，从而使精神本身成为哲学批判性反思的对象。
上帝并不在人的心灵之外，而是个人的心灵深处所固有的。这样，上帝就变成“它如何在我的心中被认可、被证实；我判断、认识我认为真的东西是不是真理，这件事必须向我自己心中显示出来。真理在我的精神里面是怎么样的，真理就是怎么样的；反之，我的精神只有当真理存于其中而它自己也这样存在于内容之中时，才是正当地和真理发生了接触”[18]。由此黑格尔认为：“成为宗教改革的原则的，是精神深入自身这个环节、自由这个环节、回归于自己这个环节；自由正意味着：在某一特定的内容中自己对自己发生关系，——精神的生命，就在于在显得是他物的东西里面回归于自身中。”[19]
勒内·笛卡尔的“哲学沉思”以“怀疑”为出发点，就是对精神活动本身的反省。在他看来，“怀疑”的目的，就是在可以被怀疑的观念和知识中找出一个不可怀疑的、确定性的存在。为此，首先不能把我认为是真的观念和知识视为真的；然后对这些不能确定其为真的观念和知识予以分解；最后达到某种不可怀疑的、清楚明白的存在。这就是笛卡尔所理解的哲学据以为出发点的确定性。
路德的宗教改革告诉人们，上帝作为精神性的存在而存在于人的精神活动之中。笛卡尔由此认为，上帝的存在必以人的精神活动为前提。不是由上帝的存在而推论出人的精神活动，恰好相反，应该由人的精神活动而推论出上帝的存在。我在怀疑，没有我便不存在怀疑，因此我是不可怀疑的存在。“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什么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呢？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像，在感觉的东西。”[20]
我即我思。由我思而推论出我的思想的存在，由我的思想存在而推论出上帝作为精神性的存在。这就显示了笛卡尔上帝本体论批判的革命意义：过去，自我屈从上帝，理性屈从信仰；现在，认识的秩序发生了逆转，哲学的探索不是先上帝而后自我，而是先自我而后上帝，不是先信仰而后理性，而是先理性而后信仰。这样，笛卡尔就打破了经院哲学对理性的禁锢，提高了自我在宇宙中的地位，高扬了人及其理性的主观能动性。[21]
作为近代唯物论和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弗兰西斯·培根，则从剖析“成见”入手来弘扬理性的批判精神。他提出，由于人的心灵被“成见”或“偏见”缠住，因而是一面给出虚假反映的“魔镜”。他把人的成见或偏见概括为四种“假相”：倾向于只看到和相信所赞同的东西的“种族假相”；由于个人的偏爱所造成的“洞穴假相”；围绕语词和名称的争论而造成的“市场假相”；由于采纳特殊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忠于特定的哲学或神学体系而造成的“剧场假相”。他认为，哲学家和科学家都必须首先从心灵中清除掉这四种“假相”，才能进行真正的哲学思考和科学研究。
（二）科学方法与科学前提批判
笛卡尔和培根所弘扬的理性精神，是近代的科学精神的哲学表达。在这种科学精神的哲学表达中，一方面要求哲学家运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哲学，另一方面则要求哲学家把科学理论提升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批判地反思科学理论的前提。运用科学方法进行哲学研究和从哲学层面反思科学前提，是认识论反省的辩证法的重要特征之一。
反映和表达近代实验科学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精神的培根坚持认为，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从不带偏见的观察开始，他卓有成效地概括总结了近代实验科学的始于观察和实验，经过归纳而达到某种普遍性认识的科学方法，并特别地探索了思维的归纳过程，提出了一种迥异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的归纳逻辑。这种以近代实验科学为基础的归纳逻辑，一方面表现为对传统的演绎逻辑的前提批判（探寻这种前提所以成立的根据），另一方面则又构成更深层次的形式逻辑前提批判的对象（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归纳主义的批判）。
培根不仅强调不带偏见的观察和思维的归纳作用，而且站在哲学的立场上反省科学的观察方法和归纳方法。他形象地把单纯的经验主义者比作蚂蚁，把先验的理性主义者比作蜘蛛，而把正确的科学家比作蜜蜂，从而要求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不带偏见的观察和合乎逻辑的推理结合起来。他说：“实验家像蚂蚁：它们只知采集和利用；推理家犹如蜘蛛，用它们自己的物质编织蜘蛛网。但蜜蜂走中间路线：它从花园和田野里的花朵采集原料，但用它自己的力量来变革和处理这原料。”[22]
与培根精心地探索实验科学的方法不同，笛卡尔认为数学是唯一使他感到满意的学科，因为数学的证明具有最严谨的逻辑性和最明晰的确定性。在笛卡尔看来，数学应当成为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典范，因为数学具有从最简单的观念开始，然后从它们出发进行严谨推理的独特优点。笛卡尔正是以数学的严谨逻辑去“怀疑”和“澄清”人们的观念，从而高扬了理性的批判，确立了理性的权威。
笛卡尔及其后的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等17世纪的哲学大家，都以数学为楷模，试图从某种直觉地把握到的最高确定性出发，通过严格的推论方法而构筑理性的永恒真理的王国。18世纪哲学则以自然科学为样板，在一种比较朴素的意义上去看待理性。
恩斯特·卡西尔提出，18世纪哲学是在这种意义上来理解理性的，即不是把理性看作知识、原理和真理的容器，而是把理性视为一种能力、一种力量，这种能力和力量只有通过它的作用和效力才能被充分理解。[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