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辩证法的哲学前提自我批判（第2页）

这种关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统一性原理”即哲学前提，在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宗教的、伦理的、艺术的、科学的、常识的等方式）中，在人类所创建的全部知识体系（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思维科学等知识体系）中，扮演了一种独特的角色：它作为最高的或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批判性地反思人类一切活动和全部知识的各种前提，为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提供自己时代水平的“安身立命之本”或“最高的支撑点”。

然而，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对待哲学自身的前提即它所提供的“统一性原理”？它所追求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是否真的具有“终极”的性质？哲学用以批判人类的全部活动和全部知识的“统一性原理”是否也具有内在的否定性？

哲学的“统一性原理”总是对时代精神的概括，总是“思想中的时代”，因而只能是历史性的存在。只有批判地反思哲学前提，才能敏锐地触摸到时代精神及其内在的否定性，从而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因此也只有批判地反思哲学前提，才能形成在本质上是批判的辩证法的理论思维方式。作为两种世界观理论或两种理论思维方式的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其本质区别在于能否批判地反思哲学自身的前提——哲学的“统一性原理”。

（二）哲学“统一性原理”的内在否定性

哲学的“统一性原理”，是一种追本溯源式的意向性追求，是一种基于实践活动的历史展开性的人类思维的无穷无尽的指向性。它试图对人类活动的最根本的前提——“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做出最根本的和最彻底的解释，但它在每个历史时代所做出的解释又总是具有相对的性质。因此，它的可能达到的目标，并不是它所自许的终极性的解释；它的真实的意义，也不在于是否能够达到它所追求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它的真实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永远悬设着某种崇高的理想目标，并以这种理想目标去审视人类所从事和人类所关注的一切，使人类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保持活生生的求真意识、向善意识和审美意识，永远敞开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空间。

恩格斯说，人的思维是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7]。哲学对“统一性原理”的寻求，首先是植根于人类思维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即植根于人类思维的“至上”性或无限性。化学寻求基本元素，物理学寻求基本粒子，生物学寻求遗传基因，所有的科学都寻求“基本原理”。哲学的“统一性原理”正是在理论思维前提的层面上，表达了人类思维对确定性、必然性、简单性、统一性和终极性的寻求。

问题在于：哲学的“统一性原理”本来是并且只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对于具体的哲学家来说，本来是并且只能是思维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因此它是“不至上的”。但是，这种“统一性原理”作为哲学自身的前提，作为哲学考察人类的全部活动和全部知识的根据，却总是要求最高的权威性和最终的确定性，把自己所承诺或设定的“统一性原理”视为毋庸置疑和不可变易的“绝对”。

对于这种情况，维也纳学派的领导者、德国哲学家石里克做过颇为精彩的描述。他说：“所有的大哲学家都相信，随着他们自己的体系的建立，一个新的思想时代已经到来，至少，他们已发现了最终真理。如果没有这种信念，哲学家几乎不能成就任何事情。例如，当笛卡尔引进了使他成为通常所称‘现代哲学之父’的方法时，他就怀着这样的信念；当斯宾诺莎试图把数学方法引进哲学时，也是如此；甚至康德也不例外，在他最伟大著作的序言中，他宣称：从今以后，哲学也能以迄今只有科学家所具有的那种可靠性来工作了。他们全都坚信，他们有能力结束哲学的混乱，开辟某种全新的东西，它终将提高哲学思想的价值。”[8]与此同时，石里克颇有见地地指出：“哲学事业的特征是，它总是被迫在起点上重新开始。它从不认为任何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它觉得对任何哲学问题的每个解答都不是确定或足够确定的。它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头做起。”[9]

