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理论思维前提批判的历史发展（第1页）

第四章理论思维前提批判的历史发展

一、本体论追究的辩证法

自觉地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是以理论思维的高度发达为前提的；没有高度发达的理论思维，就不可能自觉地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

古代的辩证法，从根本上说，是以不发达的理论思维为前提的，因而也就无法达到对理论思维前提的系统化的自觉反思。正因如此，通常把古代的辩证法称作“自发的辩证法”或“朴素的辩证法”。

古代的辩证法是朴素的，但也是充满生机的。它的根本特征，恰如列宁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的评论，是“寻求”和“探索”，“处处、到处都是辩证法的活的胚芽和探索”，“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1]

赫拉克利特对“逻各斯”的寻求，巴门尼德对“存在”的思考，苏格拉底对“美德”的盘诘，德谟克利特对“原子”的沉思，柏拉图对“理念”的论证，亚里士多德对“本体”的探索，不仅构成了古代的本体论追究的两种思路，而且构成了古代辩证法的多重变奏。

古代辩证法的交响乐，透露出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的乐音，跃动着批判地反思这种矛盾关系的节奏，尽管这种批判还没有构成这支交响乐的鲜明的主旋律。

（一）哲学思维的形成与朴素的辩证法

人类的理论思维方式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经历了漫长艰难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人类把握世界的独特方式。

在原始人那里，是以幻化的方式来把握世界，自然现象总是按照人的经验来设想，而人的经验又按照宇宙的事件来设想，用种种臆想的原因来“解释”经验以及经验的对象。

但是，“解释”的冲动即是“概括”的要求。而“概括”的要求则是“理论思维”的萌芽。用朴素类比法的解释来满足要求普遍性的冲动，同时也就训练了思维对普遍性的概括能力。

思维对普遍性的概括能力，由概括“共同经验”而进展为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形成。但是，理论思维在古代人那里还不发达。

这种理论思维的不发达，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形式逻辑的形成过程。形式逻辑作为关于思维的形式结构及其规律和规则的科学，就其实质而言，是要求思维运演（思维操作）过程的确定性和无矛盾性。形式逻辑的“逻辑”，就是对思维运演过程中的矛盾的排除。

形式逻辑的形成过程，是人的认识由对思维对象的直观把握，进展到思考思维本身的过程。在这种思考中，蕴含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因而也表现为古代的辩证论者在类概念等问题上的困惑和探索。但是，作为形式逻辑形成过程中对思维本身的思考，它的根本指向则是排除思维运演过程中的自相矛盾，确立思维的操作规则，以达到思维本身的确定性。

相对于辩证逻辑，形式逻辑只能是一种初级的思维逻辑。这种初级逻辑是理论思维发展的必经阶段，是辩证逻辑的必要前提，更是自觉形态的辩证法理论得以形成的重要的批判对象。

在古代哲学中，形式逻辑主要地并不是辩证法的批判对象，而是辩证法思想发展的一种内容和结果。在古希腊哲学中，直到亚里士多德，才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演绎逻辑（主要是直言三段论）。因此，古代辩证法还不可能自觉地、系统地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

第二，科学思维的形成过程。科学是对经验常识的超越。科学与常识的根本区别，在于科学命题的明确性、科学思维的逻辑性、科学目标的自觉性和科学思想（科学理论）的可检验性或可反驳性。科学理论以其系统化的概念体系去描述和解释它所考察的经验对象，因而尖锐地凸显出思想内容的客观性问题、思想成果的检验性问题、思想出发点的前提问题等，也就是凸显出作为理论思维前提的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问题。辩证法自觉地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需要以科学思维的发达和科学理论的成熟为前提。

古代的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基本上是同步形成的，并且是相互交融的。它们的共同的批判对象是原始宗教和经验常识，科学本身则不是辩证法的批判对象，而是直接地构成辩证法的理论内容。

古代的哲学和科学，首先是批判原始宗教和常识对世界的拟人化解释。在原始思维中，一方面是按照人类经验来设想自然现象，另一方面又按照宇宙的事件来设想人类经验，由于人类思维能力的进步而产生的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则力图用自然原因来解释自然和人类经验。如用水、土、火、气等“元素”来解释万物的产生和变化，用人体内部的物理实体的失调来解释疾病等。在这种解释中，自然的因果关系构成了最基本的哲学解释模型和科学解释模型，而“因果关系”却不是哲学的思考对象。

科学思维的发达、科学理论的成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哲学与科学的分化，是科学成为辩证法批判对象的前提。由于古代还不具备哲学与科学分化的条件，因而科学本身还不是辩证法的批判对象。由此便决定，古代辩证法的批判对象主要是经验常识。而由于经验常识的零散性、模糊性、经验性，辩证法便具有不可避免的素朴性。

第三，哲学思维的形成过程。科学思维的形成过程，也是哲学思维的形成过程。在古代人那里，科学和哲学都是寻求知识，这是二者的共同之处；二者的区别则在于，科学和哲学所寻求的是不同等级的即普遍性程度不同的知识。

