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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理论思维前提的实践论批判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革命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人类的骄傲。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哲学革命，是同这两个伟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他们为之奋斗终生的崇高目标是人类自身的解放。他们所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自身解放的学说。他们的理论活动的出发点是“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批判，直接指向的是全部旧哲学的最高成果——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这种批判的伟大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把哲学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理论层面的反思跃迁到新的逻辑层次——对理论思维前提的实践论批判。

（一）传统哲学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

作为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它所提供给人类的，首先是一种把握、理解和解释世界的理论思维方式。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分别从对立的两极去思考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因而始终僵持于“本原”问题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并以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去说明二者的统一。

旧唯物主义以自然界为精神的本原（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却试图简单地、直接地把精神还原为自然，用自然来解释人类的精神活动，从而把物的尺度当作人类全部行为的根据。与此相反，唯心主义则以精神为自然界的本原（这在原则上是错误的），只是从能动的观点去理解思维对存在、人对世界的关系，试图把自然还原为精神，用人类的精神活动来解释自然，从而把精神的尺度当作人类全部行为的根据。

由于旧唯物主义只是从被动的观点去理解思维对存在、人对世界的关系，取消了人及其思维的能动性，因此，它所坚持的是一种单纯的、自在的客体性原则。由于唯心主义只是从能动的观点去理解思维对存在、人对世界的关系，抽象地发展了人及其思维的能动性，因此，它所坚持的是一种单纯的、自为的主体性原则。

这样，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就不仅简单地固执于“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而且造成了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它们把这种本原问题上的抽象对立和思维方式上的互不相容扩展到全部哲学问题，就使它们自身成为片面地夸大两极的哲学理论，并形成了理论层面的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在新的自然科学前提（恩格斯所说的自然科学由主要是“收集”材料的科学发展成主要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和新的社会历史背景（恩格斯称德国古典哲学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下，试图克服本原问题上的自然本体与精神本体的抽象对立，扬弃思维方式上的客体性原则与主体性原则的互不相容，以新的思维方式去开拓新的哲学道路。这种探索的积极成果就是自觉形态的辩证法理论。

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康德试图以一种折中、调和的方式来消解这种对立。他既把“自然本体”（康德所说的“物自体”或“自在之物”）作为认识的对象性前提和理性的消极界限而承诺下来，又把“精神本体”（康德所说的“先验形式”和“先验范畴”）作为认识的主体性根据和理性的积极界限而承诺下来。然而，康德这样做的结果，却使思维与存在、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以更为尖锐的形式对立起来——人类思维把握存在的逻辑，它只有主观逻辑的意义，而没有客观逻辑的意义；它只能构成人所理解的世界，而不能表述世界的本来面目。

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试图以概念作为客观主观化和主观客观化的中介环节，以概念自身的“生成”和“外化”来实现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真与善的统一，但他却把这种“统一”变成了神秘的“无人身的理性”的自我运动和自我认识。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虽然包含着把实践活动作为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中介的“天才猜测”，但从本质上说，黑格尔是以最彻底的唯心主义方式来回答理论思维的前提问题——“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1]。

包括德国古典哲学在内的整个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两极对立的，又是两极相通的。在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中，全部的传统哲学——旧唯物主义哲学和唯心主义哲学——总是力图获得一种绝对的、确定的、终极的、不容置疑和不可变易的真理性的认识。它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绝对的真？什么是至上的善？什么是最高的美？这在致知取向上，就是固执于对绝对之真的追求；在价值取向上，就是执着于对至上之善的向往；在审美取向上，就是沉湎于对最高之美的幻想。而从根本的思维方式上看，则是把世界分裂为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非此即彼的、抽象对立的、超历史的存在。因此，从最深层的本质上看（而不是从某些理论内容上看），全部的传统哲学都没有达到彻底的辩证法理论，都没有为人类提供彻底的辩证法的理论思维方式。

（二）马克思的哲学论纲与“实践的转向”

马克思写于1845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被恩格斯称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它凝聚着马克思对全部哲学史的高度概括性总结，熔铸着马克思对哲学本身的深切反思，表达了马克思对全部旧哲学的根本性批评，显露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的标志性特征——“实践的转向”。