哲学从其产生开始，就蕴含着两个基本矛盾。其一，它指向对人及其思维与世界的“统一性原理”的终极占有和终极解释，力图以这种“统一性原理”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永恒的最高支撑点，而人类的历史发展却总是不断地向这种终极解释提出挑战，动摇它所提供的“最高支撑点”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这就是哲学所承诺的“统一性原理”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矛盾。其二，哲学以自己所承诺的“统一性原理”作为判断、解释和评价一切的根据、标准和尺度，也就是以自己作为“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从而造成自身无法解脱的哲学解释循环。因此，哲学家只有通过对哲学前提的自我批判，重新奠定哲学的“地基”，才能使哲学的解释循环不断地跃迁到高一级层次。这就是哲学前提的自我矛盾。

哲学自身所蕴含的这两个基本矛盾，是辩证法理论得以产生的基础，也是辩证法的哲学前提批判得以进行的基础。哲学所承诺的“统一性原理”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矛盾，是辩证法的现实的、历史的根据；哲学自身的解释循环所造成的哲学前提的自我矛盾，则是辩证法的理论的、逻辑的根据。辩证法对哲学前提的批判，就是揭示哲学自身所蕴含的历史的和逻辑的内在矛盾，从而在更深刻的层次上揭示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

在哲学理论蕴含的两个基本矛盾中，前者是后者的根源和基础。这正如恩格斯在分析近代西方哲学时所指出的，“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10]。

同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升华和哲学表达。哲学所承诺的“统一性原理”与人类历史发展的矛盾，只有升华和表达为哲学前提的自我矛盾，引发哲学家发现、揭示和展开先前的或其他哲学前提的内在矛盾，并把这些矛盾提升为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才能构成作为哲学世界观的“矛盾”。辩证法理论是以这种具有哲学世界观意义的“矛盾”为对象，通过哲学前提的自我批判而发展的。

（三）哲学前提批判的双重内涵

辩证法的哲学前提批判具有双重内涵：一是揭露哲学前提的内在矛盾，否定既有的“统一性原理”；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展现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形成表达新的时代精神的“统一性原理”。这就是辩证法对哲学前提的双重否定或否定之否定。在这种双重否定中，哲学的“统一性原理”既是被否定的对象，又是被重建的对象，因而是否定与重建的统一。

辩证法的哲学前提批判，从其理论内容上看，是不同水平的哲学理论之间的斗争。在辩证法发展史上，古代的本体论追究的辩证法被近代的认识论反省的辩证法所取代，近代的认识论反省的辩证法被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学反思的辩证法所取代，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学反思的辩证法又被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批判的辩证法所取代。这种“取代”并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一个复杂的“扬弃”过程。后者总是否定了前者的“统一性原理”并且否定了前者据以形成这种“统一性原理”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反思层次的跃迁。近代的认识论反省的辩证法，它否定了离开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而直接断言存在的思维方式；逻辑学反思的辩证法否定了离开概念运动而直接断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思维方式；实践论批判的辩证法则否定了离开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而抽象地展开概念自我运动的思维方式。而这些否定的积极成果，则是新的思维方式以及新的哲学“统一性原理”的生成。

辩证法的哲学前提批判，从其理论形式上看，是哲学的提问方式的历史性转换。哲学理论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问题总是自我相关、自我缠绕的。一方面是老问题以胚芽的形态蕴含着新问题，研究和回答新问题总要反省老问题；另一方面是新问题以成熟的形态展开老问题，解决老问题又有赖于探索新问题。当代英国哲学家艾耶尔提出：“哲学的进步不在于任何古老问题的消失，也不在于那些有冲突的派别中一方或另一方的优势增长，而是在于提出各种问题的方式的变化，以及对解决问题的特点不断增长的一致性程度。”[11]古代哲学从客体提出问题，探寻“万物的统一性”；近代哲学从自然（唯物论）或精神（唯心论）提出问题，探寻“思想的客观性”；黑格尔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提出问题，探寻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马克思则从“现实的人”提出问题，探寻人类自身的解放道路。这种提问方式的历史性转换，构成了辩证法的理论形态的历史性转换。

