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哲学前提的现代文化批判（第1页）

三、哲学前提的现代文化批判

以“消解”、“治疗”、“改造”传统哲学为出发点，立足于人的文化世界，集中地进行哲学前提的自我批判，用各异其是的概念框架、解释原则和方法论而拓展迥然有别的哲学道路，这是现代西方哲学各种流派的共同特征。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实证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科学哲学、分析哲学、符号哲学、文化哲学、解释理论、批判理论、意义理论、解构理论，真可以说是流派纷呈，各领**，相互批判，此消彼长。它们分别聚焦于人类文化的某个方面、环节或特征，并由此出发构成各自的哲学“统一性原理”；又以其他流派的“统一性原理”为对象，批判地揭示这些“统一性原理”的内在矛盾，不断地形成对哲学的新的理解与解释。正因如此，所谓“元哲学”问题在现代哲学中凸显出来了。

对哲学前提的文化批判，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主要表现为四种路数：其一是站在实证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的立场上，试图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科学的逻辑”，这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前提批判；其二是试图通过语言分析来实现哲学的自我“治疗”，迫使哲学放弃自认为比科学本身认识得更多更好的“虚妄”主张，把哲学变成纯粹的语言分析，这就是语言分析哲学的哲学前提批判；其三是把语言视为人类的存在方式，通过语言的解释来诠释人文世界的“意义”，这就是哲学解释学乃至广义的文化—意义哲学的哲学前提批判；其四是以本质主义与存在主义的对立为前提，集中地考察人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这就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哲学前提批判。

（一）把哲学变为“科学的逻辑”

“拒斥形而上学”，是19世纪30年代以来的实证主义，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旗帜和出发点。H。赖欣巴哈以《科学哲学的兴起》为题，系统地阐述了逻辑实证主义对传统哲学的前提批判。

赖欣巴哈认为，传统哲学的本质在于，它用想象和朴素类比法的“假解释”来满足人类要求普遍性解释的冲动，用逻辑与诗、理性的解释与形象的比喻、普遍性与类似性搅混在一起的模糊语言来充当对世界的科学解释。[22]

由对传统哲学的前提批判，赖欣巴哈提出新哲学（科学哲学）是作为科学研究的“副产品”而发生的，它的任务是对科学研究的结果进行“逻辑分析”，而不是“发现规律”。[23]

对于这种要求，鲁道夫·卡尔纳普做出了具体分析。他以区分“有意义的真问题”和“无意义的假问题”、“语言的表述职能”和“语言的表达职能”为基本前提，分别地批判了传统哲学的三个基本学科——形而上学、认识论和逻辑学。

他提出，语言的“表述”职能构成关于经验事实的命题，这类命题可以凭经验判定其真伪，因而是“有意义的”真问题；语言的“表达”职能所构成的则不是关于经验事实的命题，而是表达个人的内心世界，因而是“无意义的”假问题。据此，他批判传统哲学的三个学科：（1）作为“表达”的形而上学只是“给予知识的幻象而实际上并不给予任何知识”，属于用朴素类比法和图解语言构成的假问题，因此必须“拒斥形而上学”；（2）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实际上是对认识的心理现象和心理过程的描述，而不是对“意义”的认识论分析，因此应当把它作为心理学而归入诸如物理学、生物学一类的经验科学；（3）把形而上学作为假问题而拒斥于科学哲学之外，又把认识论作为心理学而归于经验科学，哲学所剩下来的就是逻辑学。但是，卡尔纳普强调地告诫人们：科学哲学的逻辑分析并不是传统的逻辑学。他指出，作为“科学的逻辑”，科学哲学只是“对科学概念、命题、证明、理论作逻辑分析”[24]。

在卡尔纳普看来，由于科学哲学是对科学命题进行逻辑分析，因而它是哲学而不是科学；又由于科学哲学所分析的是科学命题，因而它是科学的哲学而不是形而上学。卡尔纳普说：“我将把所有那样的一些命题都叫做形而上学的，即这些命题宣称表述了某种在全部经验之上或之外的东西的知识，例如，表述了事物真实本质的知识，表述了自在之物、绝对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的知识”；“这些命题都不是可证实的”，“也就使这些命题失去了任何意义”。[25]作为对卡尔纳普思想的某种诠释，艾耶尔提出，哲学面临的任务是“澄清当代科学的概念”，“如果一个哲学家要对人类知识的增长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贡献，他就必须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个科学家”。[26]