马克思的这个哲学论纲是从批判全部旧哲学——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出发的。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2]

在这段简洁精辟的文字中，马克思既尖锐地指出了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又深刻地揭露了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的本质。而这二者的共同之处，则在于它们都不懂得“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意义。

对于旧唯物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突出强调的是它“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很明显，在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总体评价中，包含着两个方面或两个层次的意思。第一方面或第一层次，马克思并不否认旧唯物主义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的积极意义，恰好相反，马克思在他的全部著作中都首先是坚定不移地承认外部自然界对人及其思维的“优先地位”，承认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及其思想路线，并一再声明他自己是“唯物主义者”。第二方面或第二层次，马克思则批评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而“没有”从实践的方面去理解。正是在这第二方面或第二层次，马克思展开了对旧唯物主义的批评，并在这种批评中提出了新的理论思维方式。

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曾经分别地考察和批判了费尔巴哈以前的“纯粹的”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所谓“纯粹的”唯物主义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批评的“客体”形式的唯物主义。它在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中，仅仅看到人和自然都服从于同样的规律，而没有从人的方面去理解人对世界、思维对存在的关系，因此马克思说它变得“敌视人”了。所谓“直观的”唯物主义即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3]。这就是说，虽然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从人出发来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这是他优越于“纯粹的”唯物主义的地方），但他只是把人看成“感性的对象”，而没有从“感性的活动”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这表明他同“纯粹的”唯物主义一样同属于旧唯物主义范畴）。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4]这段话是意味深长的。它对于理解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对于理解马克思对旧唯物主义的批评，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实践的转向”，是非常重要的。

费尔巴哈从人出发去理解人和世界的关系，但他却不理解“人”以及人和世界的“关系”。

关于怎样理解“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1）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2）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5]很明显，在费尔巴哈对“人”的这种理解中，“人”已经变成孤立的人类个体，变成了抽象的“类”的共同性，也就是完全抛开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但是，这并不是说费尔巴哈不去考察人与世界的“关系”，也不是说费尔巴哈离开人与世界的“关系”去看待人。恰恰相反，费尔巴哈在他的哲学著作中反复地谈到了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在于：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关系”不是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而是他所说的感性直观的“关系”；不是人在“感性的活动”中所建立的世界对人的“为我关系”，而是人对世界的“直观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费尔巴哈完全抛开了人与世界的“关系”。

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这当然不是说动物不同其他事物发生“联系”。如果没有各种动物不同的生存环境，哪里有各种动物的存在呢？马克思所强调指出的是，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而真正作为“关系”而存在的关系，只能是以“我”的存在为前提的“为我关系”。正因为费尔巴哈不是从“为我关系”去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费尔巴哈所说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费尔巴哈所说的“人”也不是作为现实的人而存在的。

“为我关系”是人与世界的关系，确切地说，是人在自己的“感性活动”中所建立的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关系。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人要使世界满足自己的需要，又必须使自己顺应世界的规律；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既要给自己构成关于世界的客观图画，确信自己的现实性和世界的非现实性，又要以世界自己的规律来规定人的活动，把现实的世界变成人所要求的现实。“感性活动”是“为我关系”的实质内容。离开人的“感性活动”就没有“为我关系”，那样，人与世界的关系就会像动物对世界的关系一样，不是作为“关系”而存在。

马克思所说的“感性活动”就是人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所说的“为我关系”就是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实践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也是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旧唯物主义离开人的存在方式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因而无法正确地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对于唯心主义的批判，马克思突出强调的是它“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并且进一步指出，它“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在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总体评价中，也包含着两个方面或两个层次的意思。第一方面或第一层次，在与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感性相对比的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即从人的感觉（如贝克莱）或思维（如黑格尔）出发去看待思维对存在的关系。第二方面或第二层次，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唯心主义不仅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而且它只能是“抽象地”发展能动的方面，因为它作为唯心主义哲学“当然”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正是在这第二方面或第二层次，马克思展开了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并在这种批判（以及对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新的理论思维方式，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的“实践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