知识的本质是概括。用H。赖欣巴哈的说法，把有关系的因素从无关系的因素中分离出来，即是知识的开始。概括也就是解释的本质。解释一个观察到的事实，就是把这个事实归入一个普遍的规律里去。[2]概括和解释，是古代的科学和哲学的共同要求。

思维概括和解释的对象，不仅包括具体的事物，而且包括整体的世界。哲学思维是从寻求对世界的统一性解释萌发和形成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哲学就是一种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寻取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3]的学术。

古代哲学对世界统一性的寻求是“纯朴的”，即它不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去看待自己对世界统一性的解释，而是把这种解释当作世界本身的存在。这表明，作为形成过程中的哲学思维，还只能是把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当作“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而没有自觉地反思这个前提。

由于古代哲学处于形式逻辑以及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形成过程，无法达到对理论思维前提的自觉反省，因此它的辩证法是素朴的，具有自发的而非自觉的批判性。

让我们具体地探讨古希腊哲学的辩证法。

（二）本体论追究的两种思路及其意蕴

把古希腊哲学的辩证法称作“本体论追究的辩证法”，包括两层基本含义：其一，从这种辩证法的理论内容上看，虽然蕴含着作为理论思维前提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但在其直接性上，却是离开思维与存在的矛盾关系，而去探讨有关“世界本原”或“万物本原”的矛盾关系；其二，从这种辩证法的理论性质上看，虽然蕴含着对理论思维前提的反省，但在其直接性上，却只是通过常识批判而揭露经验常识及其与概念的矛盾，而没有（也不可能）达到概念层次的、系统的自我批判。所谓“本体论追究的辩证法”，就是以追究万物本原为目的，以关于万物本原的矛盾为内容，以常识批判为基础的具有素朴性质的辩证法。

恩格斯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4]；又说，在古希腊哲学中，“辩证思维还以原始的朴素的形式出现”[5]。

那么，作为“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古希腊哲学家所研究的“矛盾”是什么？他们怎样研究这些“矛盾”？为什么他们的辩证思维具有“天然的纯朴的形式”？

似乎无人否认，古希腊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世界本原”（“万物本原”）问题。在寻求世界“本原”的过程中，古希腊哲学家分别探讨了“万物与始基”（米利都学派）、“世界与逻各斯”（赫拉克利特）、“存在与非存在”（巴门尼德）、“原子与虚空”（德谟克利特）、“影像与理念”（柏拉图）、“质料与形式”（亚里士多德）等一系列关于“本体”问题的矛盾。

考察古希腊哲学家对“本体”问题的辩证思考，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基本思路：一是关注经验世界的多样统一性，把“本体”视为“万物所由来、万物所复归”的某种感性存在物，因而以现实的因果关系去解释万物与本原、变体与本体的对立统一关系。这就是古代唯物论者的辩证法思想；二是探寻对象世界的现象与本质的逻辑关系，把“本体”视为超越经验而为思维所把握的理性存在物，因而以超验的逻辑关系去说明事物存在与其本质规定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主要是古代唯心论者的辩证法思想。

古希腊哲学家思考本体问题的两种思路，构成了古代唯物论者的物理思辨的辩证法思想，以及古代唯心论者的逻辑思辨的辩证法思想。

作为物理思辨的辩证法，古代的唯物论者认为，事物的多样性、流变性和复杂性是由某种统一的质料、始基、基质派生出来的，寻求到这种统一性的质料、始基或基质，就可以解释万物的来源、演化和归宿，说明宇宙的形成、结构和发展。物理思辨的辩证法，在其直接性上就是一种宇宙本体论。

在这种物理思辨的辩证法思想中，表现出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发展。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认为，在阿那克西曼德对“无限物”的解释中，包含着如下的思想内容：（1）活动性或原初运动的概念；（2）元素概念，以及世界万物是这些原初元素的结合物或混合物的概念；（3）关于世界是在不断变化、万物是暂时的混合物，以及变化是通过元素的结合和分解而进行的概念；（4）关于作为一种基础或来源，以及作为一种其本身包含着世界形成所必要的一切要素的统一场或统一过程的“无定”的概念；（5）关于一种通过时间而起作用的立法般的必然性的概念，即关于自然界中贯穿着一种合乎规律性的概念。[6]

在阿那克西曼德的宇宙本体论中，已经透露出一种信息，即作为过程的宇宙服从于某种“秩序”，这种“秩序”是生生不息的宇宙的本体。赫拉克利特则明确地把这种思想表述为万物所服从的“逻各斯”。

值得思考的是，赫拉克利特以“火”为万物的本原，并提出宇宙是燃烧的活火，并不只是把某种确定的存在物（火）作为万物所由来和万物所复归的“始基”或“基质”，而且是把过程本身视为本体。黑格尔认为，赫拉克利特把“变”作为宇宙的原则，是“有”和“无”这两个相反的范畴的第一个统一，因而是第一个具体的思想；把“变”作为宇宙的原则，因而否定的环节是内在的，它是“整个哲学的概念”。[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