逻辑实证主义对传统哲学的前提批判，是深刻的，又是浅薄的。

它的深刻之处首先在于，它确实击中了传统哲学的根本性前提——企图超越实证科学而对世界的普遍本质做出彻底说明的幻想，由此便显露了传统哲学的宏伟目标与实证科学的历史成果、人类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矛盾。

它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把对传统哲学的前提批判诉诸科学语言的逻辑分析，以尖锐的形式提出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有意义的问题与无意义的问题、理论名词与观察名词、全称命题与单称命题、直接证实与间接证实、对象句子与形式句子、语言的表述职能与表达职能、元语言与对象语言、实质的话语方式与形式的话语方式等矛盾关系。在逻辑实证主义的原有形态上，这些矛盾关系是以简单对立的形式出现的，但它为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提供了更为具体化的批判对象。

它的浅薄之处首先在于，它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却把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供到哲学祭台的中央，把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作为审度哲学以及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据和标准。由此便提出一个问题，作为前提的自然科学的认识方式可以是非批判的吗？这种预设前提得到过严肃的批判吗？

它的浅薄之处还在于，它把自然科学作为人类存在的最高支撑点，隐含着一种深刻的危险性——割裂了科学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历史连续性和逻辑统一性，抛弃了哲学对科学的批判反思。

由此又引发了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前提批判。卡尔·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托马斯·库恩、伊姆雷·拉卡托斯和保尔·费耶阿本德的历史主义，以及拉里·劳丹和敦德莱·夏佩尔的新历史主义，在不同的程度上揭示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内在矛盾，促使人们辩证地思考逻辑实证主义所提出的问题。

在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理论思考中，“观察渗透理论”是引人注目和发人深省的。“观察不是中性的”、“观察是受理论污染的”、“观察负载理论”、“科学不是始于观察，而是始于问题”，这些命题表达了一种共同的认识：不能把理论和观察截然分割开来和完全对立起来。它促使哲学从认识主体的思维方式、概念框架、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等在观察中的复杂作用去反思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二）把哲学变为自我“治疗”

被称作“分析运动”的语言分析哲学，与始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是部分地交织在一起的。这主要表现在，它们都把传统哲学的“狂妄”和“虚妄”归之为对语言的各种形式的歪曲和误用，都认为哲学的使命不是扩大关于事实的知识领域，而是增加对事实以及关于事实的知识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它们都是把哲学的前提批判视为通过语言分析而达到的哲学自我“治疗”。

语言分析哲学与逻辑实证主义的区别则在于：“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人类合理认识和论述的准则。它承认还有其他论述形式，但是科学是衡量其他论述是否有意义的标准。在实证主义看来，哲学是科学的哲学，而语言分析、语言学哲学，则自我意识地认识到人类论述还有许多不同的形式，许多除了科学含义以外的别的含义；哲学的任务是去发现各式各样的这类形式，也包括科学的形式是怎样起作用的，而不是用科学准则衡度每件事，然后宣布其他形式无意义。”[27]

在语言分析哲学家看来，传统哲学的根本弊病是企图“穿过语言”而达到对自在之物或绝对者的认识。这种根本性的错误导致思维上的各种严重错误。因此，语言分析哲学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分析人的思想、分析人们理解和接受这个世界或互相交流的概念的最好办法，就是研究它们的实际应用”[28]。这样，语言分析哲学就改换了哲学的研究主题以及研究这些主题的方式，把“哲学的技术问题”即对语言的分析提升为哲学的中心问题。

在语言分析哲学看来，哲学的任务是阐明人类通过其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科学、艺术、宗教、伦理等）而形成的概念系统和命题系统，而哲学的这种“阐明”活动是根据概念知识借以表达的语言去阐明这些系统，因此语言的阐明就成为哲学首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