在辩证法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形式的历史发展中，实现了对哲学前提的双重否定或否定的否定。一方面，它不断地否定了哲学前提的“虚无性”，使哲学的“统一性原理”获得了愈来愈丰富的规定性，也就是愈来愈深刻地展现了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它又不断地否定了哲学前提的“固存性”，使哲学在新的层次上去重构自己的“统一性原理”，也就是以新的思维方式去揭示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辩证法对哲学前提的否定就是对它的新的规定，辩证法对哲学前提的规定则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它的否定。这就是辩证法的哲学前提批判的规定与否定的对立统一，也就是辩证法的哲学前提批判的双重内涵。

列宁说：“辩证法的特征的和本质的东西不是单纯的否定，不是徒然的否定……而是作为联系环节、作为发展环节的否定，它保持着肯定的东西，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中。”[12]列宁还具体地解释说，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就在于“否定第一个论点，用第二个论点去代替它（就在于前者过渡到后者，在于指出前者和后者之间的联系等等）”[13]；“对于简单的和最初的‘第一个’肯定的论断、论点等等，‘辩证的环节’，即科学的考察，要求指出差别、联系、过渡。否则，简单的、肯定的论断就是不完全的、无生命的、僵死的。对于‘第二个’否定的论点，‘辩证的环节’则要求指出‘统一’，也就是指出否定和肯定的联系，指出这个肯定存在于否定之中。从肯定到否定——从否定到保存着肯定东西的‘统一’，——否则，辩证法就要成为空洞的否定，成为游戏或怀疑”[14]。

那么，这种作为联系的环节、作为发展的环节的辩证否定，与那种“空洞的否定”和“怀疑论”的区别何在呢？列宁以“诡辩和辩证法”为题引述了黑格尔的看法，即“诡辩是依据未予批判和不加思索的无根据的前提而作的推理；而我们称辩证法是高级的理性运动，在这种运动中，那些似乎是全然分离的规定通过自己，通过它们本身而相互去过渡，前提则被扬弃”[15]。

辩证法对哲学前提的双重否定，也就是哲学前提的自我重建。辩证法的这种批判与建构的矛盾运动，构成哲学世界观的螺旋式上升运动。它的特点是，辩证法一次又一次地把哲学的“统一性原理”推翻，却一次又一次地重建哲学前提。辩证法的双重否定过程，就是哲学家从新的视角、以新的方法、用新的综合，揭示人与世界之间的新的意义，提示可供人类反省和选择的新的理想，使人类在愈来愈高级的层次上实现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

辩证法的实质就在于，它以否定性的思维对待自己的前提——哲学的“统一性原理”。在辩证法看来，作为“统一性原理”的哲学前提，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性，又是一种历史的局限性，因而它包含着内在的否定性，孕育着新的历史可能性。辩证法是一种具有“巨大的历史感”的理论思维方式。

从历史的进步性看，哲学在自己时代所提供的“统一性原理”，就是该时代人类所达到的对人与世界的统一性的最高理解，即该时代人类全部活动的最高支撑点，因此它具有绝对性；从历史的局限性看，哲学在自己时代所提供的“统一性原理”，又只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它作为人类全部活动的最高支撑点，正是表现了人类作为历史的存在所无法挣脱的片面性，因此它具有相对性；从历史的可能性看，哲学在自己时代所提供的“统一性原理”，又是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所建构的阶梯和支撑点，它为人类的继续前进提供世界观层次的理论支持，并作为世界观层次的批判对象而存在。

在哲学世界观层面上，辩证法理论的批判本质就在于，它揭露哲学自身前提的内在矛盾，展现哲学前提自身的狭隘性、片面性和暂时性，论证它的历史进步性、历史局限性和新的历史可能性，促使人类不断地反省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以批判的、革命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全部思想和行为，以新的理论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去反观人类的历史和现实存在，并在新的更高的层次上重建哲学的“统一性原理”。